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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读书人,媒体人。

过了40岁,才敢说能够懂得流沙河先生

导读

一个瘦弱的文人,可以真正深刻地影响到一个城市。

知道流沙河先生去世的消息,真的不敢相信。在成都居住10年后,我才有机会见到沙老。最近几年,我一直把老先生看成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一部分,有空就会去听他讲《诗经》和《周易》,也一直以为,可以一直这样听下去。

流沙河先生讲诗经(摄影:唐吉科德)流沙河先生讲诗经(摄影:唐吉科德)

在我自己达到最成熟的状态,才完全懂得先生的价值。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课本里有一首《就是那一只蟋蟀》,就是他的作品。我着迷的不是这首诗的主体部分,而是前言——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

课本的注释告诉我,Y就是余光中,台湾著名诗人。我那时感兴趣的是,一个台湾诗人和一只四川乡下的蟋蟀,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这是我对流沙河先生的全部印象。等到长大,开始痛恨课本,以为凡是课本上的,都不怎么样,对流沙河先生也不以为然起来。

等我到了成都,知道他是本地的一个文化名人,很多餐馆、书店的店招,都是他写的,包括我最喜欢的“弘文书局”。他以自己的方式,滋润着这座城市。我在报社做文化版的编辑,几经争取,开办了一个“读书”版。当时跑文化的记者去找流沙河先生题字,他欣然同意。

这个题字我一直在版面上使用,后来读书版中断,我也离开,但是在今天,《成都商报》出的书展特别报道,又把沙老的题字发在了版面上。这就是一种想念。在这个城市,总有一些人会时不时想起他老人家,有门路的人可能会给他太太发个消息慰问一下。

流沙河很早就是有影响的诗人,但是他晚年不再写新诗,而且贬斥自己的作品。他醉心于研究汉字,但是也不喜欢人们称他为学者。他最满意的称呼大概是“读书人”。在成都,他是最好的读书人,而且也很喜欢关照读书人。这个社会上,读书人是很边缘、被人看不起的群体,有时候被视为麻烦,有时被称为傻子,但是读书人也有自己的传承,有自己的承担。

流沙河从车辐这样的前辈身上接过了文化的使命。被打成右派,在成都北郊凤凰山劳改,白天他不得不学习《红旗》,但是在夜晚,他仍然可以挑灯苦读《说文解字段注》这样的古籍,所谓“百日红旗瞒场长,晚窗偷得读书灯”。他的幸运,还在于能得到像车辐这样的老先生的支持。上世纪50年代,流沙河出第一本诗集,送给车辐时就写着“车辐吾师指教”。

车辐不但指导他读书,在他劳改时,还帮组他拉车,流沙河后来回忆:“派来助我拉车的人多矣,唯先生最卖力”,“背心短裤,满脸汗尘,仍有那么多曲艺界乃至川剧界的老朋友向他鞠躬问好”。

所以,在他遇到像冉云飞这样喜欢读书的后生时,也是发自内心地喜爱。他曾提到与冉云飞的交往,“相互对谈,欢声撤户,甚至快活,真学友也”,“有一天见他一边读一边走,读到会心处,脸上还带笑。拦住问读的啥,原来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放他走后,回头目送,见他低头还在走读,穿行在人群中”。这是喜爱,某种程度上比关爱扶持更重要,因为这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对后辈的鼓励是最大的。

冉云飞把流沙河看成是自己的老师,执弟子礼的还有像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这样的“豪杰”。冉云飞和樊建川,性格都极为张扬和自我,但是在流沙河先生面前,他们始终是毕恭毕敬又开心的小学生。他们学到的一定不是知识,而是某种对生命、社会和做人的态度。

一个瘦弱的文人,可以真正深刻地影响到一个城市。独立作家周成林对主流文化界不屑一顾,但是却仍然对流沙河充满感激,他在《爱与希望的小街》中,写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四川省文联对面杂货店看到流沙河先生时的情景:“那是冬天,他系着围巾,裹了一件大衣,双手插在衣袋内,干瘪的核桃小脸我一眼就认出来。只是我生性不幸逆反,不论何时何地,遇到我喜欢与崇敬的人,我从不愿意超女粉丝那样大声尖叫释放什么激情,我从无追星习惯,也不热衷情人签名。所以,我只是偷偷打量他,内心激动,脸上平静。”

流沙河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对周成林的影响,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周成林这个人。这就是文化。城市极速扩大,喜欢进步的人们每天热火朝天地奔向成功,但是却仍然有那么多人能从一个作家身上感受到力量。

我第一次见流沙河先生是作家李长声来成都做文化沙龙,请先生做嘉宾。在活动之前,我买了一本书,请沙老签名。他很认真写我的名字,使用繁体的“豐”而不是“丰”。到今天,我依然不能用笔正确写出这个繁体字。这一幕对我本人意义重大,彻底治愈了我之前的狂躁症,让我变得谦虚。那时我来成都已经超过10年,浑浑噩噩,胡乱读书,自以为是。

流沙河先生(摄影:方正)流沙河先生(摄影:方正)

主办方请流沙河先生讲话,大家都以为是礼节性的发言,没想到他坐下来讲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先生已经年过80,但是在一个小时的讲话中,根本没有用一个语气词。引用古诗和古代典籍原文,都是准确背诵。我好歹也算是读过硕士,见过不少教授、学者,却从来没见过一个“读书人”可以讲得这么流畅。前段时间在东京见到李长声老师,他对这一幕仍然印象深刻,那也是他所参加的最特别的活动。

现在过了40岁,认识到自己要花一生时间,好好做一个“读书人”,在这个时候,虽然不懂他讲的《周易》,但是我敢说真正懂得了先生。这几年见过他很多次,每次都受到鼓舞,感觉人生还是值得一过。在追忆先生的时候,自己也可以鼓起勇气,希望能够通过努力,可以做他的一个“学生”。

【责任编辑:胡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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