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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新加坡资深媒体人,联合早报评论员。

我在日本见天皇、入狱、生娃

导读

那是让人眼界大开的三年,特别是当时很多不经意的见闻,随着岁月的沉淀,慢慢对我展现出其内在的文化意义。

“金阁啊!我终于来到你身边住下来了……你的美,也许再过些时候就会清楚地看见,现在还看不见。但愿现实中的金阁比我想像中的金阁会显出更清晰的美。”(《金阁寺》,三岛由纪夫)

对于日本的各种想象,或许就犹如三岛由纪夫对金阁寺的憧憬一样。在外派日本工作三年之前,我有机会参加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为东南亚青年公务员所主办的一个月日本体验之旅,也曾参加过日本外务省为培训发展中国家外交部官员日语能力的九个月课程,在东京以北的埼玉县的日本国际中心寄宿上课。尽管如此,现实中的日本比我想象中的日本,仍然存在巨大的回味空间。

资料图:金阁寺资料图:金阁寺

金阁寺之于三岛,应该是“美”的“原型”(archetype);而日本之于我,或许更多是“善”的原型吧。从追看电视剧《阿信》开始,到羡慕成功面试就读日文系的大学同学,日本如何快速地从二战废墟,一跃成为发达国家,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各国急于破解的谜团。

资料图:日本电视剧《阿信》DVD封面资料图:日本电视剧《阿信》DVD封面

虽然因为“广场协议”而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出现了所谓的“失落的十年”,日本社会的井然有序、彬彬有礼,对比小时候从经历日占时期长辈口中咬牙切齿的日本想象,对我依然具备强大的磁力。

1996年4月,有幸被新加坡外交部外派驻日本大使馆服务三年。外派前我与未婚妻结婚,一起去位于东京六本木的新加坡大使馆报到。

那是让人眼界大开的三年,特别是当时很多不经意的见闻,随着岁月的沉淀,慢慢对我展现出其内在的文化意义。三年间经历的大小事固然不少,当中值得一书的,应该就是题目所说的“进宫、入狱、生娃”这三件事了。

与明仁天皇面对面

在使馆服务了近两年后,资深的大使任满回国,接任的新大使到来的第一件公务,便是准备进宫向明仁天皇递交国书。

仪式安排在1998年4月23日。首先要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向位于皇宫附近的帝国酒店租用仪式所需的燕尾服。(那些还保留民族服装的国家,则可以穿自身的国服参加典礼。)在正式场合穿戴燕尾服,是日本官方众多见证明治维新时代努力西化的历史遗留的一例。日本内阁就职典礼时,首相以及所有男阁员都会身穿燕尾服拍集体照以示隆重。

递交国书的仪式简单却庄严隆重,我们一行人(候任大使、公使、一等秘书、身为二等秘书的我以及另一名二等秘书)当天一早便到东京驿(火车站)启用于1914年的红砖丸之内建筑物的贵宾室等候。这个安排据说有其历史原因。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西方学习,当时的列强新大使赴任日本时,会先在横滨港下船,然后乘坐火车直赴东京,再从火车站乘坐宫内厅的专用礼宾马车入宫递交国书。

到了约定时间,陪同的宫内厅官员便陪同大使一起步出贵宾室,准备上马车。犹如童话电影里看到的马车,由两匹漂亮高大的黑马拉动,共两乘,各坐两名乘客,还有四名骑马的警察护卫。我和另一名二秘同事只能失望地坐在尾随的礼宾汽车。车站外已经挤满了因为马车而好奇看热闹的日本人和外国游客,不少人还对着穿着燕尾服的我们拍照,虽然一时有了大明星的虚荣感,却丝毫不敢嬉皮笑脸,赶紧快步上车,准备进宫。

车水马龙的东京驿面向皇宫的中央口交通,在那一刻为我们一行实施短暂的管制,马车沿着行幸通直达和田仓门,再左转入皇居外苑进宫。

日本皇室所在的皇居,基本上就是东京市中心最大的树林公园,郁郁葱葱,幽静典雅得同外面热闹非凡的东京简直是两个世界。上网查了资料,皇居总面积为3.41平方公里。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巅峰时代,据说其地价相当于整个加利福尼亚州房地产价值的总和。(当时在皇居附近的银座,一家面积才3平方米的角落办事处就要价60万美元。在泡沫经济破裂后,东京房地产价格仅有巅峰时期的1%,从中便不难了解泡沫经济对日本人心理的冲击。)

皇居一角皇居一角

一进入皇居,心情不由得变得越发庄严。而今回想,这种带有敬畏之心的反应,不只是来自皇居建筑的气派,也不仅是即将觐见的明仁天皇拥有身为一国之君的崇高地位(其实他本人相当和蔼可亲),还包括天皇作为日本民族团结的象征,以及其所代表的千年的历史传承与文化想象。

在皇居下车时,鬓发灰白、仪表出众的宫内厅长官已经在那里等候,同候任大使寒暄几句后,陪同我们一行到一所富丽堂皇的偏厅等候。宫内厅的礼宾官向我们简单讲解了递交国书时的礼仪。我们会轮流进入皇居宫殿“松之间”,进殿后缓步走到另一头天皇所在处,距离他一米多处站立,鞠躬后面对他后退三步,才转身走出殿外。

在偏厅等候时,大伙交谈时不由自主地都压低了声音。有人讲了个笑话,试图让大家笑着放松一下。一位同事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低声说一定要去看看,里面也是金碧辉煌。我听从建议,立即去参观了一下,果然让人大开眼界。洗手回来后大伙还私下开玩笑,说要带走个印上皇室菊花紋章的香皂或杯垫什么的回去留念。当然,没有人真敢那么放肆。

资料图:皇室菊花纹章资料图:皇室菊花纹章

仪式非常简单,殿门打开后,依稀记得看到天皇站立在正殿中央,左侧立着陪同的外务大臣或副大臣,大使由宫内厅官员带领,到天皇面前双手递交了国书,鞠躬行礼,天皇也欠身回礼。礼宾官逐一示意我们入殿,轮到我时,就按照之前的指示做,或许太过紧张了,脑子更多是空白,至今一直没有完整的记忆,忘了鞠躬前是否直视天皇,只记得一心要把礼仪完成,害怕出错出洋相。

待行完礼步出松之间大殿,心情在一阵放松之际突然百感交集。一方面对于能代表国家参加并亲身见证如此庄重的典礼而与有荣焉,另一方面突然想到祖父母若泉下有知,他们的长孙对着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明仁天皇的儿子当面鞠躬,不知道会作何感想?虽然家人侥幸在日占时期都生存了下来,但还是躲不过那三年多的苦难和屈辱。记得小时候曾听先父说过,当年日军南侵的消息不断传来,年幼的他好奇地问先祖父:“难道日本兵是铁甲人?为什么没有人能阻挡他们?”

当年的铁甲兵虽然不在了,但是创造铁甲兵的秘方似乎还很鲜活有力。皇居地价在经济泡沫后仅剩泡沫巅峰时的1%,整个社会的财富经历程度如此严重、几近灭顶式的价值摧毁,人民居然没有暴动,社会如常运作,不可以不说是一大奇迹。

从天堂到地狱

如果说皇居是日本社会的最崇高的象征,那监狱无疑就是另一个极端了。1998年12月,随着圣诞节和新年假期的临近,大使馆的工作节奏也跟着慢了下来。因为负责领事事务的同事回国休假,我暂代了他的任务。不巧日本官方突然通知,一名新加坡囚犯在狱中病逝了。我们赶紧联络了在他在新加坡的家属,由于空运大体的费用太高,家属同意在日本火化,再把骨灰送回国。

这是一起不常见的领事任务,刚身为人父不久的我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职责所在,也只好接下。日方安排在圣诞节当天接待使馆人员,主要是确认死者身份、见证火化仪式并安排骨灰的运送。

死者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他似乎是因为走私犯罪而入狱,被囚禁在距离东京以西35公里的府中监狱(府中刑务所)。府中刑务所是日本最大的监狱,也是拘留外国囚犯的地方。12月23日是明仁天皇的生日,在日本是公定假日,但是12月25日却是工作日;而当天却是新加坡的公定假日,我们于是得事先安排使馆司机加班,载我一个人驱车一个半小时去执行公务。

印象中这名逝世的新加坡囚犯家境并不好,好像也没有成婚,家人不知道是因为旅费太贵,还是感情不睦,亦或是怪他给家里蒙羞,并没有人来日本办理后事,而是全权委托给大使馆代办。死者大约40来岁,好像是急性肺炎死去的。

东京的冬天虽然没有后来派驻的北京冷,但是也有零下的时候。监狱里不知道是否有供暖,会不小心感冒而致命并非不可能。事先查了使馆档案,也询问了本部领事司的同事,似乎没有什么前例可遵循。

为了这个任务,我在衣柜里选了黑色的领带打上,穿上深色的西服。一大清早从使馆出发时,唯一的念头,就是要确保这名国人同胞的确是病死,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一路上一直被这个念头所困扰,也就没有心情与司机同事聊天,或看看沿途的景观了。

好不容易才抵达府中市。环绕府中刑务所的高墙和墙内巨大的建筑让人感觉灰暗。迎接我的是一名会讲一点英语、长得有点矮胖的监狱官,他大概介绍了情况,便带我去见监狱的医务官。身穿白袍、身形瘦削的医务官也会说英语,客气但冷淡地向我简单解释了死因,就带我一同去查看尸体。

资料图:府中刑务所资料图:府中刑务所

尸体摆放在一间冰冷的小房间里,用白布盖着。医务官揭开头部的白布让我确认死者身份。我只能对照档案的照片验明正身,那一刻我不断提醒自己,要查看死者面部是否有任何异常或伤痕。那短短的几秒犹如几小时,在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后,我向医务官点头示意。他盖回白布,再陪同我回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在文件上签字,就算办理了交接手续。

迎接我的监狱官这时告诉我,希望我能等候尸体火化,才一起去处理骨灰。等火化完毕,我们一同去到一处临时安排的灵堂,由于没有家属,按照日本习俗,监狱方把我当做家属代表。

陪同我的监狱官这时递了一双长筷子给我,然后就连同负责火化的白衣工作人员,一起把焚化后的白骨,用筷子捡起来放入骨灰瓮中。日本人至今在进餐时还保留了唐代的分食习惯,一人一分,而不是宋代以后中国人的共食。据日本友人说,因为就是这个一家人一起用筷子把骨灰放入骨灰瓮的习俗,让日本人觉得在餐桌上从同一个大碗取食物共食不吉利。

捡完骨灰封瓮后,监狱官和工作人员对着骨灰瓮双手合十,并点香祭拜。我也入乡随俗,拿着香开始默念了一遍《心经》,深深地对骨灰瓮三鞠躬,才转身向监狱官和工作人员鞠躬道谢。他们赶紧一一弯腰鞠躬回礼。这时仪式总算完成。

监狱官这时的态度不再如初见面时那么拘谨,陪我到他的办公室,向我解释骨灰瓮将如何运回新加坡。我向他道谢后,也就同时告别。他陪同我去到监狱外的停车场,目送我上车,鞠躬道别。

上车后整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虚脱感,看着手表,虽然已经过了午餐时间,却一点胃口也没有。日本籍司机同仁有一句没一句地同我聊天,我则心不在焉地虚应故事。心里一直隐然不安,但却说不出所以然。可是在内心的极深处,一把声音则向我耳语:为什么没有要求医务官掀开遮盖尸体的整块白布?

外国囚犯在府中刑务所都是单独监禁的,不若日本囚犯是数人一间。日本是个先进有礼的文明社会,虽然也有所谓的学校和职场的欺凌现象,但应该不会发生在当时已经在日本享有声誉的新加坡人身上吧?

日本监狱尽管严厉,毕竟不是第三世界国家那样无法无天;死者为大,要求看全尸似乎有大不敬……我不断试图开解自己,然而却躲不过耳语所隐藏的责问:万一在尸体脸部以下发现有淤青,又将如何?这恐怕才是为什么没有要求医务官掀开遮盖尸体的整块白布的真正原因吧?

这个问题困扰我至今,偶尔夜深人静,不由自主会回想1998年圣诞节的那一天,自己是否有辱使命?那个记不起名字的同胞,到底有没有冤死在异乡的监狱里?我当然希望没有,可是也不敢百分之百的确定。哪怕概率非常渺小,我那一刻毕竟没有完全排除任何的疑点。这个永远的愧疚,只能在平日诵《心经》时,回向给这个客死异乡而被我遗忘了名字的同胞。

新生命的喜悦

日语中有“我慢”一词,是借用佛教的词语,原意是形容自高自大、虚荣心等,在日文中则有“忍耐、忍受、克制”等意思。日本文化与中国传统在“吃苦”这一点并无二致,都相信是一种能升华人格的美德。“我慢する”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这一点,因为大女儿在日本出生的经历而深有体会。

由于地理上比从新加坡出发更靠近,我们在派驻日本后的隔一年年底,就飞去夏威夷二度蜜月。度假期间,妻子感觉不舒服,回到东京后去诊所检查,意外得到好消息,我们就要升级为人父母了。为内子检查的医生是一位英语流利、色温貌恭、两鬓灰白的谦谦君子,年龄莫约60出头。很幸运地,他也是位于品川区的昭和大学病院的妇产科主任。

资料图:昭和大学病院资料图:昭和大学病院

1928年建校的昭和大学是日本最大的私立医科大学,校训“至诚一贯”,取自《孟子》的“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10多年后,我们带着已经就读中学的老大到东京旅游时,还特地去了一趟昭和大学病院。虽然没能碰到这位医术精良的老医师,但从柜台处得知,他还在继续悬壶济世,心里都感到很欣慰。

由于是第一胎,我们特别紧张,除了定期到医院检查,也从东京外国人社交圈子里找到一个陪产课程。讲师是一位英国籍的女护士,专门讲解怀孕时该注意的事项,比如个人卫生、饮食起居等。由于护士看起来年轻窈窕,手指上也没有婚戒,我很不政治正确地用半开玩笑的方式问她是否有过生产经验,她从实招来,承认自己是纸上谈兵;从所有上课的年轻夫妇脸上,我感觉到大家都赞许我大胆有此一问。

虽然纸上谈兵,课程却也并非完全没用,我印象最深的内容,是她教导丈夫在产房时,如何提醒孕妇通过呼吸法来减缓痛楚。需要用到这一招,因为日本妇产科鼓励自然生产,而且尽可能不给生产时的孕妇打止痛针。自然生产是一件消耗孕妇体力的事情,所以如何在阵痛不断加剧时转移注意力,保持临盆剧痛时孕妇还要用力“推”的气力。

简单说,分娩呼吸法基本上分三种,在剧痛时用蝴蝶法,从嘴巴快速浅呼吸,目的在分散注意力并保持体力;在微痛时用一般呼吸法,用鼻子吸气嘴巴呼气,放松全身肌肉;在不痛时则用悠长呼吸法,用鼻子深呼吸。用对呼吸法,能避免在错误的时刻不自觉地过早“推”。同时,由于孕妇在阵痛时可能情绪紧张,陪产的丈夫适时提醒该用哪一种呼吸法,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自然分娩、拒用止痛针这些看似“落后”的做法,背后都有大量实证为基础的医学道理,主要是减少人为干扰的自然生产,对孕妇和婴儿的长远健康都大有裨益。很多时候,千锤百炼的传统智慧,内含了科学在个别阶段还没法解释的道理,随着科学知识越来越丰富,很多从前说不清楚的道理,也就让人恍然大悟了。

由于我们是“外人”(非日本人),所以医生破例让我到产房陪产。自然生产的美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诞生和存在,必须经过挣扎和奋斗的痛苦,才能从中展现其可贵的意义。我无法感受太太所经历的痛苦,但是亲身目睹了新生命到来的一番搏斗。“我慢する”的精神,比起西方当代自由主义追求快乐生命的人生主张,恐怕要更贴近人存在的真谛。女儿呱呱坠地那一刻的心情,只能用“非笔墨所能形容”来带过。

太太事后说,呼吸法的确有用,加上那时我们都还没有过30岁,孕妇体质状态良好,整个过程相对顺利。昭和大学病院的悠久历史、先进的医疗科技、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态度,当然也让我们倍感放心。

分娩后,产妇规定要在医院住上六天。这段期间医院会教导新母亲各种育婴常识,如何哺乳、给婴儿洗澡等等。但是,日本人对于坐月子几乎一窍不通。还好家母当时还算健壮,就特地飞来东京与我们一起住,顺便照顾妻子坐月子所需的一切。

日本的国籍法,反映其岛国排外的心态,对外国人归化有诸多严格的限制。身为代表新加坡的外交人员,我们当然丝毫不考虑这一点。只是女儿领取的是昭和大学医院具名的出生证明,她回国后还需要经过一些法律程序,才能取得公民身份(如果她是男性,只要在18岁时当兵服役就解决问题了)。无论如何,这个难得的经历,也让我们见识了日本医疗体系的高效率和水准。放眼世界,能够享受到这种让人安心的医疗服务的国家,其实也没有几个。

小结

在日本的三年,是让我们珍惜且难忘的三年。在新加坡外交部的同仁当中,就我所知,在外派时能同时经历进宫递交国书、入狱收尸和到医院陪产的,恐怕绝无仅有。

日本的善,或许就在于经历了战败之痛后,迅速从废墟里发展茁壮,并且能够为一般的子民提供安居乐业且有尊严的生活环境。

其中原因,可能还在于其皇室在投降后得以保留,减少了对民族集体心理的冲击破坏,让历史传统不至于被拦腰切断。当然,其排外的岛民心理,对于外人还是一种不易适应和克服的障碍。

然而,观诸当前因为全球化导致的移民涌入,在欧美所点燃的民粹主义情绪,又何尝不是排外的呢?国家首先应该对自己的国民负责,做到基本的内外有别,在当前纷乱的意识形态混沌里,恐怕又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常识吧。

然而,日本人的内外有别,呈现在民族主义对于历史的态度,依然困扰着包括日本人自己的很多旁观者,也让日本所代表的善不那么纯粹。一方面,日本战后的表现,无论是促进国内人民的幸福生活,或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的一员,都是对投降前的军国主义罪行的某种救赎。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始终拒绝诚心地谢罪,学习德国人那样彻底反省,妨碍它真正走出历史的心理阴霾。但如此重大的课题,并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随着女儿的成长,我们不时都会到日本旅行,一来安全、二来亲切,每每尽兴而归。环顾当前乱世,我想,从一个个人的身份思考,如果能生活在日本,应该还是幸运且幸福的。

原标题:《进宫、入狱、生娃——驻日三年杂记 》

【责任编辑:身中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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