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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李鸿章的短与长

导读

说李鸿章导致淮军腐败,并不冤枉他。而腐败,正是淮军与北洋水师不堪一击的原因之一。

俗语有所谓“盖棺论定”一说。这种说法对平常人或者适用,对非常之人往往就行不通了。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位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争议的非常之人。此人离世已逾百年,论不仅不能定,分歧乃有愈演愈烈之势。誉之者赞其为清末功勋卓著的伟人,毁之者则称其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现在的历史书,更把他定性为在清末外交中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出卖民族、国家权益的投降派、卖国贼。稍好一点的,说他是洋务派领袖,做过一些富国强兵的好事,尽管如此仍不忘给他戴一顶改革不彻底的帽子。梁启超曾断言:“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1]

梁启超在其所著《李鸿章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开篇的确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2]这样的话。仔细体会他的这几句话,其中既包含着他对李鸿章的赞许,也有责难和惋惜,说明公正地评价这个人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不能感情用事,而且要尽力克服个人的局限性,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打量这个人,庶几可以接近他的真实面目。在这篇短文中,我姑且一试吧。

近读《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一书,才知道在西方,从政要到民众,特别是新闻媒体,都视李鸿章为当代伟人,是中国(清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甚至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在西方人的眼里,只有李鸿章,而没有中国。

西方人的这些说法固然不足为据,很多人捧他,讨好他,其实是有求于他,看重他手中掌握的钱袋。看他旅欧期间德、法、英、美诸国媒体的报道,这种意图是很明显的,而且西方媒体并不避讳这一点。而放眼中国同、光两朝的历史,也不得不承认李鸿章的不可替代性。所谓同治中兴的清末四杰,李鸿章亦为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也就是说,只有把李鸿章置于1860至1900这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他的品性、能力、功罪、得失,才有可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

李鸿章与尤利西斯·格兰特在天津合影。 1879年梁时泰拍摄。李鸿章与尤利西斯·格兰特在天津合影。 1879年梁时泰拍摄。

说起来,李鸿章的政治生命的确是与同光两朝相始终的。他是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字渐甫,号少荃,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年二十五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此后几年的居京生活,过得还算平静,诗酒唱和,文章兴会,其乐融融。不久,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又授为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虽为文职,尽得荣耀。

直到咸丰二年辛亥(1851),洪秀全在广西揭竿而起,发动起义,自号太平天国,两三年内,竟转战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落于其手,形势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而受命讨伐太平军的清朝军队,围堵追剿不成,疲于奔命,狼狈不堪,皇帝不得已,遂命各省士绅团练自卫

先是曾国藩在湖南招募乡勇,教以兵法,号为湘军。随后,安徽人,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奉旨回省团练助军。吕贤基知李鸿章也是安徽人,熟悉当地情形,因此奏明皇帝,邀他同行。据说他当时正在琉璃厂海王村书肆访书,接到圣旨,即刻整装南下。此时的他,既“感念桑梓之祸”,同时,又庆幸自己等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乃赶赴家乡,协助当地官员兴办团练。几年间,他率领募集的团勇转战各地,四处奔波,渐有知兵之名。然而并不得志,谣诼纷纭,谤言屡起,曾有诗题壁,表达悲凉失落的心情:“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棲乌。”[3]

咸丰九年己未(1859)正月,李鸿章由其兄李瀚章引荐,入曾国藩幕,掌书记。这只“失群之雁”至此有了回家的感觉。曾国藩很信任他,曾表示:“鸿章所拟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青出于蓝,亦未可必。”[4]而经过这几年的历练折磨,李鸿章也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办事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的城府,深得曾国藩的器重。所以,当上海受到太平军的威胁,需要派兵援助时,曾国藩就想到了李鸿章,称他“才大心细,可独当一面”[5]最初是让他作为曾国荃的副手,以其所募淮军补湘军兵员之不足。然而,曾国荃却另有打算。他一心要争攻克“天京”的头功,绝不肯带兵到上海去。无论曾国藩怎么催促,他都不为所动。万般无奈的曾国藩,只好改变初衷,将李鸿章由“辅”变“主”,由“副”转“正”。李鸿章进驻上海后,曾国藩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江苏巡抚,专任江苏军事。

上海是李鸿章的福地,在这里,他淘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当时的上海已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地方官员不可避免地要与洋人打交道。对于从未与洋人有过接触的李鸿章来说,初到上海,总有些忐忑不安。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曾写道:“到沪以来,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盪。”[6]说明在此做事,处处都要小心谨慎,一举一动都不能疏忽大意。他的军队也因装束粗陋而被上海驻军嘲笑。他提及当时的情形:“巡抚薛焕兵,衣锦绣有同优孟;而淮军芒鞋短衣,以布帕包首,薛焕兵笑指为乞丐。”[7]

不过,与他将要面对的严峻局势比起来,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咸丰十年庚申(1860)春四月,太平军将江苏省会苏州收入囊中,直接威胁到近在咫尺的上海。随着战火烧到上海城郊,城内的官绅便坐不住了,他们提出了借用洋兵协防的主张。此时担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也主张采用“抚夷助剿”的办法,对付太平军。而中央政府还未从英法联军的打击中缓过神来,据说,当奏请借洋兵助剿的建议送到京城时,咸丰皇帝勃然大怒,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不过,私下里,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佣美国人华尔组织了一支洋枪队,江苏巡抚薛焕将其命名为“常胜军”,就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直到同治二年癸亥(1863)二月,上谕才正式承认这支军队,给予它合法性的身份。

几年来,这支军队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作战,颇打了一些胜仗,也积累了相当的声誉和人气,被当地官绅视为依靠。

外国摄影师拍摄的1850-60年代中国战争(Felice Beato/J.Paul Getty博物馆)外国摄影师拍摄的1850-60年代中国战争(Felice Beato/J.Paul Getty博物馆)

而李鸿章初到上海所面临的两大难题都与这支军队有关。中国方面,原驻沪官员与洋人多有往来而交情很深,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便出身买办,他还将女儿嫁给“常胜军”管带华尔为妻。他与苏松太道管理海关并署理江苏布政使的吴煦在上海经营既久,关税和厘金都由他们管理,关系盘根错节,钱、粮、财、物、人事及“洋人”,尽在其掌握之中。而他们对洋人的态度,“过趋卑谄”,[8]据李鸿章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披露:“常胜军本华尔旧部,其初不过千人,吴煦、杨坊等始意欲藉以御寇,薪粮夫价及一切军火支应,视官军加至数倍,漫无限制,陆续增至四千五百余人,并长夫炮船轮船经费,月需饷银七八万两。”[9]

洋人方面,最初也没把李鸿章放在眼里。据说,刚到上海时,华尔就拒绝见他,故意冷落他。后英军约李鸿章一起攻打嘉定,被他以兵力不足推辞了。“英军官怒形于色,军士皆愤”,李鸿章对左右说:“彼轻视我者,料我力不能战,我若整军却敌,不邀彼助,彼自然敬服,听我调度,争闲气何为?”[10]

不过,几次接触之后,李鸿章便敏锐地观察到,洋人军队的精神面貌和武器装备,中国军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洋兵队伍既整,炸炮又准,攻营最为利器。”[11]他既惊叹洋兵战斗力之神奇,则暗中布置下属向洋兵学习:“洋兵攻嘉定,数千枪炮齐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如神技,因密令将弁随队学习。”[12]随即,他又与英军签订了联合作战合同,派三千人协同英军作战,并由英军训练这三千军人。

他多次致函曾国藩,商议如何对付洋人。他既不赞成上海官绅的“媚夷”——取悦洋人的态度,以为“失之过弱”;对另外一些把“华夷之辨”看得很重,对洋人抱着十二分的警惕和小心,动辄主张排外仇洋的人,他也认为“失之过刚”。而他的做法是“调剂于刚柔之间”“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笼络”[13]

所以,虽然华尔在他面前摆架子,但他并不在意,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还称赞华尔“打仗奋勇”。他告诉曾国藩:“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这样做的好处是:“彼允为我代请洋匠制炸弹,并代购枪炮,果能学得一两件好处,于军事及通商大局不无裨益。”[14]

李鸿章的通达、明智、权变、务实,于此可见一斑。而中国军队使用西式装备即始于此时,并开洋务运动之先河。曾国藩是传统卫道士,他教育李鸿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这种思想影响至今。但西洋武器给李鸿章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刺激太强烈了,他在回应曾国藩时说:“用兵在人而不在器,自是至论。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独未能扎营住帐房,又临敌审慎,胆气多歉,此则不及中国好兵耳。”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但最初不仅曾国藩不能认同,即便他的下属,如程学启、郭松林之流,也不理解,仍然“坚僻自是,不肯求教”[15]

这在当时一点也不奇怪,士大夫阶层囿于这种认识的,相当普遍。李鸿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批评这种现象:“中国士夫沈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16]长此以往,中国恐很难在世界上立足

这是李鸿章的开明之处,也是他比曾国藩及诸同僚更为深刻之处。他认为,至少还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学习西方势在必行,一个近因,一个远因。所谓近因,是指太平军已在使用洋枪,他在战场上看到,太平军“专恃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17]而且,“外国不拘官民,窃售利器”,势不能禁。也就是说,官府无法阻止太平军获得西洋武器,结果就造成了官军以陈陈相因之兵器对付太平军新式武器的尴尬局面。李鸿章“每念及此,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长叹也”。[18]

至于远因,也是他比旁人看得远,虑得深的地方。他看到:“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喝,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藪。[19]很显然,李鸿章是较早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扩张野心及其可能性的人之一,防患于未然,中国也应该学习日本,以西方为师,变法图强。

不过,学习西方技术,借重洋兵洋枪,能为我所用,固然很好,但如何避免为其所制的局面,却是李鸿章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861年9月30日在给史士良的信中他就表示:“洋人船坚炮利,固大可恃,今仰仗其力,亦迫于时势而已。”[20]而且,“常胜军”凭借其武器精良,能征惯战,常常表现得专横跋扈,狂傲不驯,是很难驾驭的。因此,如何整顿“常胜军”,收回兵权,就成了李鸿章的一块心病。

由于华尔在战斗中受伤,不治身亡,白齐文接替了华尔在“常胜军”中的职务。这个人的性情比华尔还要野蛮骄横,一次,他从战场归来,向杨坊索饷,被杨拒绝,他竟动手打了杨坊,抢去饷银四万余元。借此机会,李鸿章不仅将白齐文革职,顺便也把吴煦、杨坊告上了朝廷,以管理不善的连带责任,将二人暂行革职。同时,经过多次交涉,艰难谈判,李鸿章还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就“常胜军”的管理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不仅明确了清朝政府对“常胜军”的管辖权,而且将士兵从五千人减少为三千人,初步解决了他的心头之患。梁启超就很赞许他的这番举动,称之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概,论者韪(wei)之。[21]

很快,英国陆军少校戈登出任“常胜军”管带。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与戈登统帅的“常胜军”合作得不错,虽小有不快,大的方面则配合默契,李鸿章还奏请朝廷,授戈登以中国总兵。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就陆续攻下了常熟、太仓、昆山、吴江、江阴等处。1863年11月中旬,以三路大军围攻苏州。

然而,由于苏州太平军在主将慕王谭绍光的领导下拼命死守,淮军与常胜军连日苦战,久攻不下,死伤甚众。为避免更大的伤亡,遂决定以策反的方式,从太平军内部寻找突破口。这时,困守于苏州城内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以及“四大天将”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启发。而纳王郜永宽已有投降之意,他的副将郑国魁原与淮军将领程学启(程本是太平军降将)相识,于是,通过郑国魁与程学启秘密联络,戈登与程学启来到苏州城北的阳澄湖,与郜永宽面订降约。双方约定,郜杀谭绍光并献苏州城降清,而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许以郜本人二品顶戴。“学启立誓,戈登证之”[22]

12月4日,谭绍光召集诸将在慕王府商议防务,郜永宽乘机让天将汪有为刺杀谭绍光,并掩击其亲军千余人,遂打开城门,归降清廷。第二天,郜永宽等献上谭绍光的首级,李鸿章、程学启入城受降。至此,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有些不妙,据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的记述:“当时此八将(指上述四王四天将)所部兵在城中者尚十余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既许以总兵副将等职,至是求如约。学启细察此八人,谓狼子野心,恐后不可制。乃与李鸿章密谋,设宴大飨(xiang)彼等于坐舰,号炮一响,伏兵起而骈(pian)戮之,并杀余党之强御者千余,余众俱降。”[23]《李鸿章年(日)谱》的记载与梁启超的记述大体相同,也提到程学启担心“太平军过多,恐尾大不掉 ,定计召郜云官(永宽字)汪有为等八人来议事因设伏杀之”,最后还特别指出,“鸿章初不肯,学启以去就力争”[24]似乎杀降主要是程的主张,意在为李鸿章开脱。

但戈登以为,李鸿章既为清军统帅,就该为杀降一事负责。所以,当他听说郜永宽等都已被杀的消息后,怒不可遏,提着短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杀他以偿其罪,甚至宣布“常胜军”不再受李鸿章节制,并准备攻打淮军。

查理·乔治·戈登,英国陆军少将,军事家查理·乔治·戈登,英国陆军少将,军事家

据说李鸿章躲在外面,不敢回营,还请了英国医生马加尼为他说情。而戈登始终不能原谅李鸿章,他还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事后,清政府褒奖“常胜军”,奖励戈登白银一万两,被他公开拒绝了,他还拒绝了李鸿章先前应允的犒赏金七万元洋银。多年后,李鸿章到欧洲诸国考察,在英国期间,他专程到戈登塑像和墓地前献了花圈,并鞠躬致意,此举赢得英国朝野的好评。他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忏悔则不得而知。

此事在梁启超看来却是不可原谅的,他指出:“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剚(zi)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虽彼鉴于苗沛霖、李世忠故事,其中或有所大不得已者存,而文忠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以见其概矣。”[25]

梁启超的批评指出了李鸿章性情或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实际利益大于义理道德、行为准则。有人曾对比曾国藩与李鸿章,说曾做事讲应不应该,而李做事考虑的是能与不能。二人的区别就在于,曾是理学家,终其一生都在捍卫儒家的义理名节,绝不苟且;而李是实干家,做事不得不考虑可能性,有时或委曲求全,或权衡利弊,或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总之是要讲谋略,讲进退,讲权变,讲时机,而不拘泥于名教、义理、道德、原则。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曾有所表示:“以孤军与方外杂处,每至十分绕舌。用痞子放赖手段,彼亦无之如何。”[26]痞子手段不就是流氓手段吗?正人君子如曾国藩是不肯为的,而李鸿章却没有这么多的忌讳。

李鸿章与德国政治家俾斯麦李鸿章与德国政治家俾斯麦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一直是以“诚信”要求他的,李鸿章曾经对人谈起曾国藩对他的教诲,说是与洋人打交道,关键在一个“诚”字。而他此次苏州杀降,很明显是对“诚”字的违背,而曾国藩的态度却非常的耐人寻味。据说,那天“曾国藩在安庆闻苏州受降,初大喜,继愁绝,幕僚问故,不答。既而得杀降报,乃叹然称道‘言鸿章眼明手辣’”[27]

曾国藩的心态在这里似乎表现出好几个层次,既有以较少代价取得苏州的欣喜,也有对大量降军的担忧,还有如何处理这些降军的为难。李鸿章杀降,解决了这道难题。虽然有些遗憾,但他还是有了一种释怀的感觉。这里似乎还隐含着一种更为深层的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或如梁启超所言,杀降背公理,而这个“公理”恐怕还不是曾、李二人所能认可的。在他们的思想理念中,人还不是普世价值中的人。故杀降一事,如果考虑到社会的安全、稳定,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少杀降之事,而投降之后再次作乱的例子,更近在眼前,教训是深刻的,因而曾国藩闻降军如此众多而“愁绝”。只是“负约食言”或有悖于他所信仰的“诚”字,故而还有一“叹”

电影《投名状》中表现的苏州杀降事件电影《投名状》中表现的苏州杀降事件

李鸿章在上海经营数年,得到两笔遗产,一曰军事,一曰洋务。前者,他被认为懂军事,能打仗。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仅用一年时间,他又率领淮军平定了让许多著名将领束手无策的捻乱。梁启超说:“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nü)。虽曰幸运,亦岂不以人事耶?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一岁而荡平全吴哉。剿捻也,以十余年剽悍之劲敌,群帅所束手无策者,亦一岁而歼之,盖若有天授焉。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真将将之才。虽然,李鸿章兵事之生涯,实与曾国藩相终始,不徒荐主而已。其平吴也,又由国藩统筹大局,肃清上流,曾军合围金陵,牵掣敌势,故能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国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馈粮士有宿饱者,又由有良江督在其后,无狼顾之忧也。不宁惟是,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28]

至于后者,又不仅仅说他懂洋务,知洋人,善与洋人打交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外交,几乎都有李鸿章的参与;同时还要看到,他对西洋国家以及西方文明的见识,也在绝大多数士大夫之上。前述他给总理衙门的那封信,就是很好的证据。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他认为,这篇文章至少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李鸿章的先知先觉:“第一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那一国变的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的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如此,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29]

总之,军事与洋务,奠定了李鸿章一生事业的根基,他的荣耀与悲剧,也植根于此。他以毕生精力倾注全副精神于海陆军的经营,他所办洋务,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铁路、设矿局、开工厂,以及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的设置,包括兴办各种新式学校,派学生外国游学,目的大都是为强军。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他的北洋海军和淮军都有了一定规模,甚至有资料显示,中国海军在世界海军中排名第八位,高于日本海军的第十一位,但是,1894年的清日战争,清军无论在海上还是陆上都被日军轻而易举所击溃,屡战屡败,兵败如山倒,李鸿章多年心血,毁于一旦,不可收拾。军事的失败,直接造成了外交的困难,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

如果说,平定太平天国是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的源头,那么,清日战争就是他失意之历史的开始。从得意到失意,其中的缘故,或“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30]

具体说来,前面一半是外因,后面一半即内因。所谓外因,也就是他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环境。梁启超所以“悲李鸿章之遇”,就是看到了他的境遇不佳:“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31]作为清王朝的首席外交官,处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中,所谓弱国无外交,其命运肯定是悲剧性的。特别当城下之盟,当事人的外交手段再高明,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且,外交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32]这个“国势”,就涉及李鸿章所处的社会环境。李鸿章是主张改革的,虽然他的改革诉求还很有限,尽管如此,每当有效法西方的新的建议提出来,都会遭到一般士大夫的激烈反对,而且,他们的理由往往又是观念的而非现实的。这些不顾实际的争吵往往会影响朝廷决策,阻碍建议实施,甚至将已经上马的事情搅黄。从买船、造船、开矿、建厂,到修铁路、办邮政,乃至派学生出国留学,没有哪一件事不是费尽苦心,慢慢奋斗争取到的。

这个时代的士大夫群体,整体上是守旧排外的,先知先觉者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对世界都缺乏最基本的认识。这些人又很自大、盲目,既不知己,又不知彼,遇事很容易做英雄状而轻举妄动

1894年,甲午清日战争中国的惨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许多人都归咎于李鸿章,责李罪李,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然而,这种指责是很不公允的。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他列举了战前战后在外交、军事、人事、指挥等方面处理不善,以致失误、失当者凡十二处,认为是李鸿章应该负责的。但他又说,更不能容忍的,却是“盈廷虚骄之气”,那些“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虚骄嚣张之徒”,才是真正的“亡国之利器”

他进一步指出:“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33]为什么呢?即文明愈进步,则国势愈强;而拒绝文明,固守愚昧者,国势必弱。强胜于弱,优胜劣败,乃世界之公例。因此,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责备李鸿章一个人,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本人并非没有问题。梁启超说“鸿章之自取者半”,就是看到了他的缺陷。这里固然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他个人的局限性。用人失当是一方面,“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fen)事,贻误大局”。[34]从另一角度说,李鸿章用人,比较重视才干,和曾国藩、张之洞的部下比起来,他罗致的人在才智方面或更胜一筹,他们无论是任幕职的还是补实缺的,多数都能不辱使命。但相比曾氏部下多为尚简朴,好读书的君子;张之洞的部下,也极少贪婪聚敛之徒;那么,李鸿章的手下显然就多了一些奢靡放纵之辈,有人则因沉溺声色而闻名。

有人认为,李鸿章可能正是要以牟取私利的机会为诱饵,吸引人才为自己效力的。而且,李鸿章本人就有这样的“惯例”。当年太平军围攻上海,米价暴涨,每石高达银五两。淮军和“常胜军”占领苏州后,收缴了大批太平军所存大米,李鸿章以为机会难得,竟以每石银三两的价格将这些大米全部买下,运到上海卖高价,他和淮军将领因此而致富。他办的许多洋务企业,对国家也没有太多的助益,倒是他自己以及与他一起办企业的人,赚得盆满钵满。由此看来,说李鸿章导致淮军腐败,并不冤枉他。而腐败,正是淮军与北洋水师不堪一击的原因之一。

李鸿章有句名言,今日为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但处于大变局中的他,似乎并不能一变到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顾忌的。所以梁启超说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zhi)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35]他希望李鸿章“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36]然而,李鸿章未能利用他的这种优势,这是梁启超为他可惜的。但也应该看到,这只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而已。

注:

[1] . 梁启超《李鸿章传》,3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 . 同上,1页。

[3] . 宝宗仪编著《李鸿章年(日)谱》,2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8月版。

[4] . 同上,26页。

[5] . 同上,37页。

[6] . 同上,45页。

[7] . 同上,42页。

[8] . 同上,42页。

[9] . 李鸿章《整饬常胜军片》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1863年1月28日),转引自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7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10] . 宝宗仪编著《李鸿章年(日)谱》,42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8月版。

[11] . 同上,42页。

[12] . 同上,43页。

[13] . 同上,42页。

[14] . 同上,45-46页。

[15] . 上述皆引自费正清 邓嗣禹著《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所引李鸿章致曾国藩书,92页,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8月版。原题《上曾中堂》(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见《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第46-47页。

[16] . 同上,94页。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4-10页。

[17] . 宝宗仪编著《李鸿章年(日)谱》,46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8月版。

[18] . 引自费正清 邓嗣禹著《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所引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信函,94页,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4-10页。

[19] . 同上。

[20] . 宝宗仪编著《李鸿章年(日)谱》,46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8月版。

[21] . 梁启超《李鸿章传》,2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2] . 宝宗仪编著《李鸿章年(日)谱》,55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8月版。

[23] . 梁启超《李鸿章传》,2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4] . 宝宗仪编著《李鸿章年(日)谱》,56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8月版。

[25] . 梁启超《李鸿章传》,2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6] . 宝宗仪编著《李鸿章年(日)谱》,48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8月版。

[27] . 同上,56页。

[28] . 梁启超《李鸿章传》,3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9] .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插图本),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版。

[30] . 梁启超《李鸿章传》,4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

[31] . 同上,12页。

[32] . 同上,76页。

[33] . 同上,56-57页。

[34] . 同上,43页。

[35] . 同上,3-4页。

[36] . 同上,46页。

【责任编辑: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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