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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绿桑,作家、学术女青年、购物狂。迷恋一切美好的物质,并喜欢把它们研究透彻。2015年2月起,在腾讯《大家》开始发表“拜物神教”专栏。

我为什么不写小说了

导读

面对同样的问题,几个圈层发出迥异的声音,在圈层内部也出于背景、立场不同而争吵,这是当下中国最真实的情况。

鲁迅有一篇文章《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

在从事学术之前,我是个作家。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提及我创作的经历,拿了两届作文比赛一等奖,出版了几部作品,成为“80后”、“青春文学”作家代表,后来转型纯文学创作,登上了中国最高级别的刊物,斩获文学奖,被评论者所关注,作品译介到国外出版,有人对我的创作寄予厚望。

好像一切顺风顺水,一个青春文学作家转型纯文学 “迷途知返”的例子,能带给评论者多少言说的空间。

与此同时,我的精神状态并不好,作家的敏感被放大,敏感又是创作的源泉,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我也逐渐失去了写的意义,小说既不能帮助我认清自己,也无助于我认清世界。一些小说看似个人,但其实可以被加工,只不过是陡然反转的情节和纠结的性格、繁复的细节组合,再配上“失败者”、“小人物”、“历史”、“时代”这类主题,方便评论切入。只要文笔不错,足够聪明,又遵守文坛规则,稍加勤奋、努力就能脱颖而出。但我认为好的创作,是应该从自己的困惑、苦恼出发,通过写作解答疑问,让自己豁然开朗,有一种被驱使不得不写的力量。

我失去了这股力量,却有了更多的困惑和思考。

几年前,我换了一个新环境,跟过去切割,不再写小说了,也渐渐忘掉自己作家的身份。

这几年,我除了用笔名偶尔写几篇专栏,话题关于消费主义,兼有生活记录,完全放弃了小说创作,当有人问起我还写不写的时候,我都说不写了。大家纷纷表示可惜,说应该继续写的,小说是自己的。

我们错误地认为工作都是为别人的,只有创作是自己的,所以宁愿纠结在创作中,却很难从工作里得到滋养,感到快乐。

我幸运地生活在了不同圈层的交集里,身处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消费主义者、时尚从业者、媒体人、作家、文艺青年、普通百姓的圈子交汇处,时常感受到一种分裂,面对同样的问题,几个圈层发出迥异的声音,在圈层内部也出于背景、立场不同而争吵,这是当下中国最真实的情况。

这已经不光是阶层的问题,而是我们“身份”的裂变,身份在社交网络上被完全割裂,出现一个一个幻影,让人觉得有希望跨越圈层,成为另外的人。“我之为我”不是个体生成的事情,而是在与他者、社会的交往中浮现,但由于各种新媒体、社交网络出现,原来现实里的人际交往,变成了虚拟世界的交往,交往的对象不再具有确定性,有可能我们是在和一个机器交往。于是在当下“我们是谁?”和“我们想成为谁?”产生了疑问,成为我感兴趣的话题。

当下小说比较好的,是可以写出一个圈层的声音,更多的是写一个人的声音,或者那个主人公的声音就是作者自己的声音。

尽管作家开始变得对时代有强烈的诉说欲望,但小说里的世界,声音却越来越单调。有人说文学并不负责反映时代、还原嘈杂,要深挖人的内心,要写隐藏着的潜意识,要描摹生活里无尽的细节,要把个体放大,我对此持保留意见。

不写小说的日子,大部分是在看书,以及观察生活。

相较作家,我更乐意做一个生活的观察者,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蕴含着好奇的目光。我去工体看球,观察六万北京球迷的状态,记录他们的语言。我刷“小红书”了解物质和人的关系,以及以“幸福”为装饰的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我追乐队综艺,想要了解方言和地方意识的觉醒。我给新闻节目做策划,体味不同人的困境和乐趣。我参与国情调研,了解不同地方人的生活和中国之广袤。在这无穷无尽的体验、观察中,我生发出很多问题意识,促使我从事学术研究。

可以停止写作,却不能停止思考。可以对问题敏感,但不能情绪敏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书读多了,下笔的欲望就越来越少,一方面是有那么多优秀的学者、作品,还有写的必要吗?能超越前人吗?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吗?我的思考能被人看见吗?另一方面是如批评家陈福民所反思的:“我对后现代知识条件下无限增殖和日益繁复的写作并不能完全信任。直观地说,真的有必要写那么多吗?人们对自己不辞辛劳制造的那些文字,真的有信心吗?无论是虚构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我觉得在言说的意义上大抵都流于无内容的重复。

每天纠结于“有必要写吗”和“我能写好吗”的冲突中,致使我产量锐减。我围绕着一个话题 “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文学”,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命题,是因为我觉得文学和时代的关联越来越弱,我们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纷繁的变化,想在时代的车轮里,找到自己来时的轨迹和前进的方向,可是当下大部分文学作品并没有起到指引作用,既没有让我们看清来路、去路,也很难让我们感同身受,时代却成了文学失去影响力的替罪羊。

对于读者来讲,除了吸引人的故事以外,他们更多是想要与人物建立一种认同感,通过他人的经历,调动想象力,勾连自身,用自己杂乱、破碎的经验来对照文本所提供的经验,或质疑、或反思、或验证、或进一步表达。[1]经验背后,其实是一种时代下共同的情感的联结。

但文学里生产的是什么?极端情景,凶杀案、拐卖儿童、吸毒贩毒、地球毁灭、工厂事故,这些极端情节来源于新闻报道和电影,曾经有个文学比赛参赛的35篇作品,三分之二的作品里出现了死亡,堪称“血债累累”,死亡作为一种陌生经验,其强烈的刺激性确实可以震撼读者,但不断重复也会让读者感到麻木。[2]

用极端事件推动叙事和点燃情绪,将生活的可能性简化为几种极端行为,是当下创作的普遍问题。还有大量不健全的人物形象,使之成为一种符号,[3]我们想要在文学里看到一个站在阳光底下有着复杂感情和生动生活的正常人是如此困难。最后都指向了人的绝对孤独,沟通无力,爱无能。一些当下的文学创作不光缺乏反省的力量,还把现实中人可能有的广阔道路,和被现实救赎的可能给写死了。

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以后,我有朋友晒出一柜他收集的历届获奖作品。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位老大爷拿着手抄的茅奖获奖名单在新华书店里寻找。有资深的文学从业者说,看了这么多茅奖作品的人是被毁了。他可能对文学持有更高的标准,但也隐约透露出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的失望。可那些寻常的百姓,那些依然对中国当代文学怀有期待的人,我们怎么做才能不让他们失望?

不光文学创作,我们的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今天很难通过阅读一本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著作,来理解我们的时代。”连文学研究者自己都更愿意从哲学、历史著作里找寻答案,由此导致现当代文学研究非常明显的边缘化趋势。[4]

我希望在重新建立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上做出努力。这些年我一直在做新媒体时代的文学观察,从2001年开始写作至今,我算是传统媒介、网络媒介、新媒体演变的见证者、参与者。我没事就刷刷豆瓣、抖音、快手、小红书、毒等新媒体平台,它们太有意思了,每个平台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有阶层有鄙视链,有秩序和对秩序的突破,有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鲜活地折射出当下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我听到《野狼disco》时深受感动,当代东北的生动画面立刻在眼前浮现。有人责怪是它们分走了文学的注意力,但它们又很“文学”,那些打动人心的产品文案,不是文学的一种吗?小红书上“千万千万不要买XXX,因为太好用了!”就用了先抑后扬的写作手法。抖音上那些精心编织的起承转合,不是虚构的一种吗?香水评测对于味道所触发的一段场景极其细致、华丽的描绘,都借鉴了文学的精髓,打动人心。

我一直寻求在学术和传播之间的平衡,学术不应该是学术刊物、学术出版、学术会议的“专利”,不应该是自说自话,它应思考如何走向大众的问题,重新建立一种“公共性”。实际上读者对学术的热情越来越高,“甲骨文”丛书吸引了一批中产阶级受众,想要打破学术和通俗的界限。我们的学者是否也应该思考如何用一套“普及性”的语言把事情讲明白,以及如何更加敏锐于当下的诸种变化。

虽然我的兴趣点广泛,但更关注于如何透过对文学的研究,来理解当代中国的整体性,以及文学在介入和推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发挥的作用。[5]所以我写作的每一篇文章,都有着考察所研究对象如何介入时代的问题意识驱使。而这种问题意识的建立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及对当下变化的深刻把握,我还需继续努力。

我小时候梦想过许多职业,律师、记者、服装设计师,都是雷厉风行的角色。后来十几岁成了作家,包裹着文艺气息,二十几岁误打误撞做了学术,不得不变得理性、严谨,但有时那个敏感的自我会跳出来捣乱。

刚开始做学术的日子,我会经过国贸,面对着灯红酒绿、高楼大厦,我总是产生怀疑,我不是应该属于这里吗?穿着高跟鞋,像个女强人一样奋斗。

可惜我并没有鸡汤文学主人公那般雄心壮志,发誓站上国贸之巅。

后来,我就不去国贸了。

也就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早晨七点起床,八点读书,中午简单午休,继续读书,晚饭后陪父亲去公园散步,回来接着读书,一直到半夜十二点入睡。全年无休,没有节假日的概念,除夕那天,几个小伙伴开玩笑不读书做什么?难道看春节晚会吗?

虽然没能成为职场女强人,也不算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因为我的颈椎没出现问题),但从事学术的乐趣在于,它可以推动我不断去思考,去解决自己的困惑,去见识不同人的思想,反省自己的武断与浅薄。

至于以后还会不会写小说,我也不知道。

注:

[1] 张定浩:《论经验》,《职业和业余的小说家》,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2] 唐山:《网友抱怨“读不懂”, “文学格斗”是谁的胜利》,《北京青年报》,2018年12月21日。

[3] 张定浩:《路内与虚构》,《上海文化》,2014年第3期。

[4] 黄平:《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六个难题》,《当代文坛》,2019年4期。

[5] 同上。

【责任编辑: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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