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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华龙,毕业于北京大学希伯来语专业本科、哈佛大学圣经研究专业硕士,目前为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学系古代近东博士生。 曾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奥尔布赖特考古研究所及莱比锡大学访学。曾在专业期刊和学术会议中发表和宣读若干论文,并于媒体上刊发过关于近东与中东历史、犹太和以色列文化等相关话题的文章。

制霸世界艺术史的大卫,是一位真实历史人物吗

导读

如何让自己成为尽量多的土地当仁不让的主人呢?在现实政治和武力之外,他们还需要历史叙述和考古发掘。他们需要一个辉煌的过去——一个真切的大卫,一个真切的所罗门。

一、耶路撒冷与大卫城

但凡去过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的人,在《大卫像》前打卡绝对是必选动作。

无论哪个国家的美术史课本,都会重点介绍这尊艺术杰作,它出自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之手,雕成于1501-1506年左右。正是因为这尊雕像,即使从未读过《圣经》的人,也会知道大卫之名。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表现的是大卫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一刻——身为牧童的少年大卫以弱敌强,手持甩石击倒非利士人的武士歌利亚,从而拯救了以色列人。

根据《旧约》的传说,在此之后,大卫逐渐取代了以色列第一代国王扫罗的位置,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和以色列神的受膏者。最终,大卫带领以色列各支派在耶路撒冷城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如果,在《旧约》的叙述当中,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被看作古代以色列人的血缘先祖,摩西充当着以色列成为一个族群的标志,那么大卫和他的继承人所罗门则代表着古代以色列政治实体的理想状态。

不过,这位制霸世界艺术史的大卫,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吗?他治下的“以色列王国”果真如《旧约》中所描述的那么所向披靡吗?

根据《撒母耳记下》,这位开国之君曾经:

“……在盐谷击杀了亚兰一万八千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撒母耳记下》8:13-15)

让我们踏进耶路撒冷这座古代都城,试着寻访一下大卫王的遗迹。

乍看上去,这座极具奥斯曼风格的老城似乎与千年前的传奇国王没什么交集。这个一公里见方的城区如同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里面居住着阿拉伯人(包括穆斯林和阿拉伯基督徒)、犹太人和亚美尼亚基督徒,各自拥有自己的区域,也各自保存着自己的文化和记忆。时而彼此交融,时而泾渭分明。

从大马士革门进去,一路穿过穆斯林区,我们就到了犹太教的标志性遗迹,“哭墙”。哭墙之上则是伊斯兰教的重要圣地,金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隔着广场与之相望的则是犹太定居者在此处建立的经学院。从二者之间的“垃圾门”(The Dung Gate)离开老城,我们就抵达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村落——西尔万村(Silwan)。而恰恰是这座巴勒斯坦村子充当着耶路撒冷与古国以色列、大卫王最为重要的联系纽带:此处同时也是一处重要的犹太考古遗迹,其名字听上去非常响亮:大卫城(City of David)。

大卫城遗址 (梅华龙/摄)大卫城遗址 (梅华龙/摄)

不过,这个大卫城和大卫到底有什么关系?它真的是大卫攻下的那座耶路撒冷?这里真的有大卫的遗迹吗?更重要的是,他建立的那个“以色列统一王国”,是真实的吗?

二、历史与以色列的合法性

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需要申明一点,这几个问题不仅仅是历史爱好者的闲情逸致,也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它最重要的意义,在现实层面。

众所周知,对于现代以色列这个国家及其社会而言,古代历史充当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一百多年以来,西方犹太复国主义精英将现代西方文化和政治结构移植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与西方人在北美、澳洲、非洲建立的一般殖民地不同的是,巴勒斯坦在复国主义移民伊始并不仅仅是一个“外族人”居住的地方。巴勒斯坦,或者“迦南”,在犹太宗教传统又当中被看作“圣地”、“应许之地”。因此,对历史和考古发现的解读,就成了构建和维护这一西方政权(尽管犹太文化起源于东方)合法性的重要方法。这一点,正是以色列极为重视考古和古史重建的根本原因。

锡安主义移民宣传海报 锡安主义移民宣传海报

有一个关键词,也是“以色列”这一概念在政治上的原点:“统一王国”

我们知道,“犹太”这个概念来自于古代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大王国”。但问题是“犹大”在公元前9-7世纪与“以色列”是两个并立的王国,并不是等同的概念。如果犹太及其先人与广阔的北方土地(大致从约旦河西岸拉马拉以北一直到以色列与叙利亚、黎巴嫩的边境)关系寥寥,如果“以色列”这个概念并未包含过“犹大”,那么一个“从但城(Dan)到别是巴(Beersheba;当今Tell Beer Shava遗址、以色列比尔谢巴市)”绵延数百公里的“犹太民族家园”或许就将失去说服力。反过来,虽然依靠古史(或古代传说)开疆拓土本身也颇具争议,但这至少给现代以色列某些团体的民族主义诉求提供了一些依据。

不难理解,统一王国、大卫和二世主所罗门是否存在过,一定会成为以色列乃至西方整体公众文化中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话题。

传说中的统一国王疆域:扫罗与大卫时代的以色列传说中的统一国王疆域:扫罗与大卫时代的以色列

三、《圣经旧约》与历史

有些朋友或许会问:“统一王国是否存在过的确是个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但这难道是什么难题吗?不都写在《圣经》里面了吗?”

的确,根据《旧约》《撒母耳记》和《列王纪上》的一些篇章,包含犹大在内的早期以色列十二部落曾经在先知撒母耳和第一代国王扫罗的带领下击退了非利士人(The Philistines)等周边强敌,建立了一个王国。而在经过一系列权力斗争之后,大卫王继承了这一王国,并且将统治中心迁到了耶路撒冷这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

耶路撒冷曾经是迦南人的城邦,在三千多年前的阿玛尔纳外交书信(The El Amarna Letters)中曾被提及。而根据《旧约》,大卫征服了这个传统上的区域政治中心,并且以此为据点,东伐西讨南征北战,与周边的亚兰人(The Arameans)、传统劲敌非利士人和约旦河东岸的摩押、亚扪、以东奋力征战,征服外族土地甚至驻军。

而二世主所罗门并没有简单地坐享其成。他不仅完成了父亲大卫的遗愿,给以色列的守护神耶和华建立了一座圣殿,而且还与擅长生意的腓尼基城邦一起控制了地区海上贸易。所罗门也是智慧和财富的化身,美名远扬,还吸引了来自也门示巴女王到访,传为佳话。用《列王纪》的描述来说,彼时的所罗门:

名画《示巴女王会见所罗门》,名画《示巴女王会见所罗门》,

“……统治列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这些国家,在所罗门在世的日子,都向他进贡,服事他。所罗门每天的食物是细面粉五千公升、粗面粉一万公升、肥牛十头、草场的牛二十头、羊一百只,此外还有鹿、羚羊、狍子和肥禽。因为所罗门统治大河西边,从提弗萨直到迦萨的全境和大河西边的列王,所以他的四境都平安无事。所罗门在世的日子,犹大和以色列人从但到别是巴,都各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列王纪上》4:21-25;希伯来语原版5:1-5)

很明显,大卫和所罗门最终建立的政权已经不能用“从但到别是巴”来形容了——这分明是两河以西、西奈以北的一个不容小觑的地方强权。统治列国、万国来朝——这不仅是古代以色列人的自己的国家。如同一些现代学者所言,这几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色列帝国”!而现代某些以色列民族主义者心心念念的“大以色列”(The Greater Israel)或许就有这一帝国版图的影子。

上图:《旧约》中“以色列帝国”的疆域范围;图中有一些错误。比如传说中的这一时期,伊朗高原还没有“波斯”这一政治实体。

这一切看上去都很美,但问题是:这是真的吗?

粗看上去,似乎没什么不可能。但仔细想想,我们却很容易发现《旧约》关于统一王国成就记述中的所使用的常见文学主题——换言之,也就是一些“套路”。有关开疆拓土加上大兴土木的叙述,不正式古代近东特别是两河流域国王铭文(Royal inscriptions)常见的主题和搭配吗?而在近处,位于当今约旦的摩押王国的国王梅沙(Mesha,见于《旧约》)石碑(公元前九世纪),同样记述了自己作为国王战胜外敌(恰恰是以色列)、统一摩押部落、建立新的城市并且将胜利献给自己的主神的事迹。

尽管我们不能仅仅凭借文学上的相似性就断定《旧约》统一王国史为伪造,但主题上的相似性足以告诉我们一点,即《撒母耳记》和《列王纪》的某些内容有可能不是历史事件同时代的年鉴记录,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

更重要的是,很多学者发现,虽然所罗门所统治的广阔领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公元前10世纪的政治现实尚未可知,但其边界似乎与公元前六世纪以后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之两河以西行省的边界颇为相似。换句话说,这一“以色列帝国”的概念很可能来自于几百年后犹太文化精英根据自身历史环境对过往的想象。

而从根本上而言,这还涉及了通过《圣经》研究历史时难以避免的方法论难题:传世文献特别是宗教经典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被当做可利用的史料?须知在西方历史上一度认为亚当夏娃和大洪水故事都是史实,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在苦苦寻找大洪水的考古印记。

而随着现代圣经批判性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圣经》故事被认为只是传说和神话。从创世造人一直到出埃及,纷纷被归为传说。而对于某些学者而言,再之后的圣经历史也同样不可信,这自然也就包括所谓的“统一王国”。因而,圣经所承载的神学意义远大于其史学意义。这群人被称为“最小论者”(Minimalists)或云“疑古派”。而与之对立的则是“最大论者”(Maximalists)或者叫“保守派”,在这些人眼中,圣经历史内容在被证伪之前都应该被看作真实的历史。毕竟,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已经通过外部文献(如梅沙石碑、亚述史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现代读者没有理由认定任何一段圣经历史是虚假的,除非有切实的证据。

说白了,二者在方法上的差别就是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差别。

四、考古与以色列统一王国历史——可能性与疑点

不论如何,《圣经》作为一部充满神学和意识形态元素的作品,确实很难独立支撑起我们对某段历史的认知。但好在我们还有考古。

考古发掘是否能揭示出一副更清晰的“以色列统一王国”图景呢?问题在于,考古发现本身只是原材料。除非在地层关系明确的情况下发现了带有明确指向的文字资料,否则我们很难断定某一个发现属于哪个年代。更多的时候,人们依靠陶器的工艺和外形及其演变,加之地层上的先后关系(下层早、上层晚)来确立相对或绝对年代。除此之外,如果没有文字资料,若想把建筑和其他器物及其状态直接与某个历史时期、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也是十分困难的。

譬如,如果在某个区域不同地点出现了大规模的建设,那么显然,将一处遗迹断代为公元前10世纪还是9世纪,将会影响学者对其意义的解读。若是公元前10世纪,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或许是所罗门留下的遗迹——这样一来,文献和考古的二重证据似乎就得到印证了。

然而,即便如此,理论上“所罗门”未必是唯一的可能性。更何况,如果断代晚到了公元前9世纪,那么这便可能是北方以色列王国(而非传说中的统一以色列王国)大兴土木留下的痕迹了。这里面的任何一个步骤都是不确定的。简而言之,考古学家还没发现公元前11-10世纪这个范围内的能够确凿证明大卫和所罗门是真实历史人物的文字资料,也没挖到过他们两个人的国王铭文,遑论证实其“统一王国”。

Megiddo遗址Megiddo遗址

在公元前十世纪,耶路撒冷、Megiddo、Hazor等地的城市生活与建设似乎得到了一定恢复,这一地区与腓尼基的贸易开始繁荣起来,但这是否表明“统一王国”真的存在过呢?这些建设和贸易的主体是不是“以色列统一王国”呢?这一点,只靠考古我们无法下任何结论。其实,我们所知的“古代以色列考古”,和其他地区的考古一样,离不开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古籍的解读。若没有解读,考古发现本身并不能提供太多对历史研究本身有意义的信息。宗旨,在考古层面上看,“统一王国”存在与否,仍旧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不论是《圣经》内部的历史部分,还是考古发现的外族文献,似乎都暗示以色列和犹大就是两个独立的政治体,彼此征战或结盟,在政治上并无特殊关联。当外族人同时提到两个王国时,我们很难判断二者被相提并论是源于任何政治或文化上的特殊关系——或许仅仅是因为离得近。比如,公元前9世纪亚兰王的Tel Dan铭文中记载了亚兰国王战胜以色列和“大卫家”(bytdwd, House of David)——换句话说,也就是北方的以色列和南方的犹大两个王国。但铭文并未表明二者曾经有统一的过去,也没表明二者现在彼此相关。

Tel Dan石碑;“大卫家”这一词组被标出(倒数第三行)Tel Dan石碑;“大卫家”这一词组被标出(倒数第三行)

90年代这块石碑被发掘出的时候,有些人一度非常兴奋,因为这似乎表明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大卫王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然而,这块石碑比传说中的大卫晚了足足一世纪,即便这里的大卫是真人,他的事迹也很可能与圣经内容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这里面的大卫家明确指代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大王国,我们无法由此推论大卫家曾经的统治范围曾经包含北部的以色列。事实上,即便是在《圣经》中(例如我们上面引用的那一段),以色列和犹大在“统一”时期仍然被分别列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南北的裂痕或许并不是在所罗门死后才产生的——或许这一“裂痕”从没消失过。

五、“统一”的痕迹?

然而,我们是否又能因此断言统一王国只是想象呢?统一王国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其实,以色列和犹大这两个王国之间在文化层面的关联中有些似乎暗示着过去某种程度上的政治联合。说到文化共性,以色列和犹大有时被称为两个“希伯来王国”,这当然是指两个国家都讲希伯来语。但这并不一定表明两者间存在特殊关联,因为毕竟那一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普遍使用这种西北闪米特语族之下的“迦南语”,如同某种方言连续变体。

更能表明二者特殊关系的是文字和信仰两方面。文字方面,古代希伯来字母和约旦河东岸摩押、亚扪和以东一样,属于腓尼基字母的一个分支。而这个分支在公元前九世纪后期以来已经渐渐不同于其腓尼基和后来的亚兰分支。虽然这体现的可能只是某种地区差异,但古代书吏的培养却往往和政治机构有关系。有人甚至认为,约旦河两岸五个政权之所以采用同一种字母形式(直到亚述统治时期),恰恰是因为帝国性的“以色列统一王国”将自己的传统传到了各地。

上图:Kuntillet Ajrud铭文。两行文字的第二行写着:“给撒玛利亚的耶和华和他的亚谢拉”。这表明耶和华是北国首都撒玛利亚的主要神祇。

而最重要的元素恐怕在宗教方面。古代中东地区的人喜欢在人名中加入神名成分(Jonathan=Jeho-nathan=“耶和华赐予”),而根据出土于以色列和犹大各遗址的人名来看,两处的人名中都有三分之一以上含有“耶和华”。考虑到有些保存下来的名字是不包含神名的昵称或小名,那么实际上含有“耶和华”比例的名字可能更高。

我们不应忘记,在那个时代,耶和华并非什么世界性的神祇,而几乎每个族群和王国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如以东的Qaus,摩押的Chemosh),因而名字中带有耶和华,是一种较为明确的身份标志——这表明这个人来自某个以耶和华作为保护神的国家。这种保护神的神权机构也往往和独立的政治机构有关。而两国共享一神的情况并不常见。南北二国恰好都尊耶和华为主神,不但有可能让两国间产生特殊的文化认同感,而且也可能揭示了二者之间过往的政治关联:或者是某种联盟,或者是共同的中央神权和王权机构。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以色列和犹大曾经统一在同一个国王的统治下。

六、尾声:悬而未决的统一王国与言之凿凿的历史述说

有人认为,关于“统一王国”的想象源于北方王国覆灭之后。在亚述帝国对北方的控制减弱之时,南方的犹大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开始利用两者在宗教和文化乃至民族层面的共性,开始重构一个强大的、跨南北的统一王国形象。

而在犹大王国亡于巴比伦之手,犹太作为一个民族概念开始浮出水面之际,从巴比伦之囚归来的犹太精英开始进一步挖掘“统一王国”、“大卫”、“所罗门”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宝藏,来提升犹太民族在多民族帝国框架下在区域内的影响力。

从巴比伦之囚时期开始,“以色列家”这个指代北方的名字已经成为犹太人的自称;而到了罗马时期,犹太人更是变成了“以色列民族”(Am Israel)。与此同时,他们的故乡不再是“犹地亚”,而变成了“以色列地”(Eretz Israel)。

对历史的利用和加工仍在继续。当现代西方锡安主义者踏上巴勒斯坦土地的时候,他们似乎面临着古代犹大遗民返回犹地亚时同样的境地:此处已经是帝国框架下的一片多民族、多信仰土地。如何让自己成为尽量多的土地当仁不让的主人呢?在现实政治和武力之外,他们还需要历史叙述和考古发掘。他们需要一个辉煌的过去——他们需要一个真切的大卫,一个真切的所罗门。

上图:大卫城遗址旁边的犹太定居点。竖琴这个标志或许与《旧约》中大卫善于抚琴的形象有关。竖琴是这个定居点的标志。(梅华龙/摄)

因此,我们在耶路撒冷老城外阿拉伯村子中可以遇到那座“大卫城”。城中并没有大卫。大部分遗迹属于几百年后的希腊化时期。偶有公元前10-9世纪的遗存,但断代并不确凿。而当时的城市规模,也似乎与《圣经》中的帝都格格不入。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命名为大卫城重要的是南来北往的游客,是在此接受民族主义教育的以色列和海外犹太学生,是阿拉伯民房边建起的定居点。重要的不是历史,而是对历史的解读和重构。

从阿基琉斯到大卫王,从金字塔到巴比伦,当我们中国读者关注域外文明的时候,也应该提醒自己,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瑰丽璀璨的古迹背后,还有着复杂的权力斗争和话语构建。大家争夺的是历史,但更是现实。

【责任编辑: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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