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姜建强

姜建强,曾大学任教,研究哲学,20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后在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担任客员研究员,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的研究,积极书写、介绍日本及其文化,已出版有《另类日本史》《另类日本天皇史》《另类日本文化史》《大皇宫》《山樱花与岛国魂:日本人情绪省思》等。

京都的魅力在于连日本人都写不好京都

导读

当年明治天皇把皇宫都迁到了江户,但京都的老人还是相信天皇只是去一下东京而已,马上就会回到京都。

(一)

京都,都说不好写。但不好写归不好写,还是有很多人写京都。当然,写得更多的是日本人。日本人写京都,就比中国人写京都要写得好吗?其实也未必。

《用地形解谜日本史》的作者竹松公太郎,是一位河流水库的研究者。他从他的专业知识出发,在书中设问:为什么古代日本人选择京都做首都?设问本身是有意义的,但他在回答京都成为建都之地绝非偶然之时,则陷落了“今为古用”的逻辑置换误区。竹松公太郎说:当初选都考虑到了“京都远离大阪弯的内陆深处,然而实际上是可以依靠船运,自由地前往日本海一侧与太平洋一侧各自的航运交流中心之地”。

都知道京都有鸭川、有琵琶湖,想到水资源,想到水运,作为一名河流水库研究者,其思路当可理解。但问题的关键是刚有书写文字的那个时候日本,何以有“自由航行”这个现代国际政治才有的概念?

鸭川鸭川

日本海和太平洋,是我们近代人区分地理环境的一个结果,在那个没有地图没有海图的年代,一望无际的滔滔大水,古代之人还能辨别出这是日本海的海水,那是太平洋的洋水?可能性几乎没有。稍懂日本历史的都应该知道,当时日本奈良的首都叫平城京。从藤原京迁都平城京,是元明天皇(女帝)的决断。这一迁就是70年。784年,执政的朝廷又将首都从平城京迁至长冈京。

奈良平城京迹奈良平城京迹

这回迁都的最大理由是什么?首先是当时奈良的寺院权力过大,令当时接续光仁天皇的桓武天皇感到忧虑。为此他决定离开佛教势力强大的平城京。其次是桓武天皇嫌弃天武天皇系统的贵族势力。曾经的藤原京和平城京,都与天武天皇系统的血脉相连,桓武天皇不想再延续这个相连。

那为什么又匆匆从长冈京迁都平安京呢?也就是说,781年4月即位的第50代桓武天皇,为什么要放弃营造了只有十年的长冈京,在794年匆匆迁都平安京?这无疑是日本历史的一个谜,但也是理解日本历史的一个关键。长冈地带洪水多,风水差,作为首都不合适。这是日本正史语焉不详的一种说法。

桓武天皇像(延历寺藏)桓武天皇像(延历寺藏)

实际上,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为了躲避早良亲王的怨灵作崇。早良亲王是桓武天皇的亲弟弟,这位当上天皇的哥哥轻信坊间谣传,说弟弟要篡夺皇位,便逮捕了弟弟早良亲王,把他幽闭在乙训寺。弟弟早良一直主张自己是无罪的,是冤枉的,但哥哥桓武一直不予理睬。

最后桓武天皇将其流放到荒无人烟的淡路岛上。怒不可争的早良,以绝食来抗争,最终死在去淡路岛的船上,时年36岁。弟弟即便死了,狠心的哥哥也不予原谅。早良的遗骨,被草草地下葬在流放地淡路岛上。不久,朝廷周围的亲人,接连奇异的死去。人祸之外又有天灾,吓得桓武天皇坚信这是弟弟早良亲王的怨灵作崇,为了镇住这个作崇的怨灵,只得迁都离开长冈京。

新都平安京距离长冈京10公里,位于两川之间的山背国(即现在的京都府)北部的葛野。平安京模仿当时世界最大都市——唐王朝长安棋盘状建造,市街的中心设有大道,其左右为左京和右京。并同时引入中国古代的阴阳理论,借助“四神相应”的天然地势,用以守护新建的平安京。即北山有玄武,东川有青龙,南池有朱雀,西道有白虎。这四神就像四道防火墙,抵挡无孔不入的怨灵入侵。这也就是说,平安京从一开始并不是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思路,在其地质的,经济的,地理的等方面来归化首都机能,而是以镇住怨灵为其最大课题来设计的。

平安京平安京

现在看来,迁都平安京,是桓武天皇执政期间因其恐惧怨灵而做出的一个匆忙决断。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当初不得已而为之的决断,倒反重生了一个日本,重生了一个以京都为中心的千年首都。平安京之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日本再没有迁都过。平安时代398年,镰仓时代148年,室町时代237年,江户时代264年,历史共时为1047年。

正是在这千年悠悠岁月中,后人才慢慢总结出京都建都的颇多好处,这当然包括竹松公太郎的“水系迁都论”在内。但现在看来,这些都属于事后诸葛亮,犯了“今为古用”的逻辑置换错误。

(二)

建筑家出生的井上章一,前几年在朝日出版社出版《嫌弃京都》。能成畅销书,也说明人们已不再满足对京都作旅游观光的表面介绍,而是想要深入京都的骨髓,知道得更多。但这个“知多”则是建筑在嫌弃京都这个话题上,也令人无语。这位作者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他说他嫌弃京都的缘由是自己被歧视、被嫌弃。

按照井上教授的叙说,自己出生在妙心寺南侧的右京区,5岁的时候全家搬到同在右京区的嵯峨,一住就是20年。自己成了一个土生土长的“嵯峨孩”。虽然从行政区划分看,右京区也属京都市,但在“洛中”人看来,那就不是正宗的京都人。嵯峨位于京都的西郊,向来被视为偏乡地区之一。实际上,偏乡就偏乡,也没有什么可叹的。但作者就此发挥道:“京都这个地方的毒性,就是可以用这点小事把人逼入绝境。”

这里,这位井上教授还在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还在进行文明初始阶段的所谓身份认同,并将这种认同过程视为区域歧视的“毒性”。这就在文明发生论上暴露出学术素养的不足。

其实,放眼文明史,区域的歧视在哪里都是存在的。这是被观念地设定成先进文明区域与被观念地设定成落后文明区域,自发且自觉的一种文明碰撞。没有人刻意,也没有人在意,但就在没有人刻意和没有人在意的过程当中,生出刻意和在意。实际上这就是文明的进步了。

守住自己区域的“纯文明”,抵御其他区域的“不纯文明”,在不能拿起武器的前提下,只能是观念上的歧视与嫌弃先行。而被歧视与被嫌弃的“不纯文明”区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意识化地快速融入“纯文明”区域。

井上教授说,古都背后有着一股不可一世的优越感。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古罗马的优越感,至今意大利人还在享用。古埃及的优越感,至今埃及人还在享用。古希腊的优越感,至今整个人类文明还在享用。

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京都人与被洛中的京都人嫌弃的京都人,谁更具有文明视野?我看还是洛中的京都人。再往深处思考,实际上这就是文明的诡异与狡诈之处:它在倒逼人能否更上进一些,能否更文明一些,有的时候就不得不采用一些被常人所“讨厌”的方法。这正如井上教授说,明明要赶人走,但京都人会说等一会吃茶泡饭吧。

笔者是上海人,记得小时候住在“下只角”杨浦区的人,说到去外滩去南京路去淮海路,就说去上海。虽然听起来怪怪的,但这就是文明的中心与边缘,精致与粗糙在当时杨浦区人身上一个自觉的定位与自觉的意识。现在看来,这是个很可贵的定位与意识。

因为至少我们在同样住在“偏乡”嵯峨的井上教授身上,没有看到这种定位和意识。现在不同文明之间还在尽可能的对话,但井上教授则直言“不愿身为京都人”而拒绝同一文明的对话。

鸭川鸭川

(三)

学解剖学出身的脑科学专家养老孟司,多少年前写有《傻瓜的围墙》。想不到成了畅销书后,欲罢不能的他又写了多本“围墙”之类的书。如2017年出版的《京都的围墙》(PHP出版)就是其中一本。想在京都这个热门话题上,留下话语权是写这本书的动机。但毕竟术有专攻,学有专业,在切入论理的时候,这位养老教授为了人为地拔高京都,还是遗憾地留下了学术破绽。

养老在书中的一个结论是:京都是市民社会,东京是庶民社会。何以引出这个结论的?养老教授从“虚荣”着手,认定东京人爱虚荣,京都人不爱虚荣。这又何以见得?他以历史学家叽田道史的《武士的家计薄》(新潮社)这本书为例,说江户侍文化的一个要求就是保持体面。当时武士猪山家在长女阿熊2岁生日时,打算举办“发置祝”宴请仪式(用白色假发戴在小孩头上,象征长寿与健康)。而要举办这个仪式,必不可少的是“赤饭和大鲷”。但当时猪山家没有钱买大鲷,怎么办?就用纸画的大鲷替代。也就是说在宴席上,捧出用纸画的鲷鱼。外祖母实在看不下去,就从自己家里带了些小鲷来充门面。武士的生活已经这么拮据了,但还不忘虚荣,死撑面子。养老说在京都,则不存在武士的世界,所以也就没有虚荣的一面。没有虚荣的一面,就是市民社会。有虚荣的一面,则是庶民社会。

京都是市民社会吗?市民社会就是用“虚荣”这个伦理与心理的语词来界定的吗?这样来看,养老教授的学术短路也是惊人的。我们知道,在京都人的眼里,先前的大战不是指二次大战而是15世纪的“应仁之乱”。最近电视里又多了个“蛤御门之变”(禁门之变)。这是指1859年长州藩和公武合体派之间勃发了“蛤御门之变”,从御所的蛤御门那里开始燃烧大火并延至整个市街。应仁之乱和蛤御门之变的结果就是烧毁了大半个京都。

“蛤御门之变”浮世绘“蛤御门之变”浮世绘

养老自己在书中举例说,京都大学的教授到兵库县的出石这个地方去出差,住宿老旧的旅馆,老板娘出面对客人道歉说:“以前我们家的老爷大人给你们添了莫大的麻烦。”这里,“我们家的老爷大人”,是指叫做山名宗全这个人,他是应仁之乱的西军总大将,是他带领的西军火烧了京都。

500多年过去了,家族的后人还要向京都人道歉。因为这位老板娘知道京都人小心眼,会记住仇恨,而且只记家仇(日本人打日本人)不记外仇(美国人与日本人打仗)。从这个意义上说,京都才是典型的庶民社会而绝非市民社会。因为庶民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用“世间”消解一切。养老教授恐怕没有想到,自己举的例子,恰恰是自己结论的一个反证。

不错,日本的三大祭祀之一的京都衹园祭,是几百年前就开始持续的一项大型传统活动。没有“町众”的自觉参与,是不可能延续至今的。但这恰恰表明的是庶民的力量而不是市民的力量。自己组织起来,带有自治性质,这是日本庶民文化的一个特点。

衹园祭衹园祭

如果说在京都是“町众”,那么在江户就是“町人”。但町众也好町人也好,都是属于商人阶层,金钱本位是他们的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决定了在日本难以产生市民而只能是庶民。

关于这点,江户时期的市井小说家井原西鹤在《日本永代藏》中,已经将这个问题讲透了。而在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曾经的政治学上的“中间势力”,社会学上的“自治性的个别社会”都被全面解体,所有的人都被全体社会所吸收。这就验证了学者丸山真男的一个说法,日本是一个用官僚和庶民构成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市民的社会。

日本之所以是一个没有市民的社会,则是在公与私的中间领域,其半公半私的力量非常单薄,单薄到缺乏社会性次元的抵抗程度。照另一位学者柄谷行人的说法,日本社会的这个构造至今没有改变,而没有改变的原因在于日本是一个代议制的专制国家。

此外,养老教授用“虚荣”来界定“市民”与“庶民”,更是一个学术笑柄。暂且不论“虚荣”与市民与庶民之间是否具有逻辑关联,仅就其京都人而言,他们不爱虚荣吗?京女们不爱虚荣吗?日本随笔家酒井顺子多少年前写《都与京》(新潮社),记载了当年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亲子说过的一句话:“我不要嫁去像江户一样的乡下。”但这位皇宫的“京女”最终还是嫁给了住在江户的德川家茂。

按照专门研究日本县民性人间学的学者祖父江孝男的说法,京都人是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最爱虚荣的一族,如京都人去东京是说“下东京”,如京都人将东京等在京都的企业称之为“外企”等。

(四)

文明,有其长度、宽度和深度。

但,京都文明不在于长度,因为千年不足以长度;京都文明也不在于宽度,因为以“洛中”为中心也不足以宽度。京都文明在于深度。

专攻韩国哲学与文化的京都大学小仓纪蔵教授,在今年出版了《京都思想逍遥》(筑摩书房)。笔者以为这是近年日本人写京都写得最亮眼的一本书。书中讲述有着1200多年的京都,是历史文化和个人记忆的文明宝库。

从《源氏物语》《古今和歌集》开始的京都,经过桓武天皇、道元、世阿弥、一休、良宽、赖山阳、九鬼周造、和辻哲郎、西田几多郎、铃木大拙、高桥和己、柳宗悦、伊东静雄、梶井基次郎、中原中也、三岛由纪夫等文化大家的言语和思想的交错,形成的一种不属于“自我东方主义”的那种“逍遥”,才是京都人诸行无常的物哀体验。不诞生权力者的京都,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的京都,才是京都“深奥”的思想之处。而这个深奥的京都,用井上章一“嫌弃”的思虑,则是怎么也写不出的。

在书中,小苍教授设定人有三种生命:第一是生物学的肉体生命,第二是灵性的普遍生命,第三是偶发的主客相间生命。他说京都这个场所是人的第三生命被“炸裂的现场”。从出町柳到北白川,从北白川到御苑,从御苑到丸太町通,从丸太町通到四条,从四条到八条,从八条到深草,京都所到之处无不渗透思想。这个思想,就像鸭川河水,滔滔不绝,但并不给你震撼而是给你逍遥给你浪漫给你物哀,最终让你归零。

这就令人想起日本幻冬舍去年出版的一本书《最好死在京都》。作者是原本在埼玉县埼玉市开会席料理“二木屋”的经营者小林玖仁男。他在2014年被诊断出患上无法治愈的间质性肺炎,医生说余命只有五年。之后他就毅然地将开了20年的“二木屋”转给他人,与妻子离婚,卖掉家产,然后搬至去过100多次的京都,入居上京区,等待死亡这一天的到来。他在书中这样说:人生的最后时期,要到京都去看去品去思考。银阁寺终极之美令人迷醉,而哲学小道的樱叶则舞动心灵。今年3月22日,这位作者去世,64岁。

你看,还是有深度的思想逍遥,给京都带来魅力。这个魅力,也可以转换成这样的表述:当年明治天皇把皇宫都迁到了江户,但京都的老人还是相信天皇只是去一下东京而已,马上就会回到京都。

这个魅力,也可以转换成数据表述:据京都府官网统计,2017年京都观光消费额,仅京都市就是1兆1267亿日元,为过去最高。当然,这个魅力还在于连日本人都写不好京都。

【责任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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