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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

中国城市正在夺走本属于农村的女人?

导读

90年代开始的进城务工潮,让青年男女进了工厂,相比较而言,男青年城市买房落脚的可能性,要低于女孩子通过嫁人留在城市的可能,这样,就把原本存在的性别失调问题又放大了,这可能会给农村造成更多的光棍。

贾平凹的最新小说《极花》,很有可能是受到郜艳敏的影响。2015年7月下旬,郜艳敏成为舆论的中心,7月27日,贾平凹改完了《极花》。贾平凹有一个几乎和郜艳敏相同的故事:在西安,他一个老乡的女儿被人贩子拐卖了,很多年之后,家里费尽心思找到她,这时,她已经有了孩子,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重新回到了丈夫那里。

著名作家贾平凹著名作家贾平凹

和公众对郜艳敏的争议一样,对作家来说,这个故事,最难的是如何处理被拐女孩对乡村生活的“认同”。去年7月,从公安部打拐办的陈士渠到不少媒体,都主张严惩人贩子,而郜艳敏则“通过”当地宣传部门表示,她只想过安静的生活。打击人贩子当然是正义的,但是把郜艳敏的丈夫抓起来,有可能对郜艳敏造成第二次伤害,郜艳敏的选择,当然应该尊重。

很多人又进一步追问,郜艳敏的选择,是她真正发自内心的选择吗?还有人宣称要解决郜艳敏“自由”之后的工作问题。这种不断的追问和讨论,正是这一类事件的复杂所在。

贾平凹的探索更进一步:被拐女孩,会不会最终爱上那个买了她的丈夫?在有些村庄,光棍很多,“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庄就消亡了”——这句话是最近贾平凹接受采访时说的,估计会受到很多人的抨击。贾平凹经常去农村采风,他发现在有些村庄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感叹:

谁理会城市夺去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不结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对公众来说,郜艳敏自己怎么想永远是个谜,人们只能猜测。《极花》以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叙事,多少有点怪异,但是贾平凹决心给出一个小说家的猜测。被拐女主人公胡蝶本来也是一个农村女孩,跟随母亲来到城市生活,她爱上高跟鞋,爱上城市女孩“有点内八字”的走路姿势,为此即使睡觉时也在苦练。她年轻漂亮,和房东家的大学生男孩眉来眼去,正常情况下,她可能会嫁给城市。但是,从相反的角度看,她来自农村,本来应该属于农村的一位男子,她是被城市“夺去”的,因此,她也存在着重新嫁给农村的合理性。

买她的人叫黑亮,住在窑洞里。贾平凹把黑家设想为农村的精英:黑亮开着一个小卖部,还有村里唯一一辆手扶拖拉机;父亲黑老爹是个石匠,他还是个道德楷模,从来不到儿媳妇住的窑里;有一个盲人叔叔,虽然看不见,但是内心透亮,懂得关心人;有一条非常忠诚的狗,还有一头温顺而有幽默感的毛驴。乡村的精英家庭与胡蝶这种出身农村的姑娘,还是很般配的,这可以让胡蝶更好地接纳被拐卖后的生活。

贾平凹是中国最优秀的农村题材小说家,或许没有之一。胡蝶刚被拐卖到村子里,每天都想着逃走,这一部分显得比较牵强和观念化,不得不借助一些荒诞的内心独白,但是当他写胡蝶开始接受农村时,他的笔法就显得浑然天成。贾平凹是热爱农村的,因此胡蝶爱起农村来,就非常自然。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胡蝶端了簸箕拣豆子,但是坏豆子太多了,她怎么都拣不完。她突然悟道,如果从坏豆子中把好豆子拣出来,就会容易很多。“那个晌午我都在想,这村子里有没有好豆子,黑亮是好豆子还是坏豆子?”贾平凹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当他写农村的草木山水,写农民的衣食住行时,有一种自然的魅力。当胡蝶以慢慢打量起周围的世界时,就必然会被同化。

当然,胡蝶开始必须是刚烈的,她试图逃跑,被抓了回来,村里的男人们痛打了他一顿,衣服撕得稀烂。她顽强地守护住自己,几个月后,几个男人把她绑在长凳上,他的“丈夫”强奸了她,并让她怀孕。要让胡蝶彻底认同周围的一切,怀孕还不够,她还需要认识到这是自己的命。

小说中的这个村子,除了黑家和隔壁窑洞的老爷爷,都是极可怕可恶之人。贾平凹喜欢那种农村的文化,这位老爷爷就是他最理想的那种人物:每天写字,看星象,他似乎懂得一切,并可以解释一切,事实上是这个村子的绝对权威,地位远远高于作为政治权威的村长。胡蝶喜欢找老爷爷聊天,老爷爷告诉她,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胡蝶每晚看天,在怀孕后,她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星,而且还是两颗。她认识到,一颗是自己,另一颗是自己肚子中的孩子——这时,她就认命了,她知道,自己属于这个村子。那天晚上,她把丈夫骑到身下,但是本质上她却归顺了这片土地。

如果我们以一种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来观察,这种逻辑是荒唐的,也是应该批判的,但是作为小说,这种逻辑却是成立的。最后,唯一的悬念就是如何处理来自警方的解救。这一点是小说的败笔,在贾平凹的笔下,代表着正义的城市派出所所长和戴眼镜的记者,成了十足的反面人物。警察的解救行为,通常需要受害者出钱,现实中贾平凹丢掉女儿的老乡,就是一时筹借不到足够的钱,警方迟迟不愿出手。这种对警察的不满,渗透到小说中,到村里解救胡蝶的所长,看上去就像土匪。而胡蝶在被解救后,像苍蝇一样飞来的媒体记者,不断拷问胡蝶的痛苦,让人想起郜艳敏事件中最后公众对好事记者的厌倦。

这样的情节不是不可以,但是却非常仓促和概念化,或许贾平凹自己也不满意,他加了一笔:这场解救行为不过是胡蝶的一场梦,并没有什么人来解救,等待胡蝶的,只有她的孩子。但是,在之前的叙述中,胡蝶不仅给城里打了电话,村里也看到有城里人来打听胡蝶,简单处理成一场梦,不太符合叙事的逻辑。或许,这样的结尾,正是受到了当时媒体热炒郜艳敏的影响。

城乡之间越来越深的裂痕,是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用城市的视角,农村是落后的,是等待反哺的,是急需要摆脱和处理的麻烦;我们也可以用一种貌似客观而中立的视角,讨论如何才能在农村实现公平正义,如何解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事实上还有第三种视角,那就是纯粹农村的视角,采用这一视角的观察,几乎不可见,现实中的农村永远是被调研,被叙述,它已经失去了表达能力。

贾平凹采用的就是这一视角,至少他是在努力这样做。他不是替农村说话,他的小说,就是农村在说话。那些粗俗的语言,那些方言,那些在城里人看来很荒唐但是在他笔下却津津有味的习俗(比如,吃血葱能提高性能力),都是自然的流淌,是非常可信的。正是采用了这种农村内部的视角,贾平凹提出的这个问题才显得很重要:买媳妇是否是合理的?城市是否正在夺走农村的女人?农村的光棍,注定要悲惨地度过一生?

图片源自腾讯“活着”栏目,村里的老光棍图片源自腾讯“活着”栏目,村里的老光棍

在贾平凹看来,光棍是城乡裂痕中最严重的问题,他上升到了村庄生死存亡的高度,因此,他在感情上是同情那些买媳妇的人的。从法律和现代文明的角度,这个问题并没有争议,买卖妇女,绝对应该禁止。因此,在贾平凹那篇访谈的后面,有网友评论:这样的村庄,就让它消亡吧。即使是小说中的人物,也都知道买媳妇是违法的,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

农村的光棍问题,是否和城市的掠夺有关,需要数据支撑。在我看来,造成这一问题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生育造成的农村男女比例失调。虽然法律上禁止,但是在乡镇一级,农民总是有办法来通过B超来确认胎儿的性别,如果第二胎仍是女孩,选择流掉的可能性很大。

图片源自腾讯《活着》栏目,农民工老了图片源自腾讯《活着》栏目,农民工老了

90年代开始的进城务工潮,让青年男女进了工厂,相比较而言,男青年城市买房落脚的可能性,要低于女孩子通过嫁人留在城市的可能,这样,就把原本存在的性别失调问题又放大了,这可能会给农村造成更多的光棍。

贾平凹老乡的故事,以及郜艳敏被拐卖的经历,都发生在十年以前。《极花》中所写的村子,很多男子都是通过人贩子买到媳妇,应该也是十年以前的事。最近几年,随着农村交通的改善和手机的广泛普及,拐卖妇女的案例明显减少(拐卖儿童则不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已经让过去那种禁锢的办法很难奏效。妇女真的想走,大多数情况下,她都可以通过手机报警。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对贾平凹笔下那些农村的光棍来说,却是彻底的灾难,他们或许真的要面临贾平凹所说的“最后的村庄,最后的光棍”那样的处境。

《极花》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小说,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个可供阅读的故事,而且在于,贾平凹证明了被拐卖妇女认同农村、爱上买她的男人,在感情上是成立的。这有助于我们在面对被拐卖妇女这样让人痛心的问题时,能够设身处地为当事人考虑。如果她选择和应该自己的丈夫在一起,我们应该尊重她的选择——就这个角度讲,《极花》是对郜艳敏事件最长也是最好的评论。

贾平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贾平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注】本文原标题为《贾平凹证明,买媳妇也能买来爱情》

【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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