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姚遥

资深公益从业者,专栏作者,关注生命的尊严和社会发展。

相信专业、纪律与服从,却将这74名日本小学生带入了死亡的深渊

导读

应急不等于简单的墨守成规,应当根据个人所处的环境,提前进行综合性判断,规划出最合理的现实方案,然后去执行。

74名学生在海啸中集体遇难,23个家庭坚持8年时间,追究到底,终于得到了赔偿,但没有正义。8年的时间,法院暧昧的判决,政府回避的态度,身边的社会极力与这23个家庭切割,这里是日本。

(一)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75名学生在老师照顾下遇难,74人来自于同一所学校,集体遇难。

里氏9级的地震本不多见,常常发生在无人的深山和远海。这一次,就发生在了居民点附近。按照应急要求,人们需要尽快撤离疏散到空旷的平地之上。

海啸警报已经启动,预估高达数十米的巨浪,正在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徐徐向陆地移动。按照应急要求,人们需要尽快的爬到比较高的地方。

331东日本大地震产生的海啸331东日本大地震产生的海啸

最不幸的是,这两件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的。

身处大川小学的人们,从未经历过海啸,此时必须为自己的安全作出决策。这个决策还将作用于集体,关乎全校在校的老师和小学生们的生命安全。

眼前是刚刚发生的地震,余震和次生灾害还会袭来。远方是看不见的海啸,远离海岸线的地方,海啸是否会真的来临。

避难场所更靠近河道,远方的海啸沿着河道倒灌而来。远离河道的方向,是学校附近的一座小山,刚刚被地震松动。

编制指导手册上的人,没有想象过会面对这一罕见的两难,以及如何做出具体的行为。

现场,外面是各种急促的警报,里面是惊恐的各种意见。

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发生在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眼前的抉择,异常冰冷,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大川小学,失败了。

(二)

大川小学的失败,直接导致74名学生的集体死亡。还有一种寂然的恐怖,是看起来似乎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责任在突发的巨型灾难和逝者的亲人。

2011年,311大地震导致了18446人死亡和失踪。直接死于地震本身的数量不多,更多人在海啸和其他灾害中遇难。

遇难者中,351名是学生,75名遇难学生是在有老师照顾的情况下遇难。75人中,74名学生来自大川小学,同时还有10位教师一同丧生。在校的师生,仅有1名老师和4名学生幸存。

大川小学的困境,如前一段所描述的,是一场各种罕见的偶然综合形成的突发紧急状态,而悲剧有一定偶然性,不可能遇到海啸的地区出现了海啸,最终现场负责指挥的老师选择了遵守地震应急方案,那里平整而靠近河流,正好是海啸发挥最大破坏力的环境。

在统计数据面前,大川小学的个案悲剧不影响日本人应急系统的完美。74名学生的生命,成为巨浪下的一朵水花,没有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311大地震的无数故事之中,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关注到了大川小学这场悲剧,他不辞辛劳的追踪了前前后后,在人们激烈的情绪和令人窒息的悲恸里,通过《巨浪下的小学》全景式的记录了关系到74名学生生命的故事。

《巨浪下的小学》,[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著,尹楠译,新经典文化,2019年10月《巨浪下的小学》,[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著,尹楠译,新经典文化,2019年10月

在他努力的记录外,大川小学的故事几乎不为人知,日本依然是那个留着完美应急系统和卓越应对灾害成绩的典范国度。

被遗忘不代表不重要,不仅仅是74名学生的生命,这个偶然故事的背后,注定有着必然。海啸的能量刚刚好侵袭到了这里,绝大多数师生眼睁睁看到海啸推动的黑色狂流来袭,一瞬间吞没了世界,他们已经来不及逃亡更高处躲避而遇难。更残酷的还有他们活着的亲人,被悲伤的情绪撕裂,长久无法关上记忆的这扇窗。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努力记录种种信息,记录每一个个体面对灾难时的脆弱,记录个体内心深处对于责任和悲伤的本能逃避,记录生命和死亡是如何连接着每一个人,记录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巨浪下的颤抖,而且这种伤害会持续一生。

这个努力,揭开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社会,残酷的吞噬了一群被遗忘的逝者,和一群被遗忘的幸存者。

灾难和死亡伴随着人的生存,逼迫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和如何有尊严的存在。

(三)

大川小学的责任,在于社会系统的失灵,导致这部最严密的机器无法有效应对环境的变化,在出现问题时能导致更恶劣的结果。

2013年四川雅安芦山地震后,关于如何应急,日本专家带来一套新的理论。应急不等于简单的墨守成规,应当根据个人所处的环境,提前进行综合性判断,规划出最合理的现实方案,然后去执行。2011年的大川,遇到了突变的灾害环境,而学校依然选择了机械遵守无效的应急方案,看起来格外恪尽职守的行为,隐藏着更严重的渎职。

日本长久以来拥有精致的应急硬件体系,严谨的应急操作流程。在2011年的大川小学,无论是预警体系还是应急体系,系统本身只是机械的传递了上级布置而来的任务。承担工作的官僚,用尽了最大的技术制定了一份看起来完美的应急手册,他们认为海啸不会袭击这里,于是没有写入应急手册。

9级地震确实极为罕见,海啸灾害同样百年难遇。即便是这样的理由,也无力为这种机械的应急系统逃脱责任。

这套应急系统在海啸来临前就遭遇了自相矛盾。官方已经预警到了海啸威胁的来袭,并且依照系统全面的发布了海啸逃生警报。而大川小学现场的负责人,也同样坚守了既定的应急手册,里面并没有关于地震后海啸的相关详细内容。

现场决策者如果能有勇气尽快判断究竟是余震威胁更大,还是海啸威胁更大,并选择最有利的方案执行,也能挽救诸多生命。然而,在这套同样精致的官僚体系之下,严格遵守决策层级,以及严格遵守既有规定,压倒一切。这样机械的处理,带来另外的疑问。

第一个问题是,当决策者发现遇到的问题超过自己能力时,他是继续盲目的做出判断引导群体,还是主动的放弃权威,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第二个问题是,当群体中有人能做出更有效判断的时候,他们可否站出来扭转局势。

第三个问题是,在紧急关头,需要如何平衡决策与执行。

日本人对于这样的情景应该并不陌生,相信专业、纪律与服从,被带着步入深渊。曾经的日本,也是如此在高度蓬勃的自信之下,向西侵略中国,向南侵占太平洋,一步步走向深渊。

日本对自己文化的坚信,决定了他们所确立的学校为中心的应急系统,学校依然是学生最安全的地方。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川小学成为了学生最危险的地方。

(四)

这部失灵的社会系统,全面拒绝为失灵的结局负责。

多灾多难的日本,养成了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同时精心缔造出了一个完美的社会系统。在灾害面前,所有人努力扮演好自己在这套系统中应有的角色,拧成一股绳共同用力,保障集体的生存最大化。

这场灾难无疑让这种固有的系统非常尴尬,面对这场灾难,大川人不得不去重新审视长久以来他们所坚信的系统,他们所信赖的权威,他们所恪守的纪律。

把一切交给系统,为自己的应急系统骄傲的大川人,他们在地震后赶到了校园,但还是没有带走自己的孩子。虽然事后看来,被家长带走的孩子幸存了。

把一切交给系统,持有不同逃生意见的教师和学生,最终选择了服从上级。

把一切交给系统,逝者的亲人们万般压抑着自己的悲伤,将许多的财物,交给了一夜之间冒出来的通灵者,试图给自己留下平静。最后,通灵者们赚走了钱,逝者的亲人依然悲伤。

把一切交给系统,74名学生和10位老师遇难,大川小学的第一负责人,仅仅因为在事发时不在现场,就可以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他甚至缺乏基本的共情能力来面对遇难者家属,而是轻松的认为自己已经承担了这系统中应有的部分。

把一切交给系统,大川教育部门圆滑的利用学校应急系统整体有效的统计数据,利用现场幸存者的悲惨故事,来封堵遇难者家属的愤怒。

把一切交给系统,更多人认为,在巨大灾难的残暴和恐怖面前,这只是一个小问题,到处都有人死亡,遍地都是痛苦,这一份痛苦并不需要格外突出。

这套精致完美的系统,一瞬间陌生的让人无法接受。这套系统可以接受全部的赞誉,但无法兼容微小的批评。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这套系统极力阻碍着幸存者和亡者沟通,它依然冰冷固执的希望大家能够同样理性的接受结果。

在这套系统之下,当每个人都看起来完美的坚守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后,似乎全部的损失都可以推给老天,没有一个人看起来要对悲惨的结果负责,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需要对悲惨的结果负责。

甚至于,更大的系统认为,不应该让应急系统对学生遇难的死亡结果负责。

被抛入绝境的逝者家属,还要面对最无望的沟通,是同死亡的沟通。他们放不下记忆,更放不下自身无穷的悔恨。

个体悲伤的情绪,在集体的洪流中大胆的逆行。

74位学生集体死亡,最终也让这一小群日本人在巨大的系统压力下,给了他们放手一搏的勇气,有了抱团取暖的微弱空间。

(五)

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比较熟悉,面对二战,细菌战、大屠杀、强迫劳工、慰安妇等诸多问题上,日本政府对于真相的遮掩和对受害者的敷衍,以及对承担责任的百般阻挠。日本政府只愿意细致地描述受核弹袭击的故事。

《巨浪下的小学》,从一个当代日本内部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个亚洲民族隐藏在冰山下的另一面。

2019年10月11日,大川小学23名学生针对市政府和县政府提起23亿日元(约人民币1.5亿元)的诉讼,得到终审判决,结果为判赔14.36亿日元(约人民币币0.94亿元)。距离灾难的发生,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

74名遇难学生之中,最终只有23名学生家长提起了诉讼。这起首例起诉政府应急体系的诉讼,很快变得漫长的苦旅。终审结果判决了赔偿,对于具体的责任和错误,翻译过来的中文意思是“确定组织的过失事先没有充分准备”,如果用日文原文来理解,意思应当更加含蓄、柔和、暧昧。

诉讼开启后,原本还保有温度的政府,一瞬间变得冰冷陌生。一位位曾经热心参与的亲历者纷纷消失,除了留下官方说辞以外,不再为他们作证。当事人有亲戚在政府工作的,这位亲戚也会受到牵连。当事人的儿女,会到处被人指指点点,说是闹上法院的那家人。

发生灾难的大川小学原址,被彻底夷为平地,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过去的灾难仿佛没有发生过。

毫无疑问,当一小群人试图超越系统的框架时,系统将他们视为绝对的敌人。

这个系统又一次的展示了它的矛盾。人们对于政府责任抱有最低的要求和期望,同时还绝对的遵守着政府和社会的秩序。

在英国作者看来,如果同样是大灾难之后,成百上千的人蜗居在临时避难场所里面,英格兰人们应该早开始了打架斗殴甚至相互谋杀。而在日本,大灾后的社会秩序井井有条,人们彬彬有礼,顽强,礼貌,忍让,积极。

这套系统下,唯一一以贯之的是极度克制的礼貌,无论是遇到天灾时克制个人欲望的互相谦让,还是遇到人祸时彬彬有礼的道歉,“我感到抱歉。”仅此而已,并没有任何过错和责任。也如同法院的判决,达成了精妙的妥协,家属得到了低于预期但高于一般的赔偿,政府无需承担责任,谁都没有错,看起来谁都对了。

这套系统中的问题是否能够被悄然纠正,不得而知。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18446个遇难者,23个家庭留下了不一样的故事。从二战到311大地震,日本并没有改变,也在悄然缓慢的改变。灾难塑造了人的社会属性,每一个个体的努力,在重塑不一样的未来。“这些故事本身就是我们人生的指路明灯,”如同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所言。

【责任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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