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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张修智,媒体人。

萨拉热窝:地雷与电影节

导读

战争的阴影比战争本身庞大得多。

前些天,雇员泽娜来报题,说是在距萨拉热窝西北145公里的库普里斯市,有两名排雷者在排雷时被 一款PMR-3的地雷炸死,还有一名受伤被送入医院。

这当然是新闻,但也并不令人感到多么惊讶。来波黑近一年,类似题目已经做过了不下两次。被称为二战后欧洲最惨烈厮杀的波黑战争,虽于1995年画上句号,但战争的阴影比战争本身庞大得多

波黑战争波黑战争

25年过去,战争仍然顽强地把它的气味、声响留在这块土地上。至今,波黑仍有1080平方公里的土地遗留着1992-1995年战争期间埋下的地雷,占国土总面积的2.1%。经过二十多年的排除,据测算地雷总量仍有79000枚之多。自1996年开始排雷以来,共有53名排雷者殒命,被炸伤者600余人。

看不见的伤痕比埋在地底下的杀器还要蓬勃与鲜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铁托去世后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开始了分离进程,原来的六个共和国纷纷独立,其中以波斯尼亚共和国的独立过程最为血腥。在波斯尼亚境内的三个主要民族塞尔维亚族、穆斯林族(现称波斯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间,爆发惨烈战争。战争在境内人口不到400万的波斯尼亚导致10余万人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1995年在美国主持下,交战三方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空军基地签署停战协议。《代顿协议》塑造了今日波黑的政治版图,根据协议,波黑由两个实体即塞族共和国与穆克联邦组成。塞族共和国的主体人口是塞族人,穆克联邦主要是波斯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波黑最高权力机构主席团,由塞穆克三族各选一人组成,每人轮值八个月。换言之,这个国家有三个总统

签署《代顿协议》签署《代顿协议》

尽管波黑浴血独立,但在这个“被强扭的瓜”的国度里,国家认同难以形成,民族和解遥遥无期。战争后期遭受北约军事打击、战后清算中担责最多的塞族充满悲情,不认同自己是波黑国民,民族主义政治家则顺应、利用这一民族情绪,倡导分离主义。波黑主席团现任塞族成员多迪克在担任轮值主席期间公开说:“波黑最好的前景,就是塞族共和国和平地从波黑分离出去。”此话出自一个国家的总统,这个国家得多么精神分裂!

一年中,我多次漫步于塞族共和国的城市,无论是在塞族共和国首府巴尼亚卢卡,还是在帕莱、东萨拉热窝,与穆克联邦境内相反,在这里,你看不到一面波黑国旗,街头上飘扬的,只有塞族共和国的蓝白红三色旗。有时,塞族儿童会主动过来面带骄傲地告诉你:我是塞族人。而一个冬日傍晚,在巴尼亚卢卡一栋旧式的水泥建筑前,当一名警察告诉我与妻子这里是总统府时,我们习惯性地比附说:“噢,白宫。”这位高大威武的警察立即正色说:“不,是克里姆林宫。”哦,我立即意识到,我们的反应是多么的政治不正确。在塞族共和国,俄罗斯才是友好之邦,是孤独悲愤的塞族民族心理的安慰剂,就像土耳其在波斯尼亚克族心中占据的位置一样。

巴尼亚卢卡的一座清真寺,1993年被炸毁,重修后2016年开放。巴尼亚卢卡的一座清真寺,1993年被炸毁,重修后2016年开放。

今年6月,在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多迪克的家乡拉克塔什小镇,召开了塞族最大党独立社会民主联盟的党代会。当应邀列席会议的俄罗斯驻波黑大使皮特·伊万特斯沃(peter Ivantsov)走上主席台发表演讲时,2000多人的会场里爆发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待遇明显远超其他国家的使节。目睹此景,当时的我心中为之深深震撼。这雷鸣般的掌声中,蕴含的是这个民族内心里多么深重的孤独感啊。此景此情也让我想到了伊沃·安德里奇,这位前南斯拉夫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伟大的巴尔干智者,被誉为最理解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人。他曾经写道:他们的爱是那么地遥远,而他们的恨又是那么地近。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维尔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在那儿,而他们的恨在这儿。令人悲哀的是,安德里奇近百年前说的话,仍能庶几解释今天西巴尔干的诸多现实。

伊沃·安德里奇,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伊沃·安德里奇,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安得里奇的波斯尼亚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萨拉热窝女人》安得里奇的波斯尼亚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萨拉热窝女人》

与政治家对民意的精明计算与利用相反,艺术家在促进战后的民族和解方面,表现出了近乎天真的执著,做出了可敬的探索。刚刚结束的萨拉热窝电影节就是一个明证。

萨拉热窝电业节上的露天电影萨拉热窝电业节上的露天电影

该电影节创立于1995年波黑战争期间,堪称一个奇迹。它的初衷,是“用艺术抵抗”,鼓励当时深陷战争中的萨拉热窝人忘却战争的恐惧,拥抱和平。今年8月,是该电影节创办25周年,即银禧年,组办方为此特意更换了新的红地毯。著名影星伊萨贝尔·于佩尔与蒂姆·罗斯都前来助阵。

孕育于残酷战争中的萨拉热窝电影节,被战争成就,也背负着反思战争、促进和解的沉重使命,由此而形成了自己有别于世界其他电影节的鲜明特色。它设有“面对过去”这一单元,该单元的电影,处理的都是检讨历史、拷问良知这类主题,目的是促进种族之间、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和解。事实上,不仅仅在这一单元里,本届电影节上的许多电影,都纠缠于波黑战争这一主题,昭示了25年过后,战争的幽灵仍然挥之难去。

出自波黑中年女导演塔诺维奇之手的《儿子》,作为本届电影节的揭幕之作,通过萨拉热窝一家4口的故事,揭示战争创伤的绵密、深刻。影片以被贾斯娜与西纳德领养的儿子、高中生阿曼去西欧某国探望从未谋面的生母开始,然而妈妈并未如约出现在机场,阿曼只得返回萨拉热窝家中,蜷缩在卫生间里爆发出绝望的嚎啕。没有现身的母亲是一个隐喻,隐喻经历战争苦难的人对故国的失望与决绝,也是现实的写真。

波黑战争结束后,由于重建进程缓慢,失业率多年高企不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40%,前往西欧国家谋生成为风潮。据统计,战争结束至今,已有逾20万波黑人移民欧洲其他国家。仅今年以来,移民人数已达3万。被生母再次遗弃的阿曼陷入自暴自弃,尽管18岁的他没有经历过波黑战争,但仍然被战争摧残得遍体鳞伤,成为养父养母的噩梦。

波黑战争中撤退的坦克波黑战争中撤退的坦克

最终获得本届电影节最佳剧情片的《带我去个好地方》,几乎可以称作《儿子》的双胞胎。该片也出自中年女导演之手,女主角阿尔玛与阿曼年纪相仿,与从波黑移民到荷兰的母亲同住,其父也是波黑移民,但难耐思乡之苦,多年前就返回波黑。没见过父亲的阿尔玛踏上返乡寻父之旅,但在她穿山越水回到父亲所在的小城时,父亲已于几天前死于贫病。阿尔玛的返乡之旅成为对波黑阴郁现实的一次检阅,其中充斥着中年女人的绝望、青年人的颓废放纵以及突如其来的的暴力。影片获得评委们的青睐,但似乎并未得到观众的认可,当电影节最后一天该片获奖后重映时,慕名前来的观众中竟不乏提前离席者,而影片结束时,也只收获了观众迟疑而稀落的掌声。也许,现实已经够灰暗了,人们不希望再从银幕上看到过量的复制的灰暗。

与《儿子》《带我去个好地方》两部揭示战争伤痕的剧情片相反,纪录片《石头说话》则以勇敢的拷问与建设的姿态而表现得不同凡响。影片纪录了波黑战争中曾经交战的穆、塞、克三族的青年一代为实现民族和解而做的努力,感人至深。年轻人寻访当年波黑战争的参战者,探询其走上战场杀人的社会原因与心理动机;他们还深入到天主教教堂、东正教教堂与清真寺,了解彼此的宗教;最后,他们还找到不同种族的政治家们,当面追问政治家为何要鼓动民族情绪而不是促进种族和解。

这部出自年轻导演之手的影片,尽管没赢得评委,但显然赢得了观众。影片结束时,全场对导演及制作团队报以热烈而长时间的掌声。

在地雷与电影节并存的这个西巴尔干国家,这掌声是呐喊,也是希望的象征,尽管他们抵达不了民族主义政治家们坚硬的心灵。

【责任编辑:胡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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