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袁征

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不满十七岁进工厂当学徒,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出过《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等几本书,发了“The Capit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s in the 1920s”等一些论文,还写过《最好的父母》之类散文杂感。

淘气的提琴手

导读

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大家都夸江静波老师的小女儿有出息。后来,江燕在美国当专业提琴家,说搞音乐原来“非本人所愿也并不是本人所好”。

编者按:江燕女士是本文作者袁征先生小时候在中山大学校园里一起成长的玩伴,袁征先生通过回忆和采访,记录了江燕女士从孩童到成为专业小提琴手的经历,有很多1950年代出生人共同的时代记忆。

1977年春节,广东省歌舞团在广州友谊剧院表演。其中一个节目是小提琴独奏《渔家姑娘在海边》。江燕在舞台前拉琴,挺大一支管弦乐队在她身后伴奏。这时她十九岁。

1977年,广州友谊剧院演出1977年,广州友谊剧院演出

接着,她在不同的剧场拉了《流浪者之歌》之类提琴曲,广播电台不时放她表演的录音,《南方日报》还发了采访文章。

那时中国的大学像个小城,教师职工几乎全住里头。于是,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大家都夸江静波老师的小女儿有出息。后来,江燕在美国当专业提琴家,说搞音乐原来“非本人所愿也并不是本人所好”。

大家可能觉得她故作谦虚,唱低调,但我知道那是真的。

江燕是我认识的最贪玩的女孩。

她出生在中大护养院(就是校医院),父亲是生物系的副教授。1952年以后,大学评职称一直不正常,副教授已经很是个人物。1978年,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江静波先生立即被评为教授。他在教会办的协和大学和岭南大学念本科和研究生,后来在岭南大学工作。1952年,中山大学迁进岭大校园,他成了中大的教师,是很受尊重的动物学家。

中大的院子挺大,公共汽车在外头马路从东校门到西校门要跑三个站。我们小时候,校园里人少,房子也少,树林、水塘和空地很多,绝对是孩子们撒野的快活林。江燕住东北区一座带花园的房子,就是现在盖东区食堂那地方,前面、后面和东边不远都是小朋友的家。

那年江燕大概八九岁。有一天,她看到鱼塘的岸上搁着一条木船,船底破了几个洞。她到同学家的院子捡了喂猫喂狗的盘子,然后对正在玩耍的小朋友们喊:“想不想去坐船?”五六个脑袋转过来,小猴子们都跟着她飞跑。大家“一二三”、“一二三”地把破木船推进池塘。江燕指挥他们坐好,告诉小朋友要不断用盘子舀水,不然船会沉掉。她用竹竿一下一下地撑,小船慢慢驶到鱼塘中央。

一个小朋友的父母经过,看到孩子们的英雄壮举,吓得不轻,大声叫:“危险!危险!赶快回来!”小孩子们玩得正高兴,听到喊声,一下乱了阵脚,破船左右摇晃。江燕慌忙把船撑向岸边,快到的时候把竹竿的一头伸给岸上的大人。船儿一靠岸,小猴子们踩着池塘边的浅水,啪啪啪啪,四散逃跑。

江燕在外头继续玩,天要黑的时候回家。她远远见到妈妈站在院子门口,怒气冲冲,知道大事不妙,加快脚步,想从母亲身边溜过。妈妈饶不了她,捡起篱笆下的一根小竹竿抽她的屁股,说:“你自己玩就算了,竟敢装一船小孩子划到鱼塘中央!”

这样的胡闹数不胜数。江燕会爬上大树摘白兰花和捉蝉子,在漆黑的防空洞里乱窜——当时上头老说要准备打仗,校园里挖了不少防空洞,养了好多蚊子。她跟小伙伴用烂泥把小溪拦起来,泼掉里面的水,活捉小鱼、小虾和螃蟹,然后炸了吃。那年头食油是定量配给的。他们一次就用掉小朋友家整个月的油。江燕经常跟小朋友在学校木工厂泡在水池的原木上跑跳追逐。要是树身翻转,小家伙就掉到水里,浑身湿透。男孩脱下衣服晒晾,女孩只好继续穿着,等干了再回家,省得挨骂。

东北区那一片哪家找不到孩子,那家妈妈就往江家跑,擒贼先擒王。

江先生在新加坡当过记者。那边的朋友时常拉他去听音乐会,江先生很快就着了迷。成家以后,他希望每个孩子都学点音乐。

江燕的哥哥江桥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学小提琴。那太耽误玩儿了,江桥像吃苦苦药一般。江燕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跟哥哥一样调皮。江桥撅着嘴巴练琴的时候,她经常跑过去帮忙,跟哥哥一人拉一下。房间里琴声吱呀响,爸爸妈妈以为儿子在练习。

有一天,哥哥学琴,江燕在边上凑热闹。老师转过头问她想不想学,江燕犹犹豫豫地点了点头。那时她五岁,只是一个小不点。江先生特意到广州乐器厂定做了一把特别小的提琴。

江燕五岁时拉琴江燕五岁时拉琴

江燕先跟哥哥的老师顾应龙先生学,后来投到郑重门下。郑先生是很有名的小提琴老师,挑学生特别严。江先生知道郑老师只收立志当专业提琴家的孩子,交代小女儿:“如果他问你,长大了是不是要专门拉小提琴,你就说是。”

其实江先生并不准备让女儿以演奏为业,江燕也不想以后当专业音乐家。她经常到爸爸的实验室玩,江先生会把一些标本放到显微镜下让她看。平常用眼睛瞧不见的细小生命优雅地游动舒展,色彩缤纷。有趣的动物世界给她带来许多奇妙的幻想。她下定决心,长大了要像爸爸一样,当个科学家。

她聪明,拉得挺好。郑重老师低头问她将来要不要当专业提琴家。小女孩望望父亲,迟疑地点了点头。于是她成了名师之徒。后来江燕还跟其他老师学过。当时经济情况不好,食品缺乏。有一位老师每次来家里教琴,江太太都要给他煮面,放很多瑶柱、鱿鱼干和虾仁之类。那些东西江家自己平常都舍不得吃。

江先生是中大工会主席,有时候会让小女儿在学校的晚会上演出。老师教的是欧洲的练习曲,而江燕在晚会上拉的是《社会主义好》、《风之歌》、《五月歌》和《很久很久以前》之类的流行曲目。她还很小,像个洋娃娃,大家都很喜欢她。小女孩自己也挺高兴:别人用嘴巴唱歌,我能让提琴唱歌。但练琴太苦了,孩子最喜欢的还是玩儿。

妈妈叫她练一个钟头琴,江燕会把闹钟拨快十五分。有一次,她想到一个高招:先把钟调慢十五分,等妈妈设好闹铃,又把钟调快十五分。半个小时后,闹钟一响,她就放下提琴,从窗口跳出去。那时各家的窗户不装铁条,江燕是爬窗高手。她跟小朋友的喧哗惊动了妈妈,江太太提着鸡毛掸子把女儿赶回家。

江燕不但惹妈妈发火,还让姐姐生气。大姐和二姐学过钢琴,知道学好乐器不容易。大姐时常陪她听课,为不懂事的妹妹做笔记,帮助她练习。她拉错了,两个姐姐就告诉她。但那小东西不要别人管。姐姐说她拉得不对,她拉到那里就有意再错。大家拿她没辙。

不过江燕机灵,学琴进步很快。江先生高兴,又到乐器厂定做了不同尺寸的三把琴:她不管长多大都有琴用。

1966年,江燕念小学二年级。还没到期末,学校就停了课。不久,一帮人冲进江家,把江先生夫妇和孩子都赶到客厅,他们在房间里乱翻。江燕听到里头啪、啪的巨大响声,觉得不对,冲进自己房间,看到四把提琴全被砸成碎片。小姑娘“哇”地一声就坐在地上大哭。

没有了提琴,没有了教琴的老师,江燕突然觉得:会拉琴真好!江先生不知从哪里又搞来一把琴。江燕有时躲在屋里练习,这时她很自觉,也很认真,把窗户关得紧紧,生怕别人听到惹麻烦。1968年夏天,学校又开门了。跟大家一样,江燕两年没上课,照样升上五年级。

但是,上头不喜欢江先生的“秋风劲”小组,说他有特务嫌疑。江燕看着父亲被抓到中大小礼堂前面,装上卡车,送去监狱。七个月之后,江先生被押回学校,关在“广寒宫”大楼审查,接着送去在英德的“五七干校”。江太太照顾家庭,一直没有出去工作。江先生的工资冻结了,家里每人每月只有十二块钱生活费,度日艰难。江燕十一二岁,经常爬围墙到校外挖野菜。有时江太太也挖,跟孩子一起钻墙洞出去。

1970年,江燕升初中。老师知道她会拉琴,叫她参加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下她就可以大模大样地练习了。

当时广州全市中学分成几个片。因为江燕拉琴拉得好,广州南片中学宣传队很快就把她要去。几个月以后,全市中学的宣传队又把她要过去。那宣传队在省里各地跑,到学校、工厂和农村演出。江燕拉独奏,参加乐队合奏,给舞蹈伴奏,跟大家一起布置和拆卸舞台,干得挺欢。

她念初一,是宣传队里最小的。好些队友是高中生。其中一个男孩上高二,是演员的孩子,会作曲。江燕觉得他特别了不起,像个圣人。小姑娘懵懵懂懂,跟着别人跑,拉些流行的革命音乐,还拉那个男孩用简谱写的提琴曲。其实她对宣传队的崇高使命没有一点了解。小孩子爱睡觉,宣传队的伙食太次,营养不够。队里一开会,江燕就犯困,经常睡得呼呼响。

有一次宣传队巡回演出,江燕整整一个学期没上课,老师照顾她,让她别考试。她爸爸一介书生,本来就没有任何罪过。审查的人也挖不出什么东西,于是解除了对他的控制。江先生从“干校”回来探亲,觉得女儿不能不念书,自己给江燕补课。日夜不停地弄了一个星期,江燕居然门门都考了高分,只有化学不及格。江燕不是神童,混过几科考试,主要因为学校上课不正常,没教多少东西。

工商业萎缩,容不了几个中学毕业生。上头规定,每家只留一个孩子在城里照顾父母,其他都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中学从六年减到四年。1972年夏天,我和江桥高中毕业,江燕从初中升高中。因为两个姐姐已经去了农村,江桥分配到工厂。这意味着,两年后,江燕几乎肯定要下乡。

江燕的姐姐江心竹(右)和江心梅(左)在农村江燕的姐姐江心竹(右)和江心梅(左)在农村

当时城里的孩子到农村,不但干得很辛苦,而且自己养不活自己,要家里贴钱。刚好广东省歌舞团公开招收学员。为了逃避下乡,江燕在家里拼命练琴,然后去考试。那年她十五岁,是姐姐带着去的。她拉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独奏。考官问她几岁开始学琴,然后让她离开考场。过了一会,学员队的队长走出来,对江燕说:“你被录取了,下星期搬过来吧。”

1972年,江燕即将报考广东省歌舞团1972年,江燕即将报考广东省歌舞团

过了几天,江燕带着行李去省歌舞团。学员每个月拿二十块钱津贴。她下半月报到,得了十块,挺开心。

学员总共三十多个,有的学舞蹈,有的学唱歌,有的学器乐。大家住集体宿舍,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星期天晚上回歌舞团。江燕是最早录取的小提琴学员、唯一的器乐女生,跟八个学声乐的女孩住一个大房。她在班里年纪最小。大家用广州话管她叫“细路仔”,意思是小孩子。

学员各人学自己的本行,另外学《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报纸社论,还学一些乐理知识。歌舞团军管,学员要参加军事训练。军训是排队操练和打枪。音乐家的耳朵很重要,对声音特别敏感。步枪后坐力大,声音也大,江燕很怕。每次实弹射击,她总是闭错眼睛,子弹不知飞到那个星球。各个小组互相比成绩,哪个组都不肯要她。

江燕练琴很拼命,一般早上五点多就开始,练到七点半到食堂吃早饭,吃完接着练。好些舞蹈学员也练得很疯。

那年头食品奇缺,食堂没有多少东西给大家吃。另外,演员们工资收入也低。正式演员每月工资四十七块五,舞蹈和铜管吹奏演员加八块钱营养费。多数人每餐就买五分钱一碟的青菜。如果青菜上面摊几片薄薄的肥猪肉,那要一毛钱。少数人吃一毛五的菜,里头有一些瘦肉。

一次,江燕排队买饭,跟在黄河和牛得利后面,他们是舞蹈队里最重要的男演员,演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里的主角大春或者洪常青,上台要领舞一两个钟头,平常每天排练五六个小时,体力消耗很大,但都买五分钱的菜。他们结婚了,要负担家庭,只能节省。牛得利叫食堂师傅多给一点菜汁,好让他吃下五两米饭。当时上头说要准备打仗,得储存粮食。广州的百姓平常吃放了几年的“三级米”,不容易下咽。

如果有机会慰问军队,从团领导到清洁工都会参加:那边有大鱼大肉招待。另外接待外国官员讲排场,宴会摆很多桌,实际上接待的官员并没有那么多,就拉表演团体的人凑数。江燕和她的同事到广东迎宾馆吃过好几次,那饭菜的丰盛和精美是当时老百姓没法想象的。江燕对宴会的豪华记忆很深,但对接待什么人一点印象都没有。大家就是冲那饭菜去的,根本不在意款待的是哪国的嘉宾,也没有想过,在舞蹈明星跟食堂师傅讲“买五分钱菜,多给点汁”的时候,是不是该搞那么奢侈的宴会。

江先生已经从“干校”回到中山大学,正在研究疟疾防治。那是毛主席决定帮越南人搞的,叫“523项目”。后来江先生在世界闻名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中国人第一篇研究青蒿素的英语论文。按道理他属于中国的优秀公民,在当时却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改造和利用的对象。歌舞团给江燕选了个特别革命的指导老师,帮助她改造思想。这位老师是孤儿,被解放军的文工团收留,学会拉琴。因为真诚的感恩,她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签上名寄回来。这是不得了的事!从此她有了很特别的地位。

江燕跟老师学琴很认真,但平常还是大大咧咧。除了样板戏,那年头百姓没有多少娱乐。文艺团体的人能看到一些不公开放映的“内部电影”。那是难得的机会,票很少。歌舞团学员班的小孩子要发挥那些票的最大作用。假设有三张票,他们就进去三个人。其中一位带着全部票出来,于是又进去三个,不断循环。有一次江燕被抓住,在电影院值班室关了一晚,等歌舞团的头儿来领人。还有一次,看完电影,大家上了歌舞团的交通车。团领导也在车上,人人都小心管住自己的嘴巴。江燕一坐下就大大咧咧地发表不合时宜的议论。边上的女孩使劲踩她的脚,把她弄得很疼。下车以后,那女孩说:“你胡说八道,就不怕关大牢?”

跟大学一样,歌舞团的多数职工也是住在同一个大院。江燕每天高高兴兴的,跟大家都挺好,特别喜欢跟一些不大激进的演员玩。谁知这让她的指导老师很不高兴。学习时间是三年,大概学了一年半,老师就不教她了。那天,江燕按时带着提琴到老师家上课。老师说:“你的头脑已经被别人俘虏了,还有啥好教的!”从此不再理睬她,还跟团领导讲,江燕的思想有问题。

于是小姑娘成了音乐孤儿,每天一个人在琴房里自己练习。过了好一阵时间,江先生知道了这件事,挺着急,坐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到歌舞团赔礼道歉。他敲开了指导老师家的门,小女孩跟在后面。江先生说:“江燕不懂事,非常对不起!我想跟你谈谈。”那位老师隔着纱门说:“有什么好谈的!”砰地就把木门关上。江先生在中山大学是很受尊重的专家,却受到这样的对待。江燕非常伤心。

她继续当孤儿,继续用功,三年期满,顺利毕业。江燕成为实习演员,工资三十四块五。她还是天天带着提琴去练习。琴房靠近创作组高士衡先生家。高先生曾经给《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谱曲,风靡全国。但他是大家出身,知道家里有点钱,不见得就是坏人。一次闲聊,高先生知道了江燕的处境,就热情地叫小姑娘到他家上课。他本来就是小提琴家。于是江燕又有了指导老师。

1975年夏天,经过中央政治局审查,电影《海霞》上映。现在看来,这部讲女民兵斗坏人的片子挺幼稚,但在那时已经非常难得。特别是《海霞》对形式美的追求,给观众印象很深。它的主题歌立即唱遍全国。过了几个月,《海霞》被说成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禁止放映。1976年10月以后,形势改变。高士衡先生根据《海霞》的主题歌,创作了管弦乐队伴奏的小提琴曲《渔家姑娘在海边》。

高先生把作品交给歌舞团领导。他了解江燕的水平,推荐江燕担任独奏。江燕当时并不知道,几十年后才从高太太那里听说这事。团领导觉得江燕拉得不错,还认为她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把她树为典型,歌舞团也有功劳,批准了高先生的建议。其实江燕的父亲一辈子没开过商店,也没办过工厂,“资产阶级”不知从何谈起。

1977年,广东省歌舞团在广州友谊剧院办春节文艺晚会。江燕独奏《渔家姑娘在海边》。原来踢开她的指导老师坐在江燕身后的管弦乐队里,为她伴奏。江燕的演奏受到好评,以后还演了几次。于是,她成了歌舞团的重点培养对象,接连独奏了好些中外名曲,现场录音时常在电台广播。

1980年,江燕在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的音乐会独奏《安德路莎浪漫曲》、《塔兰泰拉舞曲》和《斑鸠与小提琴》。这时她在上海交响乐团进修。

两年前,江燕到了广州乐团。这个乐团跟她一般大,1957年建立,比中央乐团小一岁,是共和国最老的交响乐团之一。1962年以后,极端主义风气越来越猛,流行的口号是“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好些交响乐队解散了,连中央乐团的生存都受威胁。周恩来总理说:“咱们中国多了不搞,搞四个交响乐队,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广州一个,沈阳一个就够了。”广州乐团留了下来。

后来对“封、资、修”的批判越来越猛。在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搞过一些文化交流。一次,费城交响乐团到北京演出,双方商量好的节目单上有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这部乐曲外号《命运》,突然被指责为宣扬宿命论。当时费城的演奏家已经出发。他们一下飞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官员就跟乐团指挥讲,中国领导人多数是农村出身,应该改演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费城交响乐团临阵磨枪,匆匆排练《田园》,避免了一个外交事件。在这样的气氛里,广州乐团当然活不下去。

1965年,广东省的文艺团体集中演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年3月,演出结束,广州乐团、华南歌舞团和梅州山歌剧团合并成广东歌舞剧院。剧院里有歌舞团、歌剧团和乐团。到1968年底,歌舞剧院的人下乡去办“五七干校”。第二年春节以后,上头从“干校”抽了一百一十多人,回广州建立广东省歌舞团。但到1978年,广州乐团才恢复。

乐团挑走了江燕,随后送她去上海交响乐团进修。上海的天气不像广州那么温和,那时乐团的条件还挺差。江燕夏天练琴,脚底一滩汗;冬天练琴,穿了厚棉袄,戴上专门的保护手套,指头还冻得硬邦邦,不听使唤。

进修计划两年。大概过了一半时间,她在广州乐团的好朋友黄丽平到上海跟林俊卿大夫进修。林先生原来在金陵大学和北平协和医学院学医,然后跟意大利音乐家学声乐,是优秀的男中音和出版过多部专著的声乐理论家。江燕跟丽平去看林大夫。老先生很喜欢江燕,知道她在住的地方不能练琴,离乐团又远,就热情地请她搬到自己家。林家很宽敞,有三层楼。大夫的女儿是很出色的钢琴手。大家谈得来。林先生喜欢听江燕拉琴,跟她聊天。江燕又有了一个很温暖的家。

江燕(后排右一)在林俊卿先生(前排右一)家江燕(后排右一)在林俊卿先生(前排右一)家

十一

1977年底,中国的高等学校恢复了中断十一年的公开招生。想进大学的年轻人都很兴奋。1980年,江燕参加上海音乐学院的考试。不久,她接到广州乐团的加急电报,命令她马上回去。

江燕匆忙离开林先生家,坐上开往广州的火车。下了车,她直奔乐团。原来上海音乐学院把录取通知寄到了广州乐团办公室,团领导很不高兴。团长和副团长把江燕带到会议室,很严肃地说:“你没经过组织批准,就私自报考上海音乐学院,你的录取不合国家规定!叫你回来是给你一个改过的机会。”江燕一下子就瘪了。

后面三个月,她跟着乐团的一个分队在广东各地农村表演。队员有唱歌的,还有演奏民乐的。只有江燕挨罚,临时带着一把提琴掺进来。她独奏《庆丰收》和其他提琴曲,伴奏的是琵琶和扬琴之类民族乐器。别人演奏,她压根帮不上忙。

睡觉的床是铺在地上的稻草,刷牙洗脸就在门口的小溪。那时没啥工业污染,溪水透明见底。农民在上游刷耕牛。牛儿洗痛快了,随便拉屎。看着一块牛粪飘来,乐团的人赶快拿开毛巾和杯子,等牛粪飘过再蹲下,接着洗漱。后来突然想起,牛尿到了水里是看不见的。

其实农民挺喜欢他们。每顿饭都像宴会一样,有整条的清蒸大草鱼、炖鸡蛋,还有鲜蚝。晚上,他们坐农民划的小船到各个村庄演出。月色温柔,大树和竹丛在水面投下摇晃的倒影,演员们低声哼着优美的歌。江燕一时忘了不能上大学的失落。

江燕下乡演出江燕下乡演出

她回到广州。林俊卿先生去美国探亲,写信问江燕想不想出国学习。“当然想!”江燕回答。她对着家里的卡式录音机拉琴,把三盒磁带寄到上海。林先生把它们交给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New England Music Conservatory)、克利夫兰音乐学院(Cleveland Institute of Music)和博灵格林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三个学校马上录取了她,都给全额奖学金。江燕不懂英语,害怕对付不了大城市的生活,选了博灵格林大学。

十二

1981年9月,江燕到达美国俄亥俄州。

美国热带卫生协会秘书长霍肯格博士(Dr. M. Hoekenga)是她爸爸的朋友,从机场接她到家里住了几天。霍肯格和太太很热情,但江燕几乎天天挨饿。

他们家的餐厅特别漂亮,上面是高雅的水晶吊灯,下面是精致的红木餐桌。晚餐先上蔬果沙拉。中国人不习惯那些没煮过的菜和没有味道的牛油果,江燕吃得很少。接着霍肯格先生给大家分烤肉、火鸡、肉饼之类主菜。各人掺上面包或者土豆一起吃。过一会,霍肯格先生会挨个问,还要不要加点肉。因为中国传统的客气,江燕说No。诚实的主人就把她实际上想吃的东西端下桌。美国佬就是这样,完全不懂得婉转客套。晚上睡觉,江燕发誓第二天一定要改掉心口不一的习惯。可是,到下一次晚餐,又是旧戏重演。直到最后一天,她才坦率地说出Yes。

霍肯格夫妇开了两百五十英里汽车,把江燕送到博灵格林大学。那时中国开放不久,她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大陆学生。外国学生要先参加英语考试。一百分的试卷,江燕拿了二十四分,打破学校纪录。校长请一个华裔的泰国女孩陪江燕到他的办公室,很和气地说:“我们没法接收你。你的英语程度太低,要去语言学校。一年以后,看你英语水平怎么样,我们再考虑让你重新入学。”江燕知道这是对的。不懂英语,以后的日子没法熬。

她回宿舍,把刚打开的行李收拾起来,等待发配语言学校。第二天一早,头天那个泰国女孩敲门,又把她带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告诉江燕:“我们不能让你去语言学校。这个大学是你的法律保护人和经济担保人。你如果离开我们学校,政府会把你送回中国。怎么办呢?我们决定让你留下,看你能不能学下去。”

江燕一咬牙,拼了!她跟其他同学一起上课。整整一年,江燕觉得自己没见过太阳,不是在灯下拼命学习,就是倒头睡着,死记硬背,野蛮至极。结果所有考试都过关,学校正式承认她的学生资格。后面三年,江燕学音乐理论和小提琴技法,上物理、高等数学、地理和其他基础课。她没有学过基础英语,原来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底子:1966年以后就没有上过正经的文化课。在大学里,除了拉琴,每门课程都是残酷的打拼。

美国同学知识面之广、业余爱好之多,让江燕震惊。他们从小学就开始到图书馆查资料,做自己的研究。各个小学和中学都有多种多样的体育和艺术活动。有一次,江燕看国际体育比赛。边上的人问她:“你喜欢美国队吗?”她说:“喜欢。”江燕知道,美国队的运动员不是集中训练出来的。他们平常在普通的中学和大学念书,跟大家一样听课和考试,自己业余参加体育运动。国际比赛开始之前,最拔尖的业余运动员凑成国家队。边上的人追问江燕为什么喜欢美国队,她回答:“因为他们是普通学生,因为美国的体育是真正的大众运动。”

十三

江燕拉琴拉得好,很快就得到全额奖学金参加有名的阿斯彭(Aspen)音乐夏令营,跟茱莉亚音乐学院的迪蕾教授(D. Delay)学习。迪蕾教出过帕尔曼(I. Perlman)、沙罕姆(G. Shaham)、林昭亮、敏兹(S. Mintz)和萨拉·张(S. Chang)等国际明星,是世界闻名的小提琴教母。

她和蔼可亲,讲话不多,但很有启发。能得到迪蕾的点拨,学生们都觉得幸运。迪蕾坐私人直升机从纽约去阿斯彭上课,到达时间不准确,早的在上午十点,晚了会过下午一点。有时她来迟了,学生们怕失去听课的机会,连午饭都不敢吃,在琴房里一边练习一边等。现在大名鼎鼎的约书亚·贝尔(Joshua Bell)和高岛米多莉(Midori Goto)也在那个夏令营,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一岁。

学校给的奖学金能负担全部学杂费,房租和吃饭得靠自己。离开中国的时候,在新加坡的一个堂姑姑给了江燕六千美元,解决了一年的住宿费。到头一个暑假,她已经成了穷光蛋。江燕在美国没有任何亲戚。那时中国人收入很低,家里没法给钱让她在美国生活。她的英语还不行,想到麦当劳、汉堡王和必胜客打工,都没去成,只好在学校食堂洗碗。巨大的洗碗机有十多米长。江燕先用滚烫的热水冲碗碟,把餐具放进洗碗机,然后走到机器另一头,将洗净烘干的碗碟拿出来。冲碗碟,肮脏的食物溅满前胸。冲洗的水很热,刚烘干的餐具更热,江燕的手总是烫得通红。她拉提琴,保护双手很重要;但她要活命,保护肚子更重要。

江燕还到别人家做卫生,每个礼拜一次,擦窗户,洗厕所,给地毯吸尘,擦家具,干六个钟头,得四十八美元。另外是到饭店拉四重奏,去托里多交响乐团(Toledo Symphony Orchestra)兼职。

四年过去,江燕按时毕业。两千多学生参加全校的毕业典礼,优秀学生里成绩最拔尖的叫summa cum laude,有三四个。其次是magna cum laude,有十来个。再下来是cum laude,有二十多个。江燕是第三等级的优秀毕业生。当校长念名字,让他们站起来,全场鼓掌的时候,她自己也不敢相信。

本科毕业,江燕进了托里多交响乐团,接着念硕士生,然后在新奥尔良和弗罗里达等地的交响乐团工作。她的女儿三岁开始学琴,念高二时开始在弗罗里达交响乐团当兼职小提琴手,随后到普林斯顿学国际政治,毕业后进音乐学院念研究生,今年6月得到指挥专业的博士学位,指挥不同的乐团演奏过贝多芬、舒伯特、马勒的交响曲和布鲁赫的幻想曲。

江燕在弗罗里达交响乐团江燕在弗罗里达交响乐团

(作者感谢江燕女士接受采访、提供回忆材料和照片,感谢广东省歌舞团的朋友热情协助)

【责任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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