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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猛:记者,作家。获开发亚洲新闻奖一等奖。著有《陌生的中国人》、《不平静的江河》。

在英国被拘禁的中国女性

导读

那些怀抱梦想想要改变命运的女子,在异国他乡,面临截然不同的社会和司法制度,去向哪里?祈祷她们在经历过残酷之后,最终找到平静的生活。

(一)

去年英国内政部拘留了3641名女性,其中420名是中国女性。

——7月初我读到英国报章的这则消息,大为惊讶。

内政部(Home Office)是负责移民管控和安全事务的部门,依常理推断,这3641名被拘留的女性应该都没有英国合法身份。但是中国女性的占比这么大却出人意料。文章说,2016年英国共有228名中国女性被拘留,但2018年这一数字跃升至420名,人数翻了近一番。专家将这一增长归因于对妓院和按摩院的突袭增加。换句话说,大部分人是在色情场所发现的。

这则新闻透露的信息很扎眼。在英国经营妓院非法,显然有国人在异国做着刀口舔血的营生,而背后一定隐藏着对于弱势同胞女性的控制和剥削。

最近英国媒体就报道了一个案例“3年半非法获利55万镑,中国团伙经营妓院被判入狱”。说的是,英国警方去年7月破获了一个6名中国人组成的团伙,罪名是“偷运人口入境强迫卖淫”。

检察官称,2男4女6名中国人合作,安排人蛇偷渡来英,然后挟持卖淫获益。他们用假身份租房在英格兰东南部经营一个妓院网络,拥有大量的性工作者,而且经常更换,主要都是中国年轻女性。她们被宣传称“高质量”。

起初警察以为其中的胡姓女子是老板,深入调查发现,核心人物是6人团伙之外的一个叫Leo的中国人,亦是胡的情人。值得注意的是,35岁的Leo曾在中国做过法院的书记员,他躲在幕后遥控,颇有些老谋深算。

不过警方查获了2014年9月胡和Leo讨论商业模式的微信记录:“公司一切交给你处理。你负责找出租屋。找小姐。每个人的收入,你可以拿走一半。”

此外,另一63岁的邵姓厨师,则负责给地下妓院做管家、接待和保姆。

法官判定他们分工合作,有组织有预谋,3年半的时间经营了11家妓院、获利547000英镑。

今年7月,3名骨干被判经营妓院和洗钱,Leo认罪入狱4年零3个月、胡3年零6个月、邵20个月。如果他们不是英国公民,刑满后将被驱逐。

而本案中被挟持的性工作者,那些为组织者赚取了巨额利润的中国女性,因为涉及隐私和接下来的司法流程,往往隐身于新闻背后,不为人知。

回到开头读到的新闻,不难想象,英国内政部拘留的中国女性,也许就包含了这个案件中解救的受害者。她们先是在地下妓院遭受盘剥,继而被送到了官办的移民拘留中心。同样,她们在拘留中心里的经历亦不为人知。而这也是新闻重新开始的地方。

(二)

读到这样的新闻颇感沉重。可以肯定,那些在色情场所解救的中国女性,大部分都没有合法身份。她们如何飘洋过海?在异国经历了什么?

一般而言,遭拘留的非法移民可以申请庇护。期间,申请人可以获得有限的自由,需要定时去警局报到。如果庇护失败,则仍然会遭遣返。

所有等待内政部移民系统去甄别的女性,被转到了耶尔伍德(Yarl's Wood)的移民拘留中心,位于贝德福德郡。这个中心于2001年开业,起初可以关押400人,主要针对女性非法移民,当时是欧洲最大的移民拘留中心。

内政部关于拘留女性来源国籍的统计在官网上可以查到。中国后面是巴西、罗马尼亚、尼日利亚等。中国女性为什么最多?这个现象引起了“为了女性难民”妇女权益组织的注意。该组织研究了去年耶尔伍德拘留的14名中国女性的案卷。这其中,9名妇女被迫在妓院或按摩院工作,另外5名妇女被迫在餐馆或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中工作。这个现象的背后,既反映了特定族群的活动特征,也反映出拘留系统本身存在的问题。

该组织发现,中国女性在耶尔伍德的移民拘留中心的处境,比起其他种族来说尤为糟糕。

首先是那些从妓院被拘留的中国女性,很多都有一段悲惨经历。例如,有些女人被迫每天和10个男人做爱。如果拒绝,她们会受到暴力威胁甚至殴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妇女陈述说:“黑帮头目强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让我感到羞耻。他们让我和那些来我被囚禁的房子里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如果我拒绝,他们就会打我,让我挨饿。我经常三天不吃不喝。”

一名叫Shuai的中国女人,丈夫无法偿还高利贷者,被迫来英国工作。她在绝望中塞给顾客一张纸条,上写“帮帮我”。于是顾客联系了英国警察,移民官第二天就出现在她被迫卖身的地方。

其次,这些中国女性普遍在拘留中心遭到了长时间拘押。按照惯例,大多数被拘留者都在一个月内被释放。而该组织研究的14起中国案件中,每一起都被拘留了至少一个多月。

研究报告的执笔人Gemma Lousley分析,中国女性比其他人被拘留的时间更长,是因为语言障碍而难以获得法律帮助。像Shuai在耶尔伍德拘留超过6个月。

“中国女性一直没被这一领域研究重视,”她说,“她们可能被隔离于其他人之外,也可能无法获得帮助。她们是我们所见过的最极端的案例,因为她们经历过性剥削。”

研究还发现,即使这些女性的精神健康明显在恶化,但她们仍被长时间拘留。

Shuai被带到耶尔伍德后,经常会在公共场合脱下内裤试图小便。这表明她的精神状态不适合被拘留,但没有引起重视。报告说,她“在拘留中逐渐失失常”,并试图自杀,于是拘留中心将她置于自杀监视之下,由一个男姓一天24小时看守,“情况更糟了”。

“为了女性难民”的萨马莎·哈德逊说,她们与耶尔伍德的中国女性进行电话交谈和走访时,有一半的女性有自杀的想法。许多人称在被拘留期间失去了全部希望。 一名妇女由于被拘留太久而开始出现幻觉。

报告还称,甚至一名妇女从耶尔伍德被送回她遭受性剥削的地址。

Shuai回忆说:当初穿制服的人来到我工作的房子。我害怕想藏起来,他们发现了我,把我拖出来,带到警察局。晚上我又上了另一辆面包车,开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耶尔伍德,于是,“我从一个地狱被带到另一个地狱”。

(三)

“为了女性难民”谴责内政部的拘留制度是种族主义的,中国女性比起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面临更严酷的处境。如果这些女性是英国的非移民女性,她们就会得到支持和保护。

“关注劳工剥削”组织的艾米丽·肯威认为,中国女性被拘留人数的上升与2015年通过的《现代奴隶法》(Modern slave Act)有关。

她说:“这项法案给警方施压,导致更多的针对按摩院和妓院的搜查,以确定奴隶制受害者的身份,并发起起诉。但很明显,内政部忽视了国际上的最佳做法,它自己的指导意见是,拘留是第一选择,而不是最后的选择。我们呼吁在移民执法和警察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如果你是一名警察,你遇到的人可能是被剥削的受害者,或者可能受到虐待,你不应该问他们的移民身份。”

这话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假设警方发现并解救了一名非英国公民的失足妇女,不应该先把她推给非法移民处理系统,不要先问她有没有合法身份,而是应该首先判断对方是不是正在遭受性剥削和奴役。如果是,就不应该送去移民拘留中心,而是先释放,非法移民以及遣返的事一律往后搁。

英国内政部在自己公布的“高危成年人”政策中声称:被贩卖的人口应被安置在安全的住所,并在审议他们的案件时给予情感和实际支持。它还规定一般不应拘留易受伤害的人,包括人口贩运和性别暴力的受害者。

然而中国女性被大量拘留则表明,内政部违反了自己制定的政策,该拘留系统操作上存在严重问题!

实际上,“为了女性难民”盯上耶尔伍德拘留中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17年,“为了女性难民”就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发现脆弱的妇女仍然经常被拘留,受采访的妇女中85%经历过强奸、家庭暴力、强迫婚姻、强迫卖淫或女性生殖器切割,仍然被关押。不久之后,监狱监察局发表了一份报告,证实了该调查结果。

三年过去了,耶尔伍德的情况并未得到好转。无助的女性被警察抓到拘留所后继续经受更深的伤害。

耶尔伍德耶尔伍德

(四)

7月10日“为了女性难民”的报告一经公布,立即点燃了一颗炸弹,引起了英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目力所及,BBC、《卫报》、《独立报》等主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每日电讯报》说,“英国内政部故意无视自己的指导,故意拘留了大规模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进一步伤害了弱势女性。”

媒体特别强调了“故意拘留”。在Shuai的案例中,移民局突袭卖淫场所时,Shuai告诉官员她是一名保姆,没有透露真实情况。但是卧室里到处都是避孕套包装纸和性玩具,家里没有孩子,只有两个男人在看着她。富有经验的移民官员应该能够判断Shuai正在遭受拐卖和剥削。但是Shuai仍然遭到拘留超过6个月。

律师沙里尼·帕特尔负责处理Shuai案件,他说,这是系统性的失败,像Shuai这样的受害者被拐带偷渡到英国后,被迫从事性剥削或劳动,任由内政部反复做出随心所欲的裁定。

一时间,舆论群情激愤,很多慈善团体和民间组织行动起来,齐声谴责,矛头都对准了拘留所的幕后老板内政部。

世界人权观察的报告说,拘留大大限制了妇女谈论人口贩运和她们可能遭受的其他虐待的能力,像Shuai这样的故事不会停止,因为内政部未能按照2016年出台的旨在保护人口贩运和性暴力受害者等弱势群体的成人高危政策采取行动,“故意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五)

媒体的报道和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应,令内政部陷入泥沼,掀起了政界的连锁反应。

工党议员杰西·菲利普斯在议会就该问题发起辩论;独立议员弗兰克·菲尔德向内政部提交了一份议会质询,要求提供被贩卖的非法移民奴隶的数据。但是内政部的移民部长卡罗琳·诺克斯告诉后者,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而议员们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数据则显示,2018年有507名被奴役或贩卖的人被内政部拘留。尽管根据内政部的指导政策,这些受害者本不应被拘留。

于是第二波问责风暴接着来了。

《独立报》报道,20余慈善民间机构联名在公开信上谴责移民执法部门与其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的职责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信中写道:“我们对政府的回应深感关切,该报告概述了仅在2018年就有507名潜在的人口贩运受害者被拘留……由于缺乏数据透明度,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我们要求政府不要等到公众监督后才公布人口贩运和潜在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支持、驱逐和拘留结果的数据。”

After Exploitation组织的负责人玛雅·埃斯蒙特说:对潜在人口贩运受害者的不合理拘留表明,政府在保护弱势群体免受移民权力下的拘禁方面存在令人不安的失误。另一组织的皮埃尔·马克鲁夫表示:“这些数字证实了我们长期以来的猜测:内政部故意拘留了大规模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独立议员弗兰克·菲尔德指责政府“隐藏”了这些信息,他告诉《独立报》:“被释放的奴隶正被政府重新奴役,他们被关在拘留中心,而不是扔掉钥匙,扔掉关于谁被国家关押的数据。政府关于不持有任何关于其关押的自由奴隶数量的信息的说法现在被证明是不真实的。他们还隐瞒了什么?”

(六)

内政部这两年负面新闻缠身。去年爆发了“疾风一代风波”,一批40年前甚至更早从加勒比海殖民地乘“疾风号”来英国的移民,因为缺少当年入境记录,现在其后代被要求遣返。

媒体向时任内政大臣拉德质询,拉德称并不知情。事后媒体披露了拉德和时任首相特蕾莎·梅的邮件记录,显示她清楚内政部制定的强制遣返非法移民的目标。而疾风移民后代被错误遣返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事后拉德因撒谎而辞职。

疾风移民事件也成了工党抨击保守党政策的一个议题,在一次激烈的议会辩论中,工党党魁科尔宾再次指责梅政府酿造了疾风事件。梅当仁不让,反驳说,这些错误被遣返案例,主要是你们工党执政期间发生的。显然保守党亡羊补牢做了不少案头工作。

后来,巴基斯坦裔的贾维德接替拉德成为内政部长,此君接任后一直口碑不错,于是趁势在梅首相辞职后参加了保守党领袖的竞选,一路打进了最后4人的竞逐,关键时候恰逢遇耶尔伍德拘留中心事件被曝光,加上《泰晤士报》又报道了中国和俄罗斯富人利用“黄金签证”申请漏洞资料造假的丑闻,无论从能力和气数上,觉得贾维德大概运数到头了。贾维德很灵活,在被淘汰出局后,转而高调支持对手鲍里斯·约翰逊,如今又在新内阁就任财政大臣一职,官升一格。

在持续的问责声浪中,英国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表示:“现代奴隶制和人口贩卖是野蛮的犯罪行为,我们仍致力于将其铲除,并支持真正的受害者。有一种假设是,被认定面临危险的成年人不会被拘留,只有当移民控制因素超过了他们易受伤害的证据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所有在拘留系统工作的内政部人员都接受了培训,以确保在移民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能查明贩运和奴役的潜在受害者,并根据国家转介机制审议他们的案件。”

一个好消息是,经过11个月的努力,Shuai在今年2月获得了自由,她有权在整个拘留期间获得赔偿。而其他申请了庇护的中国女性中,约有92%的人被释放,继续在社区内寻求庇护。

“为了女性难民”的律师帕特尔说,最近几年,在耶尔伍德对孕妇和儿童的监禁已经结束,这也应该扩大到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七)

从这个事件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英国社会的互动。

民间机构弥补了权力的空白,类似“为了女性难民”这种组织在英国社会十分活跃。他们站在弱势人群一方,审视权力运作;英国媒体的公信力很强,它们对事件的曝光,引导思考制度层面的弊病;在野党往往拿着媒体的批评报道作为攻击执政党的资料。政客的一言一行都置于聚光灯下。双方在议会上吵个人仰马翻。在这些机制相互作用下,官僚系统做出反应和修正。

总体而言,我认为英国社会富有正义感,透明度很高。在民间、媒体、党派、政府各个层面都有一股对抗力量,对权力起到了制约作用,不至于使弱小者湮没。

正如特蕾莎·梅下台前最后一次在议会跟科尔宾辩论时所说,这是咱俩最后一次唇枪舌战,我想说,这就是我们英国的优势所在。首相和反对党领袖每周站在发言席上互不相让。嘴上毫不留情,也绝不低头求饶。这就是我们二元对立的精髓所在。

(八)

因为涉及大量中国女性的权益,耶尔伍德事件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在本地华人报章上对此事连续组织了三次追踪报道,尽同胞本能。

这些年去海外,在美国、西班牙、非洲,都发现了中国女性投身色情场所的情况。现在的中国人不光“站起来”“富起来”,也“动起来”,世界各地都有中国人的活跃身影,其中也有不少受到了诱惑或者胁迫。而即便出于本人自愿,也符合联合国关于人口贩运受害者的定义。

英国国家犯罪署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英国发现了5000多名被奴役的人口,比2016年增长了35 %。报告发现,这些案件中,强迫劳动案件占2352起,还有三分之一的案件(1744起)中,受害人可能受到了性剥削。国家犯罪署副局长汤姆·道达尔说,“这些受害人被财富诱惑,同时也被暴力胁迫。”

BBC报道称,英国的被奴役人口通常隐藏在美甲店、建筑工地、妓院、大麻农场中。人贩通常利用网络诱骗受害人,许以工作、教育甚至爱情。受害者包括各个年纪的男性、女性或儿童。相对来说,最弱势的群体、少数族裔或被社会排斥的群体更容易受害。

《纽约时报》去年报告了中国女孩宋杨的故事,宋扬去纽约开餐馆没有成功,此后也许迫于经济压力,成为了法拉盛红灯区的一名从事色情业的按摩女。2017年11月,在一次警方的突击搜查中,宋杨从工作场所的四楼坠楼身亡。

这个故事触及了海外华人生活的一个灰色地带,让人们关注到华人性工作者的处境。很多人都是受到了胁迫而从事了地下行业,同时也遭受控制和盘剥。因为没有合法居留,工作安全和生命安全得不到所在国的法律保障。通过向性工作者出租房间来牟利的房东,因为害怕暴露身份,即便她们受到暴力攻击也不敢报警,助长了针对这个群体的伤害事件。因为文化因素和羞耻感,她们也受到了华人社区的孤立和歧视。

在纽约法拉盛、在巴黎美丽城、在伦敦的唐人街,宋杨的悲剧正在重复上演。那些怀抱梦想想要改变命运的女子,在异国他乡,面临截然不同的社会和司法制度,去向哪里?祈祷她们在经历过残酷之后,最终找到平静的生活。

【责任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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