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王笛

历史学家,澳门大学特聘教授,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茶馆》等。

成都人坐茶馆为什么能够上瘾

导读

成都人就有这个怪脾气,清静的茶馆他们会怀疑生意不好,留不住客,越拥挤他们越要去。

茶馆不仅用来休闲,也是最好的社交场所。人们喜欢利用茶馆作为社交场所与他们的居住环境相关,人们去茶馆追求热闹的气氛,穷人的住所狭小简陋,只好到茶馆会客。而且,穷人也支付不起高档的娱乐,那么茶馆便成为他们的唯一去处。一些茶客可以说上茶馆成了“瘾”,如果他们不去茶馆,就真像丢了魂一般。

 作者于2019年7月摄于成都文殊院茶馆 作者于2019年7月摄于成都文殊院茶馆

茶馆也是人们逃避现实苦难的最佳场所,至少能在那里寻求一点安慰,或暂时忘掉现实生活中的痛苦。茶馆创造了一个环境,人们可以在那里想待多久便待多久,不用担心自己的外表是否寒酸,或腰包是否充实,或行为是否怪异。

1942年《华西晚报》上便有人写道:“‘闲来无事把茶喝’是有风味的。可是,‘有事在某某茶馆会’差不多已成了目前成都的中下级人士的习惯。”

由于他们的居住环境不便,普通人有事相商或会友总是安排在茶馆里,由于既方便又舒适,即使居住宽敞的精英阶层也把茶馆作为他们的会客厅。茶馆成为人们聚会地,人们可以在那里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关于日常生活的许多决定也是在茶馆里决定的。

一首竹枝词也写道:“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在成都,熟人在街上打招呼,他们总是说:“口子上吃茶,茶钱该我的”。虽然这经常不过是做一个“姿态”,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但是由于人们经常在茶馆会面,所以这个招呼又是非常恰当的,也的确反映了茶馆中会友和社交的重要性。

 作者于2019年7月摄于成都文殊院茶馆 作者于2019年7月摄于成都文殊院茶馆

传教士徐惟理(William Sewell)关于成都1920年代的回忆便提到,当他的一个朋友遇到麻烦,他们便到茶馆去讨论解决办法。

1942年《华西晚报》的一篇文章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馆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馆,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便也不舒服,因此茶馆是个好地方。

茶馆里的“风雅之士”

文人是茶馆中的活跃分子,他们喜欢在那里吟诗论画,人们称他们为“风雅之士”。

有些人把书带到茶馆里阅读,所以有人写道:“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品茶看书,当然颇为高雅。

一些地方文人喜欢到茶馆“摆诗条子”,玩这个游戏时,他们把两三张桌子拼在一起,在上面放几张大纸,上面画许多格子,每个格子填进一首唐诗或宋词。他们有意写错一两个字,邀请在场的茶客纠错。如果茶客改对了便有奖,错了便付10文钱。

一些文人还把他们的作品拿到茶馆去展示。例如吴虞把他写的诗印出,贴在茶馆里供欣赏,欣赏的人可以购买。在其1915年的一则日记中,吴说他派人把印好的诗送到品香茶社,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又提到,当他去养园茶馆会友时,发现那里也贴了不少他的诗。

近代学者吴虞近代学者吴虞

文人一般都有自己钟情的茶馆,吴虞经常到品香,因为那里有他钟爱的演员陈碧秀,他还在茶馆卖写关于陈碧秀的诗。根据他的日记,他与朋友上午到品香去看陈的演出,下午约了更多的人到那里。吴在日记中写道,陈为有吴捧场颇显兴奋,“其视线恒在余等,一座皆笑,碧秀亦笑不能禁也”。

显然吴虞为能得到这个名伶的青睐很是得意,看来在民国时期,成都文人似乎对与优伶的来往纠缠并不忌讳。

茶馆就是社会俱乐部

有的茶馆颇像社会俱乐部,共同的爱好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百老汇和惠风茶园坐落在鸟市附近,因此这些茶馆成为玩鸟人的聚会处。在黎明时分,他们提着鸟笼来到茶馆,或互通心得,或作交易,或只是聆听屋檐下或树上挂着的各种鸟的歌唱。

中山公园的乐观茶园也是养鸟爱好者的集中地,人们在那里做鸟雀的生意,交流饲养经验,成为有名的“雀市” 。

《新新新闻》的一个记者1936年写道,一次他到乐观茶园,发现里面热闹非凡,间杂着各种鸟叫。人们不仅在那里买鸟作为宠物,而且还买麻雀等在阴历四月初八的放生会释放。

该记者以负面的语调描写这些待售的鸟不断地“悲鸣”。一个卖鸟食的小贩告诉记者,不少鸟是作斗鸟娱乐和赌博用。这些斗鸟的食物颇为讲究,都是鸡蛋、鸡肉和牛肉,甚至还有人参等补品。在茶馆里卖作为鸟食的虫子,一天可以挣几千文。

茶馆是一个自由世界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一次同我闲聊四川茶馆时,回忆抗战时期他到四川江津时,还是一个中学生,也喜欢光顾茶馆,如果要去买东西或去河里游泳,他就把盖子翻过来,表示还要回来,堂倌便不会收茶碗。

从堂倌的服务态度上,似乎顾客越待得长越好。位子不够了,加椅子便是。成都人就有这个怪脾气,清静的茶馆他们会怀疑生意不好,留不住客,越拥挤他们越要去,觉得这个茶馆一定是好茶馆,茶客心中总是有一个打米碗的。如果茶馆挤得水泄不通,不正说明茶馆合顾客之意么?

 作者于2019年7月摄于成都文殊院茶馆 作者于2019年7月摄于成都文殊院茶馆

1941年,一个叫博行的作者写了一篇题为《茶馆宣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文章,在谈到茶馆的重要性时,便把茶馆作为社交场所的特殊功能,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描述:

茶馆为民众普遍之聚会场所,不期而会者,往往在数十人或百数十人以上,此来彼去,交换轮流,不断离开,不断加入。于是茶馆与民众实际生活,时时发生密切关系,需用至广,要求极多,举凡通都大邑,县城重镇,穷乡僻壤,荒村野店,莫不竹几横陈,桌凳罗列。上自政府官吏,下至走卒贩夫,各以其需要之不同,环境之各别,盘踞一席,高谈阔论于其间,会人者,议事者,交易者,消闲者,解渴者,种种行色,不一而足。于是茶馆无形中有吸引群众,使以此为活动中心之趋势,其适应能力至强,无人不思利用之也。

茶馆是最便宜的休息和社交场所。一个人可以独自到茶馆,躺在竹椅上几个小时,读书,磕瓜子。虽然一碗茶的价格在不断上涨,但比较其他东西,吃茶仍然是相对便宜的。

对茶馆的颂歌

1946年陈善英在《新新新闻》上发表《茶馆赞》,以抒情散文的形式,热情洋溢地把对茶馆的社交功能进行赞誉: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如果当你从工作房出来,而感到有些微倦意的话,那么,我一定建议你不忙回家,到茶馆里去喝一会儿茶再说吧!首先,当你一跨进茶馆的大门,你便会感到有说不出的轻松和解脱,像是去拜访一处名胜似的,心胸颇觉得开阔起来,把一天的累,从身上、心上、像尘埃似的拂去了。

你可以看到一堆堆的人,老的、少的、散布在不同的地方,喝着茶,谈着天,小贩们,堂倌们,算命的老头,擦皮鞋的小孩子……穿梭似的,川流不息似的,将整个茶馆织成了一幅花团锦簇的图案。

这时你也许会碰到朋友,加入桌上谈话……阔别多年的友人,畅谈一通……。但是,如果疲倦了,或觉得无必要,找一个干净的角落闭眼喝茶,这时会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敲着他的箱子,向你兜生意,你不妨伸出脚去,让他打扫一番,几分钟后,你的破皮鞋便会一改前观,很亮很亮了……。

听吧!在另一边的桌上,又有几个人在那儿大谈生意经,他们说黄金又上涨了,他们这招棋下对了。

……电灯亮了,茶馆的人越来越多,茶馆也加倍热闹了,一些人开始散去,脸上闪动着愉快的光辉,像饱吮了露珠的花朵。

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各种人物在那里休闲、会友、谈生意、下棋、讨论新闻,顺便也把皮鞋擦了。到了晚上,茶馆更为热闹,然后人们在满意地神情中离开茶馆,为一天的日常生活画上了句号。

《新新新闻》上关于茶馆的漫画《新新新闻》上关于茶馆的漫画

当然,这是一个爱茶馆者的心声,但是现实就是那么奇怪,有人爱茶馆爱得如此之深,但亦有人恨茶馆恨得如此之切。从茶馆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股力量的长期较量。

茶馆是一个人们追求休闲活动的场所,人们在那里具有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每条街或附近几条街都有一个茶馆作为“社区中心”,人们去那里会友、取得信息、聊天、或者打发时间。

虽然喝茶不像饮酒会使人上瘾,但从一定程度上茶馆生活却能使人成“瘾”,或许可以说受一种诱惑,或形成一种习惯。对许多人来说,去茶馆成为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不愿意错过哪怕一天。无论是精英和还是下层,茶馆都是他们社交的首选。

我们可以看到,茶馆可以包容贫富贵贱、三教九流。茶客包括许多有身份的人如学者、官员、社会名流,也有学生、工人、苦力、农民。在茶馆里无论是混时间、做交易、找工作、见朋友等等,都花费不多。大多数成都的中等茶馆都没有明显的阶级划分,这也是它们可以吸引各种背景的顾客之原因。

作者于2019年7月摄于成都文殊院茶馆作者于2019年7月摄于成都文殊院茶馆

所以,成都人到茶馆喝茶,更多的是为了社会交往,这种交往,可以是心理的,也可以是建立社会网络,也可以是为了得到信息……

虽然茶馆是现实生活的世界,但是经常茶客们把那里视为摆脱工作和生活烦恼的一个“虚幻”世界。当他们走出茶馆,似乎他们从他们所喜欢的虚幻世界,又回到现实社会中了,再次面临生活的艰辛。也可能正是这个不断的在这两种世界中转换,才使他们能够乐观地面对那个不令人满意的日常生活世界。

【责任编辑:胡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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