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宋金波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偏爱时政与财经。前林调队员。前公务员。先后供职于潇湘晨报、长江商报、东方早报等媒体,编写评论,搞过财经。担任过宏观经济研究员。专栏《林调队笔记》,记录在西藏十年间的人事碎片。

愤青、公知、三观正:网络标签的修正主义战争

导读

人人都行“公知”之事,人人都骂“公知”,那么究竟谁是“公知”呢?

把网络上的意见冲撞视为“战争”,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还十足是夸张其词、上纲上线,时至今日,却俨然成真。诸如“网络舆论争夺战”“思想战争”这种字眼,不仅见于偏激网民的帖子,也见于主流媒体乃至官方文件,成为无需避讳的合法论述。一些舆论冲撞的过程,仅从场面上看,似已能找到符合“战争”特征的多种要素。包括统一调度指挥、战术应用等等,可以通过部分公开合法讯息得到佐证。由于线上行为与线下后果的分野,并不像母体(Matrix)与锡安(Zion)之间那么遥远,甚至连暴力这种战争核心要素,也没有缺席。

本文所记录的,是这场“战争”局部的几场“战役”。姑且把它们命名为“网络标签的修正主义战争”,因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对某些网络标签化词语所指的“修正”与“再修正”,无论这种“修正”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

帝国保卫战:“愤青”的光复

最早让我意识到自己处于这样一场“战争”之内的,是“愤青”这个词。

大概是2010年。妻子的一位闺蜜,某日来家做客,谈及关注我微博,略带揶揄说道:“没想到(从你发的微博看)你居然是个‘愤青’。”

这句话让我相当不快。

以上要传达的信息是这样的:

第一,这位朋友觉得“愤青”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词,但也没有贬义到不能当面以玩笑口吻形容某位朋友,我觉得,在她看来,“愤青”还可能是略偏中性的。

第二,对我来说,“愤青”是一个贬义相当强的词语,甚至朋友开玩笑说出来形容我,都多少让人不快。

第三,我认为自己不是“愤青”。

是啊,我怎么可能是“愤青”呢?“愤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2008年,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朴芬庆同志藏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讽刺“愤青”们——还记得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系教授朴芬庆么?“朴芬庆”,“嫖愤青”嘛。

问题其实在于,我和她所说的“愤青”,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至少,在我们各自的理解里,“愤青”涵盖的范畴是不同的。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我们日常所见大部分“愤青”的表述。

像“愤青”这么显赫的一个词,专门论述“中国愤青”的书都出了好几本,资料繁多,也就省得我在这里浪费笔墨,太古早到不着边际的法国革命“愤青”起源,也略去不表了。

就说在中国。据张闳在《愤青的变迁》一文中的考证,中国最早的“愤青”,是“知青”的“异形”。1980年代,“尽管在当时‘愤青’一词尚未十分流行,但那时的文化青年除了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外,几乎一律是‘愤青’”。

人人都是“愤青”的时代,这个词当然坏不到哪里去。而在彼时,“愤青”所指,也大体可以用字面意思理解:一为“愤怒”,二是“青年”,并没有被赋予更多的标准和意涵。

这个词的色彩出现根本变化,是1990年代的事,变化的背景,则是“中国内地的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到21世纪来临,网络开始普及,“愤青”一词频频出现于BBS及QQ聊天室,“充斥论坛的往往是各种谩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以及粗鄙的人身攻击和诋毁,还有对战争的无原则鼓吹。”“他们对具体的事物漠不关心,对具体的不公视若先睹,对身边的事物也没有爱。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只爱一个空洞的、子虚乌有的‘国’,用来掩盖自己内心的麻木、愚顽和冷漠。

张闳认为,“这一危险的狂欢,在2008年达到了巅峰”。当时的“愤青”现象,是“民族主义情绪与互联网言论平台的激情媾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言论‘聚变’反应。政府培训的职业‘网络评论员’夹杂其间,增加了资讯的混乱局面。……选择性地过滤资讯,又带来了资讯的不充分和不完整。真相与流言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汹涌的资讯洪流,冲刷着公众脆弱的理性河床”。

可以看到,至少在2008年前,“愤青”已经成为“民族主义愤青”的代名词,这个词语的定性,已经非常负面,甚至已经没有人愿意为之辩护。

“愤青”这个词语负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所指范畴缩小、极化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原本比较中性的、纯属事实描述的“愤青”,成为更小的一部分“民族主义愤青”的代称,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了“名声最坏”的阶段。

而在2008年后,“愤青”的名声却不那么差了。发生了什么?

因为出现了“右愤”。

大概在2008年,一则名为《“左愤”与“右愤”》的帖子开始流传。帖子以一一对应的方式,列举了“左愤”与“右愤”各自的不堪:

左愤多是80后

右愤多是80前后,个别更老的属于发育不良


左愤认为自己有一颗赤诚的红心

右愤认为自己有一个无双的大脑

左愤常以爱国者自居

右愤常以独立思考者自居

左愤的爱国是一腔热血,头晕眼花

右愤的独立是一头雾水,慌不择路

左愤是大脑格式化的产物

右愤是格式化后没安杀毒软件的结局

……”

而在2012年,一篇名为《‘愤青’究竟何许人也?》的文章出炉,并且多年后仍被转载。这篇文章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丽君博士和郑永年教授通过访谈、调研和分析网络内容等研究手段,清晰地回答了‘愤青’的特征。

文章指出,人们或是将“愤青”简单地等同为民族主义者,或是认为“愤青”只不过是在网络上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然而,通过对包括“反CNN运动”“韩寒现象”和“69圣战”等一系列网络热门事件进行剖析,杨丽君和郑永年发现:自称或者被称为“愤青”的这些人,其实是由三个差异极大的群体构成的,亦即“民族主义型愤青”“批判中国型愤青”“忿怒发泄型愤青”。

无论是“左愤”与“右愤”的两极化,还是三种“愤青”的“多极化”,原有的“愤青”指称的群体,都出现了扩张。当“愤青”成为偏颇的一极时,也是其网络名声最坏的时候,但当出现了所谓“右愤”这一捆绑在一起的对应群体时,“愤青”一词的“民族主义”色彩便被忽略,而判定的标准,也回归到原本的“愤怒青年”(青年也可以是幼稚的中年人)。这正是我那位朋友与我对“愤青”概念分歧所在。

这一变化过程,很难指证是统一指挥的“战斗部署”,还是舆论自然的演化,但实际效果,却委实不亚于一场漂亮的“帝国保卫战”。“愤青”这个词在此如同上甘岭,成为拉锯战的锋线。指出或定义“右愤”的存在,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战术。一方面,是互污,类似于:“你撒谎!”“你也没说实话!”使对方的攻击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两种“极端”时,往往本能地倾向于寻找中间点,让自己显得不偏不倚,自然具有裁决权威。当然,这种心理,也很容易受到欺骗。举个例子,一个人在完整的桥上寻找“中道”,自然没问题,但当桥已断,只剩半截,原来的中点便成为新极点,再寻求中道,不免偏于一边。

有效的战术必然会得到总结与发扬。比如对“五毛”标签的讨论,就出现了“美分”这一对应捆绑标签。至少在相当多人眼中,“五毛固然可恶,美分也没好到哪里去,说不定更坏”。“自干五”能在最近的舆论中,开始出现“合法化”“正当化”,完全不惧怕颇受非议的“五毛”一词成为负资产,某种程度上,也是把这一舆论认知作为基本面。

克隆人进攻:“公知”与“精英”的陷落

在挽救了“愤青”(或者说将某些“愤青”的批评者拖下水)后,“网络标签修正主义战争”的战火仍在蔓延。反守为攻的战线推进到了“公知”一词。

战果我们今日都已知晓,“公知”一词作为曾经的正面词语,已经“挂掉”,或者说,被彻底污名化了

这个词语沦陷的速度可以说是惊人的。2006年,我半路出家进入某家报纸,一天,在负责的版面上漏出“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分管领导看到大惊小怪,说:这个词你也敢往版面上放?

在那时,确实算是“不够专业”的错误。然而,在今天,随便在哪个微信群的下水道和垃圾箱,都可以翻到“公知”被遗弃的躯壳——有时还能捡到“母知”。与此同时,这个词已经完全地“正常化”了。

关于“公知”,已经有不少篇文章,因此关于这个词的来龙去脉,以及对“公知”的种种批评是否合理,此处也不赘述了——既然那么多文章都没有把道理说明白,何必徒劳无功。

这里要说的是“公知”一词的溃败路径,与“愤青”洗白路径的关系。如前所述,“愤青”之所以能减低污名指数,是因为通过某种论述(如“左愤”和“右愤”),使其所指范围扩大,淡化其非字面的特征而强化其字面涵义。“公知”溃败的路径与此相反:其所指范围向极端化推进且缩小,在认知上,突出的是其非字面涵义(如自由主义、学者专家),而淡化其字面涵义,即“公共”与“知识分子”。

谁都知道,不管按照“公共知识分子”的原初定义,还是按照正常情况下大众对其字面的理解,都不能把某种专业之外的倾向,比如自由主义,作为划分公知的标准。但事实是,最终“公知”的定义被狭窄化到一个很小的范围,甚至某种意义上直接成为“以批评体制批评政府为主要目的的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称。几乎所有非媒体专业人士在网络表达中的通病,比如对信源的求证核实能力缺乏等等,都被归为这个小群体特有的毛病,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被暗示是有意为之。

于是我们看见,除了屈指可数的坚持宣称自己是“公知”的人(但他们经常又可悲地被质疑欠缺做“公知”的专业资格),大部分人逃离了曾经一度颇有光彩的“公知战壕”,决绝迅速,连袜子都遗落在那边来不及穿。“公知”成为任何人都可以踩一脚的垃圾。

有意思的恰恰是“任何人都来踩一脚”这个现实。毫无疑问,那些自称“左派”的知识分子,既然选择了公共表达,他们其实是具有“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只不过,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公知”还情有可原。问题是很多“以批评体制批评政府为主要目的的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是别人眼中确凿无疑的“公知”,也摩拳擦掌,大骂“公知”,并坚决“划清界限”,这就有意思得很了。人人都行“公知”之事,人人都骂“公知”,那么究竟谁是“公知”呢?

历史上,也惟有“反革命”一词,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境:人人喊打,人人皆是,人人避之惟恐不及,却又人人无可闪避。如果把“公知”的陷落看成“克隆人的进攻”,那么,“揪反革命”就是遥远的“第一战”。人人都以为自己混在革命队伍中,喊一声“打倒反革命”就万事大吉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呢。

“公知”的陷落,顺带放翻了“精英”。与“公知”的沦陷过程一样,首先是涵义的极化与收缩,最后成为定点打击的标识。“右愤”这个词被拎出来成为“左愤”的对应物那么通顺,可在“公知”挂掉的过程中,却没有一个“左派公知”受到牵连被指为“公知”,也没有一个“官场精英”被“精英”捆绑。如果说某些“公知”以自扇耳光的方式与“公知”角色切割,还可以说是见机“太快”,但“公知”这个词这么容易整体挂掉,只能说对手的战略战术正确,执行得力,善于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对词语的修正已经臻于“得心应手”,使之成为一场“不对称战争”了。

绝地反攻或西斯复仇:“三观很正”的逆袭

“不对称战争”是双向的。当“愤青”无法给对手标签,“公知”不堪为自己标记,“绝地武士”们也找到了扳回一场的阵地。在我看来,“三观很正”的流行,正是这样一次逆袭。

“三观”本是一个非常官方、非常主流的概念,有“新三观”“老三观”之分,更远,尚有佛教“三观”之说。通常所说的,一般是指“老三观”,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曾几何时,“老三观”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正确”的万能标尺,所谓“正确”,亦即是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0年代后,“老三观”在主流话语体系,渐有没落趋势。所谓“新三观”,应用也局限于体制内政绩考核。直到网络兴起,一切渐趋娱乐化、去意识形态化,“三观”一词在网络世界重新被拾起,最常见的用法,是“毁三观”。举凡渣男渣女、小三上位之类,都可以归入“毁三观”之列

大致与“公知”一词被毁同时,“三观很正”开始流行,而最常用的人群,似乎与通常意义的原“公知”群体,有很大的重合度。当然,这里的“三观很正”,与1980年代及更早的“三观很正”,所指即使不南辕北辙,也是大相径庭。

当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三观很正”时他究竟在说什么?具体到个例,似乎很容易解释,但作为一个群体现象,却又不是那么简单。就像人人都可以骂“公知”而又人人行“公知”之事一般,“正确的三观”愈发成为一个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事物,正确与否的裁量权见仁见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一个人评价他人“三观不正”时,固然是贬义,但判定人“三观太正”,似乎也难说褒义。不管有没有诉诸语言,“他三观跟我很近(离我不远)”,才往往是评价他人“三观很正”的真正意图。

然而,用极为笼统、大而化之的“三观”来标签一个人,难说不是一种武断的裁量,这与“抓公知”的内在逻辑相去多远呢?“公共知识分子”“愤怒青年”“精英”,这些标签至少还有某种可以描述的事实特征,而“三观很正”却只能是自由心证。“三观很正”半娱乐化流行的结果,只会是人人都能用“某人三观很正”,来显示自己作为宇宙坐标原点的宣示或成为小圈子接头的暗语。对“三观很正”的“活学活用”,诚然看起来扳回一阵,但究竟是“绝地武士的反击”,昭示“原力的觉醒”,还是“西斯的复仇”,隐藏着“魅影的危机”,却还难下定论。用黄霑的一句歌词或可形容:“人海的冲击比那苍海更大(啊啊)/难为正邪定分界。”

这固然符合“绝地武士”陷入困局、只能地下斗争的语境,站在战争全局审视,却已经失去了正大对阵的可能。也许正因如此,“三观很正”迄今并未如“公知”一般,受到太大的压力和围剿,哪怕来自“克隆人军团”。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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