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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

作为上海前史的广州

导读

海外贸易是广州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所在。

在上海作为一个巨大的例外出现在现代中国之前,广州作为另一个例外,已经在中国的历史中存在了至少1000年。这座城市是亚洲海洋贸易的博物馆和纪念碑,可惜很少有人意识并重视这一点。

中国历史学家注重统一,注重陆地,注重西域,注重军事和政治,相对来说,对区域性的、海洋性的和贸易方面的历史事实注意不足。这可能与北方游牧民族常常南下侵扰导致中原政权动荡有关。秦始皇派蒙恬拓边,在阴山以南筑长城,长城和都城之间修驰道。汉武帝派李陵、卫青、霍去病经略西北,又派张骞通西域。唐太宗设西域都护府。这些历史在中国已经变成了通俗故事,反映出人们思想深处的危机意识,以及为了克服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而制造和传播英雄故事的强烈心理动机。

酒泉市的霍去病雕像酒泉市的霍去病雕像

相比而言,到1840年代之前,来自南方海洋的贸易商船还没有威胁过中原王朝的生存。从危机驱动的历史叙事而言,这本身构成了海上贸易被忽略的理由。

尽管唐代之前的情况缺少足够资料,人们有理由相信,公元前3世纪广东被并入秦帝国版图之前,这里已经有活跃的短距离海洋贸易。广州或广府之名在唐代出现在史书上时,它已经是一座因海洋贸易而繁荣的大城。每年春夏之际,从南海岛屿到北非海岸驶来的商船,在领航员的指引下,从虎门进入珠江。港口不远处耸立着一座标志性的楼阁,广州市舶司的官员在此检查商船上的货物,并一一登记在册。

商人们由此上岸,进入指定的居住区域。在唐代广州最繁华的时期,数以万计来自波斯、阿拉伯半岛和来自东南亚各地的商人,聚居在城外珠江北岸的蕃坊中。犹太教徒、穆斯林和波斯的祆教徒混居在这个高度国际化的区域。这里有他们熟悉的语言和食物,也有他们需要的礼拜堂、清真寺甚至墓地。情节不严重的案件,由藩主依据侨民所在国家的法律进行裁决。

这种有记录可考的繁荣景象,从8世纪持续到14世纪,历经唐、宋、元三个朝代。其间广州也不止一次经历和衰败甚至是摧毁,但只要和平来临,繁荣就会再次回到珠江两岸。

海外贸易是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所在。贸易带来繁荣,贸易不振,它就走向衰败。在明代彻底禁止海外贸易之前,广州就这样在衰败和繁荣之间循环了600年。16世纪,明代重开海禁,17世纪,贸易又被禁止,直到康熙1663平定了台湾,广州才重新对泛海而来的商船开放。1759年之后的贸易政策规定,所有外海贸易只准在广州进行。

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出发,西至欧洲,东至日本。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出发,西至欧洲,东至日本。

作为独一无二的贸易港,现在广州看上去可以独享海外贸易带来的繁荣了。

要到很久以后,人们才认识到,这并不是广州的幸运,而是它一系列不幸的开端。

朝廷精心选择广州,是因为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可以证明它足以承担这个使命,但更重要的是,广州地处南方边陲,远离中原腹地,可以最大程度地把海洋和贸易的影响与中国主体隔离开来

这种隔离政策反应了内陆帝国对海洋和贸易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远离广州的北方都城里,关于海洋贸易利益得失的争议,和广州作为贸易港口的历史一样长久

质疑声认为,海外贸易在道德上可疑、在实践中有害。对早期沿海贸易的规模和商品种类,如今所知不多。见诸记载的大多是香料、宝石等体积小、重量轻但价值较高的奢侈品。史书记载这些商品种类的同时,经常伴有可以想象的道德批评:这些商品属于奢侈品,它们助长了糜费的风气,导致贸易逆差,强化了人们了逐利倾向,并且产生了一个不事生产的商人阶层。

在重农主义传统中,这些批评都有强烈的政治指向。由此产生的忽视和抑制海外贸易的政策,是系统的、长期的。这种政策的结果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对商人阶层的压制和歧视屡见不鲜。

农耕社会农耕社会

在经济层面上,不断发展的商业活动,的确会冲击政府对盐、铁、铜和其他必需品和贵金属的垄断性专卖政策。贸易会推动金属货币流出或流入中国,造成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贸易也会催生出日益复杂的金融网络,由此产生的利润则会改变一部分农民的生活方式,将他们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推向商品种植。

元代末年,长江三角洲就有很多农民不是以种粮食为主业,而是以养蚕缫丝和种棉纺棉为生。每天早晨,织布的农户到市面上出售布匹,再用所得的钱购买粮食和棉花回家纺线织布,如此日复一日。这些生产内容高度商品化的农户,需要稳定的粮食市场,这就把种田的农民也推向了市场和货币经济,并加剧了粮食市场的波动。

规模不等的交易以极高强度发生时,需要一种价值高、流通性好并且易于切割的货币。白银完美地符合这些特征。明朝初期禁止白银流通,然而无济于事。到明朝后期,白银从日本和南美洲流入中国,而中国向欧洲输出瓷器、丝绸和棉布。这种复杂的全球贸易格局引发周期性或偶发性的通膨和通缩,然后又引发了关于海外贸易利弊的争议。这种争议在明清两代持续了大约4个世纪。

外销瓷,现藏巴尔的摩华尔特斯美术馆外销瓷,现藏巴尔的摩华尔特斯美术馆

但争议归争议,货币的广泛流通还是把政府也卷入其中。明朝的税制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国家向农民收取的地租,从实物形式变成了货币形式,金融波动也随之被引入行政领域。

问题是,明清两代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往往没有足够经验和意愿,去适应这种变化。银价波动成了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权稳定的问题。每一次波动,都会引起反对海外贸易的声浪。

从军事防卫的角度来说,尽管还没有哪个王朝是被叛乱者或入侵者从海上推翻的,但明朝前期和清初实施海禁政策,的确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明代中前期有倭寇问题。清初郑成功占据台湾,对抗清朝。郑成功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的身份是海商兼海盗。郑成功的水军多次沿着海岸线北上,几次进入长江流域,有一次差点就占领了南京。

厦门鼓浪屿的郑成功雕像厦门鼓浪屿的郑成功雕像

这些史事因为比较晚近而广为人知。但事实上,东南沿海地带的动乱,往往与走私和海盗活动交织在一起。4世纪的孙恩之乱、10世纪的黄巢之乱和13世纪末东南沿海反对元朝的动乱,都与机动性很强的水上军事力量有关。

在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王朝——比如南宋和元——把海外贸易视作必须。因为这些朝代的政府财政仰赖和海外贸易有关的税收,因此沿海地带的地方官员会接到中央政府的指令,要求他们招徕蕃商前来交易。(南宋绍兴二十九年,市舶司收入占岁入二十分之一,为常赋的一半。)

但即使中央财政极度依赖海关收入的南宋,海外贸易仍然被看作是危险的。南宋末年的史事似乎也加深了这种印象。当时,掌管泉州通商事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市舶司蒲寿庚投降元军,拒不接纳从广州前来避难的南宋末代皇帝,当居住在泉州的宗室试图迎接幼帝的时候,蒲寿庚曾对他们大加屠戮。

赵氏家谱里宋朝末代皇帝赵昺赵氏家谱里宋朝末代皇帝赵昺

根据桑原骘藏考证,蒲寿庚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祖辈在广州经商,父辈时才迁移到泉州。蒲寿庚兄弟在泉州时除了经商,也给到泉州来的海商做翻译,后来因为剿灭海盗有功,开始参与管理泉州市舶使。

蒲寿庚兄弟通晓蕃语,懂得航海,善于经商。据说,蒲寿庚的哥哥很有谋略,而蒲寿庚本人擅长军事。这当然是掌管泉州市舶使的合适人选。

泉州在南宋是可以与广州相抗衡的大港,且有凌驾于广州之上的趋势。泉州市舶使职位不甚高,却极为重要。南宋都城杭州被元军攻占之后,宋室在沿海流亡,仍对蒲寿庚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出船、出人、出钱,通过水军改变局势。但蒲氏兄弟审时度势,决心降元,后来才有“拒不迎驾”、“屠戮宗室”的举动。

蒲寿庚降元,解决了忽必烈一个心腹大患。南宋亡国后,忽必烈对蒲寿庚信任有加,不仅让他继续掌管泉州市舶使,还要他组织水军,建造舰船,准备进攻日本。

作为归化的蕃商,蒲寿庚家族的种族背景和个人经历,很难不让人想起唐代的安禄山。

安禄山也是归化胡人,祖籍在西域的康居国。安禄山懂多种胡语,年轻时也是在市集上做翻译,然后因为军事才华崭露头角,获得了进入政治舞台中心的资格。

安禄山画像安禄山画像

安禄山的反叛终结了唐朝的盛世,而蒲寿庚的反叛不只是终结了南宋,还造成了汉民族更为深刻的文化心理危机,即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在极其注重历史叙事的传统中,二人的反叛,不但会加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固有看法,也使得国际贸易演变成引狼入室的寓言。汉人对蒲氏一家尤其痛恨,到了明朝,仍然不许蒲氏的后代参加科举考试。

对外国人、商人和海外贸易的敌意持续了很多个世纪。

唐朝设立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一开始由地方官员或太监兼任,到北宋成为专门官职。商船抵达广州后,市舶使按例收取关税。进口商品多数时候都由官府垄断经营,宫廷有优先购买权。

早在唐代,市舶使和港口所在地方官员受贿索贿,低买高卖,甚至放高利贷,就已经成为惯例。史书在表彰官员清廉时说,他们不向客商收取额外明目的费用,海外商人都愿意到他们管理的港口来进行交易。换句话说,敲诈外来商人是很平常的事,偶有不这样从事的官员,就值得在史书上写上一笔。

从唐到晚清约1000年间,中国许多贸易港口的兴衰,都与官府肆意榨取有关。一个清廉且积极有为的官员,能够在很短时间里吸引大量商船前来交易。如唐大历七年(769年),李勉拜岭南节度使赴广州上任时,当年前来广州交易的海外商船只有几十艘,因为李勉善待外商,次年来航的商船达到4千多艘,约是此前的1千倍。(《蒲寿庚考》,15、16页)但这显然是一个特例。

大多数商人泛海而来,远离故土,势单力孤,加上语言不通,无力与市舶司和地方官府抗衡。个别海商因为受到不公平待遇,去地方官府甚至都城申诉,但为数极少。这类申诉耗费时间和钱财,结果却毫无胜算。史书上还记载了一些海商在盛怒之下,身怀凶器,杀官出海的血腥案例。

唐代之后的几百年间,阿拉伯商人垄断着南海经印度洋和波斯湾直至北非的贸易。他们的商船活动的范围,北至日本和朝鲜半岛,南至埃及。每年农历五月六月,商船北上,农历十一月十二月南下。这主要有赖于他们对信风的了解。

南海各国的商人,通常春天来华,冬天回本国。但在波斯湾与中国之间往返,费时较长。一来一回,往往要两年时间。许多阿拉伯商人因此常住中国。这些外国坐商居住在城市中指定的区域(蕃坊),各自推选首领,然后由中国皇帝任命,称为“藩长”。藩长负责管理蕃坊事务,包括根据客商本国的司法惯例,对普通民事案件和罪行较轻的刑事案件进行裁决。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这是一种治外法权的雏形。尽管治外法权在历史上有特定含义,桑原这种比附未必合适,但唐代以来,蕃商在其聚居区内维持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并实行某种程度自治的做法,确是史有明文。

有些蕃商在中国居住很久,有些还与当地人通婚,后代也生活在中国。唐代的对外港口如广州、扬州、杭州、泉州,都留有外国商人的墓地和宗教场所遗存。当时规定,外藩在中国居住五世,即为永居。

广州的外国商人为数最多。唐末,黄巢的军队一度占据广州,在城内屠杀外藩,据称犹太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和祆教徒死者共计12万人。这可能不是确数,但可见当时定居广州的外国商人数量之多,已经超过普通城邑的居民数量。这些人在中国唯一的职业就是经商,由此可见广州海外贸易的繁荣程度。

广州在黄巢之劫中元气大伤,但宋元两代鼓励海外贸易,广州又渐渐恢复景气。北宋指定广州、泉州和杭州为通商口岸,其中广州最为繁荣,所收关税占全部关税90%以上。北宋末,广州城外南部、珠江北岸有藩坊。虽有规定化外之人不得城居,历史学者认为,这条规定实际上执行并不严格。许多富商就住在城中,中国官府也持默许态度。

宋代广州虽然因海外贸易而繁荣,但似乎没有恢复唐代的旧观。在宋元之交时,广州更是失去贸易中心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福建的泉州。元朝时来华的马可波罗和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都说,泉州(刺桐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泉州《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泉州

明朝一反宋元两朝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实行海禁。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初,禁止外国商人来航,九月,废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海禁后来发展到禁止浙江福建沿海居民下海捕鱼的程度。沿海连年增设卫所,建立要塞,把一些失业渔民弄去当兵。

为了防止周边国家借朝贡之名前来贸易,洪武十六年实施勘合制度;次年,宣布免除朝贡国的关税;洪武十八年,专门为前来朝贡的使团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朝贡礼仪。换句话说,有些周边国家努力把朝贡贸易化,明朝就努力把贸易朝贡化

宁波、泉州和广州市舶司废除30年后,市舶司重设,但功能从管理贸易变成了接待朝贡使节。

总之,明朝前期面向海洋的军事和外交动向,都是以禁绝贸易为前提的。讽刺的是,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反而加剧了海盗活动。

明代的倭寇有三个渊薮。元末群雄并起,张士诚和方国珍割据一方。这两个人逐鹿中原,根基却分别在苏州和温州。他们后来被朱元璋击败,余部退入海上,其中一些人以劫掠为生,也被视作倭寇;

其次,14世纪和15世纪,日本和朝鲜半岛动荡不宁,许多武士、农民和商人流民化,这些人无以为生,聚众为寇,沿着朝鲜半岛西部和中国海岸线抢夺粮食和人口。倭寇这个名称,主要就是说这些为害东亚的日本和朝鲜流民。

倭寇倭寇

最后,禁绝贸易使食海之民不能谋生,也损害了地方士绅和大家族的商业利益,由此导致16世纪走私常态化且武装化。这一时期愈演愈烈的倭寇,参与其中的日本人很少,主要是中国沿海的武装走私集团。

随着海禁进一步强化,整个东南沿海都被军事化了。失去海外贸易的广州,就变成了帝国南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城市。直到1567年,明朝重开海禁,广州才渐渐恢复一种兼容并包的活力。

能够证明这种活力的是联袂而来的商人和传教士。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经澳门到达广州。他正是从这座城市出发,北上肇庆、南昌和南京,并于1598年第一次抵达北京。两年后,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居住传教。

利玛窦像利玛窦像

在此之后,更多耶稣会传教士徇着利玛窦的路线来中国传教,由此也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

耶稣会传教士把欧洲的计时器和火炮制造技术带到了中国,还给中国带来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和建筑技巧。他们试图通过调和天主教和中国文化,创造一种新的传教方式,但他们的努力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因为引发历法之争和礼仪之争,导致了北京和罗马之间激烈的对抗。

从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发布通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由此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北京和罗马之间的冲突或明或暗地持续了将近200年,贯穿清代的中前期。

随着时间推移,对抗很快就超出了宗教和文化的范围,成为中国和欧洲之间即将发生全面冲突的象征。

这次出面的是要求自由贸易的英国人。而历史的舞台将重新转移到了广州。

清初也实施海禁,平定台湾之后,则开始实行一种严格管控的贸易政策。乾隆皇帝对天主教的警惕与他对海外贸易的疑虑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命令从西洋来的船只只允许在广州停靠,交易必须通过有特许经营权的公行进行。

广州的公行——数量很少,历史最著名的公行有13家,被称为“广州十三行”——不但垄断了整个中国的海洋贸易,实际上还替政府征收关税,负责监视和管理外来商人,并定期向政府报告他们的动向。

广州十三洋行广州十三洋行

垄断贸易产生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广州公行,如浩官(伍秉鉴)。和他有交往的欧美商人留下了很多对伍氏的私家园林充满艳羡和赞叹的记载。这还只是垄断对外贸易的广州公行财富的冰山一角。

海外贸易会刺激金融业和保险业的发生发展。广州的公行也卷入了一些与海外客商采购中国商品相关的担保和融资活动。但并不是每家公行都像浩官那么财力充足。一些广州公行需要靠向外国客商贷款维持周转。这种金融联系让广州和世界市场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旦有公行破产,影响就会从广州一直延伸到欧洲。

大多数居住在广州城外的外国商人都来自英国。和几百年前一样,他们远渡重洋而来,住在指定的区域。他们是“化外之人”,不能进入广州城,不能和中国人自由往来,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意伙伴,甚至不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

从18世纪到20世纪,英国商人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从事一种三角贸易:将英国的纺织品运到印度,再将印度的棉花运到中国,然后从中国进口丝绸和茶叶。在这种贸易格局中,英国对中国存在大量贸易逆差。英国政府和商人要求平衡中英贸易的呼声日益增长。

这种呼声把马戛尔尼使团送到了中国。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有两个,一是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二是中英两国互相开放市场。乾隆皇帝接见了马戛尔尼,但因为马戛尔尼不愿跪拜而十分不悦。他毫无余地地拒绝了英国使团的全部请求。

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

此后的历史已经为大多数人所熟悉。英国人开始向中国出口印度鸦片。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不但逆转了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还导致中国白银外流,引发了19世纪初中国的通货紧缩。和南宋时铜钱外流引发通货紧缩一样,银价上涨再次引发了关于海外贸易利弊得失的古老争议。

争议归争议,历史已经无法回到明朝初年或清朝初年。当时,皇帝的权威和实力,都不足以实施任何意义上的海禁。努力的结果之一是一个福建人于1838年被派往广东。两年后,中英两国爆发战争。

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广州一次次被外国的炮舰威胁、进攻、包围、占领。也许是第一次,这片远离都城、被山和海包围的南方土地上,酝酿起了炙热的民族情绪和激进的政治气氛。

1895年,一群广东人去北京参加会试,把这种激进的气氛带到了北京。那时候,朝鲜半岛的枪炮声刚刚沉寂下来,日本正从亚洲地缘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向中心进发,李鸿章还没有从马关回国。而广州作为8世纪以来中国海洋贸易的中心,其地位被上海取代,已经有30年了。

【责任编辑:胡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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