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姜建强

姜建强,曾大学任教,研究哲学,20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后在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担任客员研究员,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的研究,积极书写、介绍日本及其文化,已出版有《另类日本史》《另类日本天皇史》《另类日本文化史》《大皇宫》《山樱花与岛国魂:日本人情绪省思》等。

那些年去日本打工的上海人

导读

上海人最先懂得:除了实用之外,其他的价值都变得可有可无。

这二天朋友圈在传一篇叫做《一个上海底层市民家庭半个世纪的奋斗》文章。看后,自己也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洋插队”是否也青春无悔?

将人生中最好一段的年华用于在异国他乡出卖苦力,即便再乐天知命,即便再逝水流年,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也只能是夕阳衰草,暮天哀角的感伤无比。其实,青春肯定是有悔的。至于说无悔,倒是当人的生命处于困顿,沮丧之时,有一种比你体内更强更有力的文明机质在勉励你的生命意识,使苦难的人生变得易于接受,从而给人一种超越过去的心灵感悟。

那些年去日本打工的上海人,一晃已经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在更多的时候,确实是在闪烁着理性的光辉。这个光辉,有的时候也确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的意志则可以在昏暗和澄明之中,显现出它的原本意志。这就像我们在阅读《诗经》,虽然好看,但就是难以看懂真意。这就表明语言本身还存有意义之外的其他意义,而这个其他意义则恰恰暗示了某种可能性的发生。

《诗经》《诗经》

现在的东京夜晚,无论是池袋还是新宿,无论是西川口还是横滨中华街,家家中华料理店亮着灯火,座无虚席。主要的食客是谁呢?就是来东京留学的小留学生们。他们不打工,但就是有钱花。钱从哪里来?父母给。不打工来留学与来留学打工,正好是30年。正好是河东河西的一个轮回。

遥远吧,好像近在眼前。近在眼前吧,好像又确实很遥远了。当我的思绪都被这所谓的“遥远”吞噬之后,我才第一次醒悟到这个词所表达的期望,憧憬和由此而来的冷酷无情。毫无疑问,那是一种近乎宗教的遥远。因为笔者还鲜明的记得当年来东京留学,住在涉谷四贴半的破旧的小木房里。老鼠在夜晚咬破了我挂在墙上的西服领口。而这套唯一的西服是预备用来与导师见面时穿的。就是这样的生存环境,为什么还要来日本呢?或许也是想到了遥远。在遥远的将来,命运或许能改变,人生或许能重塑,生活或许能好起来。

我是金秋10月来东京的。还记得那个时候东京夜晚的星星,总是明亮闪闪的,那个时候东京夜晚的月色,也总是如水照一切。但我没有心情观赏星月,精神总被遥远所支配总被遥远所占有。非常的沉重,如宗教般。但冥想,虔诚,忏悔也都无法接近它。

东京东京

不错,30年前的上海人“巴拉巴拉”东渡,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出国潮。这是上海人有先知吗?其实也没有。但他们是喝浦江的水长大的,多少能感知什么叫春江水暖。这是上海人有先觉吗?其实更没有了。

上海人重经验,讲实用,不做文人骚客无为而无用的叹息。最让上海人印象深刻的是《追捕》电影的放映。影片里到处闪动着的现代化元素和人性美的元素,使得上海人大开眼界,原来人可以这样活着,原来人并不都归结于政治符号与冰冷概念。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与对外部世界的新奇,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留学日本的东渡大潮。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洋插队”。

电影《追捕》的海报电影《追捕》的海报

那个时候,上海人家几乎都有人员出国日本。不是父母叔舅就是兄弟姐妹;不是远房亲属就是朋友的朋友。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多数上海人家都还没有家庭电话,有电话来全靠里弄里的公用传呼电话。于是,在公用电话间担任传呼的老阿姨老伯伯们,一到傍晚时分,总是在老工房的大楼下面大声呼叫:501室东京长途,302室大阪长途。

而东渡到东京的上海人,一开始都是几个人挤在四帖半的小木屋,不等天明就外出,然后披着星月回到小木屋。打工上学,上学打工,两点一线,天天如此。赚到的钱就往家里寄,因为家里有老有小,但更有一份上海人才有的那种“邀功”意识:你看,还是我有本事能赚钱。

那个时候,上海人较全国算是比较早地用上了夏普的电视机,日立的冰箱,索尼的随身听,松下的录音机。晚上,将录音机拎在手上炫耀的年轻人,常在大街的黑暗处扬长而去,而随风飘来的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则不时声声入耳。

上海人知道他们来日本是为了什么。因此,他们绝不做与这两件无关的事:赚钱与读书。赚钱是为了使自己使家庭富裕起来,过人上人的生活。读书是为了拿到学位回报父辈们的期待。拿不到学位的赚钱,虽然也不错,但岂不成了“经济动物”,这上海人是不愿意的。拿到了学位但没有赚到钱,在上海人的眼里这世上根本没有这么值钱的学位。上海人精准地把握这双面的平衡,时时提醒自己不可偏废。

这种实用理性与精明计算的心理品性,是否来自于徐光启《几何原本》上温存的余热?不得而知。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日本我们看到最多的要么是死读书拿到学位而没有赚到钱的留学生,要么是打工赚钱而没有拿到学位的留学生。而上海人的精明在于两不误:即赚到了钱又拿到了学位。这种统一,在上海人身上表现得近乎完美无缺。所以那个时候“黑”下来打工的上海人最少。为什么要“黑”下来呢?为什么就不能搞到更新的留学签证呢?为此,虽然那个时候更新签证比现在要紧得多,但站在入管局审查官面前据理力争的往往是上海人。因为上海人用他“总是有理”的思路与日本人辩论着在逻辑上还有希望的续签。

那个时候在东京的上海人,对银座,对新宿,对六本木的繁华,对百货店琳琅满目的商品,不产生感动也不产生感觉。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繁华与现在的他没有丝毫关系,因为这一切都还暂时不属于他的。上海人很清醒,从现状看,与他有关系的就是每天天不亮出门,然后披着月光回来,倒在榻榻米上,累得连洗澡都不想。但上海人明白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有一天这些繁花似锦都与自己有关系。这就如同机场免税店,宽敞明亮的空间,它不属于任何人,所以它又必然属于任何人的。国门刚开的那个时候,上海人选择去日本的比去美国的要多得多。地理上的近当然是一个理由,但更大的理由就是日本好赚钱。那个时候就有回沪探亲的上海人,神秘兮兮的说,日本到处都是“黄金”,就看你怎么挖掘和是否会挖掘。

新宿新宿

当初上海女人晚上做小酒店陪酒女的最多。与在料理店洗碗和做服务员相比,陪日本男人喝酒,钱来得快身体还不累,这是当时上海女孩的主要想法。当然,上海女人的忍耐力和语言力也是能与日本男人周旋的一个可傲资本。这其中绝大多数上海小姐是明言“卖艺不卖身”的。但天下难有免费的午餐,与巴菲特吃牛排还年年看涨。虽属心照不宣或此地无银三百两,但也确实在4叠半的小木屋里,也是刚打工回家不久的丈夫,在焦急地等着或许与男人刚吻别完的妻子。

上海男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太太在干陪酒活,与男人拥拥抱抱在所难免,但也能心平气和的接受,这除了表明上海男人在情性上有一定的开放度,更能想开和想穿一些男女私情之外,更表明上海男人在价值取向上,更倾向自尊并不是人格的首选。虽然自尊并不嫌弃贫困,但贫困有时则嫌弃自尊。钱来得快与慢,辛苦与不辛苦,或许才是需要思量的一个大问题。日语中有一句谚语,说武士即便没吃饭也要用牙签剔牙。这句话表明武士重名誉爱面子,已经穷得没饭吃了,还要在人面前装着打饱嗝剔牙的样子。上海女人就有点像日本武士,没有太多的钱但就是要面子。因此也是她们最早地在东京街头拎起了LV的包包。当然十有八九是陪酒的日本客人送的生日礼物。

仔细想来,这里存有两个可供思考的视角。

一是道德主义的。如果用道德评判的尺度来衡量上海人,那显然在上海人身上时不时地表现出来的超实惠,超功利,自负油滑,逃避责任等,当然不符合康德式的“道德律令”,更有悖于卢梭式的“道德良心”。记得那时刚来日本的上海人,为一个免费塑料袋也不惜刮皮的做法,使人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守财奴。为逃一张JR车票而不惜动足脑筋精心计算,使人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个高老头。还有上海人那种总是有理的自我安慰,使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那个阿Q。

正是依据道德善恶,上海人在人性中夹杂着的某些市俗,低下等负面东西,竟成了在东京的其他华人对上海人不满与戒备的当然理由。记得笔者以前经常在东京参加以北方朋友为主的聚会。在对酒聊天中,话题总是离不开上海人。他们说:在东京酒吧做陪酒女最多的是上海人,嫁给日本男人最多的是上海人,想尽各种招数赚钱最多的是上海人。但是,在东京事业搞得最成功的也是上海人。作为上海人,但如果北方人对你说上一句“你不像上海人”,恐怕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了。

一是历史主义的。如果历史的看,凡属商贸最发达之地,总是最先无情地撕下人与人之间那张温情脉脉的面纱,总是最先搅乱那宁静的田园牧歌式生活。取而代之的是牟利,获取和赚钱,而且还是尽可能多地赚钱。虽然商人难以得到神的欢心,但确实首先是商人,推动了人与社会朝世俗化方向发展。这种世俗化过程与道德价值的冲撞,恰恰在上海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一方面是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一方面是西装革履与大袍马褂擦肩碰臂,四方土语与英美语言交汇。正是在这种痛苦的冲撞中,上海人最先懂得:除了实用之外,其他的价值都变得可有可无。而恰恰是这一管用的信条,养成了上海人的精明与智慧。

因此,当人们把赞叹的目光投向在经济上审美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的大上海同时,也把精奇的目光投向了上海人。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么一个逻辑“悖论”:在道德上被视为“恶”的上海人,是如何打造了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大都会。其实只要看看30年前来日本打工留学的上海人,就不难明白这个逻辑“悖论”。上海人来到日本,最先感知自己是在提前享用人家的文明。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上海还没有轨道交通,没有超市,没有便利店,没有公用电话亭。到日本后,自己没花力气就享用了人家用几代人的心血创生出的文明。因此也总是怀有感恩感谢之心。问题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历史尺度标签为善的东西,道德尺度往往标签为恶。那位学猫头鹰黄昏才起飞的黑格尔,却老道地选择了历史优先于道德的历史主义立场。

这几天也正好在看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的《羊之歌》。其中谈到他在1951年留学法国的动机:“不是因为看了西洋的东西,我才领悟到日本艺术的可贵之处,而是在某个秋日的午后,看到映照在东山斜坡上的夕阳,看到落在枯山水白砂上的雨点之后,我才动了去西洋看看的念头。”去西洋是为了回望与审视东洋。若从这一视角出发,上海人30年前东渡日本,留学打工赚钱,是否也是为了回望与审视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如何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现代化?

加藤周一的《羊之歌》(翁家慧 译)加藤周一的《羊之歌》(翁家慧 译)
【责任编辑:胡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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