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韩郁文

毕业于人民大学法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本文为中国法学会课题“法治文化视野下的乡规民约研究”成果;作者主要关注法律文化、乡村治理问题,近年在传统媒体、新媒体发表法文化、影评等文字若干,多年被评为“法律博客”新锐及有影响力博主。

忤逆不孝能够治理吗?

导读

政府部门可以积极倡导,而不是拿着法律“大棒”威胁。

“忤逆”是个老词了,《古汉语词典》释义有两个,一是违逆或违反,二是不孝顺。其实,两种释义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违逆父母,让父母不顺心,在古代就是最大的不孝顺了,故“忤逆不孝”基本上是同义反复。

之所以说“忤逆”是个老词,是因为“五四”之后,随着对封建式的旧家庭道德的猛烈批判,随着革命以来尊卑分明的家族制度的解体,忤逆这些老词也随着时代慢慢消逝,年轻一代很少再能体会忤逆不孝所包含的沉重意涵

但在最近,“忤逆不孝”似乎又成了热词,先是陕西旬阳县发文“依法打击忤逆不孝违法行为”,引发一波舆论争议;后有甘肃东乡县发布“依法打击整治忤逆不孝行为的通告”,东乡的通告主旨精神上与旬阳是一致的,只是将忤逆不孝的六种行为扩展为十种。子女住新房,老人住旧房或危房,霸占父母或家中老人“一折通”、社保卡,子女有条件但违背老人意愿于父母家家中老人分户另过等行为,被列为“忤逆不孝”的十种情形,予以打击整治。一时间,忤逆不孝又回到公众的视野中。

甘肃东乡县发布的“依法打击整治忤逆不孝行为的通告”甘肃东乡县发布的“依法打击整治忤逆不孝行为的通告”

两份通告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忤逆不孝”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或者一种态度,在法文化的意义上,它们都具有特殊的意涵。中国古代法典文化,自秦汉发轫,到唐朝到达一个高峰。暑期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屡屡提到著名的唐律,提到“十恶”。其实唐代的“律”,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法律,在徳礼为本的思想指导下,礼法是合一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被融入国家法律之中,并对违背者予以严厉惩治。其中,“不孝”就是被列为十恶第七类的行为,仅次于对皇室祭祀不敬的犯罪。

《唐律疏议》对“不孝”有细致入微的解释:“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 意思就是说,告发祖父母或父母,诅咒詈骂祖父母或父母,祖父母父母仍健在,却要分门立户,以及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居丧期间参加娱乐活动等,都被当作“不孝”,属于十恶大罪。触犯十恶罪名,送到官衙是要被依法严惩的,并且不得被赦免。

《唐律疏议》书影《唐律疏议》书影

即便没有被告发到官府,旧时中国的家法私刑,也让忤逆不孝者不寒而栗。不用追溯得更久远,就是不到百年前,中国的乡土社会类似的事例仍比比皆是。王笛的《袍哥》开篇就描述了作为袍哥,同时也是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雷明远,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并且是“公开行刑”,而她做了什么呢,不过是因为婚姻问题上自主了,追随了自己的心意,却“忤逆”了父亲的意愿。

《袍哥》,王笛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袍哥》,王笛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足见,“忤逆不孝”不单单是一个曾经逝去的词语,它更反映了一种法律制度文化,还透露出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意义图景。而这些文化或记忆,很多时候是负面的,甚至是恐怖的。忤逆与不孝被等同起来,隐含的意思是对父母不能有任何的违背,即便父母无理时,因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因此,作为家长的父母、祖父母在一个家庭中就有绝对的权威,乃至掌握生杀大权,这也是对鲁迅笔下的“吃人的礼教”的另一种解读吧。这种家庭伦理,与现代文明中的平等、民主、理性相去甚远,与现代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

毫无疑问,不孝应该受到批判,而人们之所以对这些通告感到讶异,甚至不适,并不是赞成“不孝”,很大原因就在于“忤逆不孝”这些语词所附带的文化背景。

个别县市不顾争议,前赴后继地出台地方办法,严厉整治“忤逆不孝”的行为,也暴露了基层乡村治理的困窘。传统中国之所以严厉打击“不孝”的行为,是因为农耕为本的乡村,家族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要维系家族的延续,必须要确立尊卑分明的家内秩序,必须要依赖以儒家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以及一套家法族规。

祠堂祠堂

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变。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进城务工潮,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开始出现农业补贴,乡村干部可资利用的治理资源更加匮乏。治理的主体和治理依凭的资源,面临双重的流失和匮乏,昔日的治理模式难以为继,中国乡村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巨变。

更为核心或根本的,是人们的思想认识完全不同了,传统乡村的意义世界和人生价值基础出现了动摇。对农民而言,传宗接代、占有土地等观念已经淡化,追求现实的利益或快乐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意识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乡村正在面临治理的诸多难题。村庄内的各种利益分配之争,日趋离散的家庭领域的权利义务矛盾,以及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都在考验着治理者的智慧。更现实的问题,随着新一轮城市化进程,青壮年因上学、打工而离开,乡村面临更严重的老龄化危机。于是,在自治和法治之外,德治被置于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甚至用强硬的法律手段来推行德治的目标,严厉惩治各种“忤逆不孝”,可以算是这种思路的一种尝试

 笔者在江苏浙江等地做在村调研时所摄 笔者在江苏浙江等地做在村调研时所摄

“德治”的确是一种很好的设想,它本身寄托了法治无法避免的弊端之外的另一种希望。但必须认识到,不同于天生与国家相连的法律,道德并不表达国家制度,它只是调整人们的思想信念,或者行为修养,控制不了国家和组织。道德可以治人,一定意义上可以治家,但以之治国却存在很大的风险,正如段秋关所言,“德治即道德治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国家根本无法按照道德品质或思想觉悟去运行。

《中国现代法治及其历史根基》,段关秋 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中国现代法治及其历史根基》,段关秋 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

回到对“忤逆不孝”行为的法律整治,制度制定者的意愿或许是好的,对父母不孝,不赡养甚至虐待父母的情况当然也存在,但实际情形非常复杂,原因也很多,问题在于如何区分其中的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以及是否可以动用国家法律武器去介入家庭道德领域?

逃避赡养父母,侵占老人财产等行为,稍有正义感、道德感的人都会认为是错误的,应该得到治理。法律治理看起来有效,但问题并不少,特别是涉及家庭领域,如何取证,最后又如何执行,都是非常棘手的。家庭关系尤为敏感脆弱,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治理,都应该旨在维系和修复这种关系,而不能分出是非,却留下更大的隐患

对农村这类现象的治理,还是应该回归自治的渠道,例如通过村规民约予以倡导或规范,南宋的《吕氏乡约》,就将道德教化作为主旨,将家族中“能事长上,能睦亲故”作为明确规范。由村民的民主参与,不仅能提高此类道德规范的正当性,还在事实上建立起社会舆论的监督制约机制。更根本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真正认识到善待父母的重要性,培育良善的乡风文明,政府部门可以积极倡导,而不是拿着法律“大棒”威胁

 笔者在江苏浙江等地做在村调研时所摄 笔者在江苏浙江等地做在村调研时所摄
【责任编辑:胡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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