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郭烁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主业教书,次主业旅行。

应当毫不犹豫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

导读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应该是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新形势的必要选项。

前天晚上,我的一个本科生给我发微信说,“郭老师,您看《少年的你》了么?我们好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大意)

我赶紧去瞧了瞧,还是看的60帧的。周冬雨可以提前领明年的这影后那影后了,她应得的;镜头怼在人家脸上拍,雀斑都能论个儿数出来。

《少年的你》中的周冬雨《少年的你》中的周冬雨

印象比较深刻的反倒是饰演魏莱的演员周也:接受警察询问时,她把那股子天使般恶魔的小畜生劲儿演了个十足十。

《少年的你》中饰演魏莱的周也《少年的你》中饰演魏莱的周也

作为一个法学院教员及资深影迷,职业习惯使然,电影里涉及的法律问题我一直很挑剔,但这部片子显然经过了专业人士的把关,比较好地解决了戏剧冲突的要求和现实法律规定之间的张力,至少让人看了不监介。建议《白昼流星》的导演学习一下。

其实我的一票师友全都在热心虔诚地进行他们的“少年刑事司法”工作,几乎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在坚决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我理解他们的用心良苦以及使命精神,却完全不能赞同他们的诸多观点和做法。

蹭一下这部电影的热度还有近期发生的诸多骇人听闻,我简单阐述一下他们的自相矛盾与不合时宜。

常见错误观点一:比较法而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都在14岁以上。

该观点还特意补充阐明:“大部分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国家,都位于赤道热带地区,那里人们相对更加早熟。”

简单说,该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并且是事实错误

我们来看国外相关研究机构对于各国刑事责任年龄的统计,为了数据的权威性,我还特意多找了几组数据对比。

世界各国刑事责任年龄的统计分布世界各国刑事责任年龄的统计分布
PRI重点国家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PRI重点国家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2017年公布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分布2017年公布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分布

可以很轻易的看到,诚然,以国家数量计,目前规定14岁是起点的国家最多,但只要再稍作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得出12岁才是真正的比较法意义上的分水岭——从不规定刑事责任起点的7个国家和地区到11岁的,与13岁到16岁的基本持平。

结论是,即便非要从比较法上找灵感,12岁是各国主流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才是真正的客观描述。

在这里多说一句,因为看到了太多谬种流传,我希望能不能就此问题发表观点的同志能稍微做一点儿检索工作,而不是以讹传讹、人云亦云地描述“14岁是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之类完全违背基本事实的判断。

作为一名资源检索控,我这里可以提供一个:CRIN(Child Rights International Network),这家机构的网站可以检索各国实时、动态刑事责任年龄状况。

常见错误观点二:成文法不负责回应极端个案;尤其是被媒体热炒的极端个案。

因为单纯提供比较法论据很难直接论证“他们这么做,所以我们也要这么做”(虽然反对降低论者之前就是这么做的,当然他们是有意与无意之间建立在错误事实基础上的),所以“法律不能解决全部极端案例”的观点就显得非常突出了。

这种似是而非,苦口婆心理中客式的观点显然具有迷惑性,必须予以回应。

我们实在困惑于何谓“极端个案”

仅仅本月,2019年10月24日,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一名15岁少年,因对老师日常管理不满,在教室用板砖连续击打老师头部,致使老师受伤倒地,住进了ICU,有传言说该教师脑部重伤迄今昏迷不醒;10月20日,大连市内一名10岁女孩小琪(化名)遭遇意外,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再稍微检索一下,《捅死同学的14岁少年:反正我才14岁,杀人不必偿命》、《湖南邵阳3名中小学生木棒殴打52岁女教师致死》、《12岁弑母:我又没杀别人,杀的是我妈》……

大连10岁女孩被害,嫌疑人强调自己未满14岁(凤凰网的微博截图)大连10岁女孩被害,嫌疑人强调自己未满14岁(凤凰网的微博截图)

请注意,我这里的省略号是实质意义上的省略号;再往下写文字都够R级分类了。

我们的《刑法》一共规定了469个罪名,其实还在不断增加。所有人都知道,常用罪名只有危险驾驶罪、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故意伤害罪等目测不超过30种甚至更少。

我们国家这几年每年刑事公诉案件120万左右,被告人140万,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很清晰地得出排名最后100个的“不常用罪名”——可能是属于全国3000多个法院一年到头加起来也判不了几十个、几个的罪名。

如果说“极端个案”,是不是先把这些罪名统统取消了为好?还落个刑法宽缓化的好名声。

简单总结一下:一方面,类似事件并不极端;另一方面,即便“极端”,中国刑法回应“极端”的例子比比皆是。请用数据和逻辑说服我。

常见错误观点三:中国青少年犯罪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没有事实基础。

说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少年刑事司法”论者显得特别理直气壮。他们不仅列出了近些年来中国青少年犯罪数量一致在降低,并且列出了该数字与成年人犯罪数量比例一直在下降的官方数字。

为了便于进一步的探讨,在这里我直接引用一下他们偏好引用的相关数据:

……报告第五项《儿童与法律保护》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降低。2016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为35743人,比2010年减少32455人,减幅达47.6%。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同期犯罪人数的比重为2.93%,比2010年下降3.85个百分点。青少年作案人员占全部作案人员的比重为21.3%,比2010年下降14.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7年10月27日发布的2016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

从2009年开始,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就开始掉头向下,呈逐年下降趋势。2009年未成年犯罪人为7.7万多人,到2015年,已降到了4万多人,相当于2000年的水平。同样,各省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均有所下降,例如,河南2009年判处未成年罪犯5200多人,2014年降至2700多人,占罪犯总数比例也从7.80%降到3.95%;甘肃2010年到2014年判处的未成年罪犯从1062人降至672人。”(华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连续6年下降》,载《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28日)

对于这样的数据,我们一方面当然要肯定其积极意义:可能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确有了些许改观;但另一方面,如果仅因看到这样的数据就飘飘然,做微醺状,既不严肃更不科学。

任何社科实证分析类数据,我们都要警惕其发生肌理及现实环境。具体到这些数字,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数字是如何下跌的?

简单讲:公安司法机关人为“轻缓化”的司法政策导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2006年、2012年两次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以来,检察机关特别强调“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导向,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捕不诉率大幅度提高,这在客观上降低了法院最终的统计数据。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都或分别或联合颁布了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在他们流行的话术叫“青少年罪错”,这个希望读者们甄别一下)的规定或者司法解释;检察院和法院系统还各自成立了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厅,审判庭一类。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强调诸如“中国青少年犯罪数量持续下降”的同时,能不能好歹向大家介绍一下“少年刑事司法”的实践状况,哪怕是暗示给大家一下,数字的下降有人为干预、政策导向的因素?

篇幅所限我就先说这么多,其实解决此类问题的补强方式还可以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裁量交付普通法庭”等诸多方式,但都不影响直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正当性。

媒体报道,上初二的蔡某高170公分左右,体重140-150斤,作案手法的老道、作案过程的沉着、作案后反侦查能力的强大,很难让人与“未成年人”四个字产生任何联系。

诸如“未成年犯罪是由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社会治理多重因素造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社会问题,还要依靠社会、制度的协同治理”之类正确的废话可以休矣——多问一句,哪种犯罪纯是个人原因造成的?哪种犯罪没有社会的因素、教育的因素?如果这个理论得到证成,所有犯罪嫌疑人比比童年有多惨是不是就能成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了?

我从来没有认为降低刑责年龄就对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一药见效了,但它应该是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新形势的必要选项。

电影中的魏莱已经死了,但那样的人就不配拥有未来。

【责任编辑:胡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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