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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大家沙龙第103期实录

为什么成都人这么依赖茶馆

导读

为什么成都人这么依赖茶馆,上海人不是这样呢?人们在茶馆里做什么?过去人们觉得茶馆只是休闲的地方,其实茶馆不仅是休闲的地方。

路边摊、麻将馆、林荫小道上飘零的落叶和拥挤茶馆中消磨的时光,组成了一副成都老城的生活图景。可如今,有些市井风貌也许已难觅踪影。

在成都听戏、泡茶馆、逛庙会,百年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剃头匠等各色人群在这座城市里如何生存?

腾讯·大家在成都寻麓书馆举办的“王笛与成都的对话”系列讲座,邀请王笛教授一一来解读成都的百年变迁。

王笛,历史学家,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一位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著有“茶馆两部曲”——《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以及同样聚焦川渝地区的社会文化史著作《街头文化》《跨出封闭的世界》等。近期出版了《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以及《消失的古城》两部与成都相关的著作。

王笛教授王笛教授

王笛:感谢今天大家来听我的讲座,我已经在麓湖做了好几次活动,包括讲座,这是人文气氛非常好、非常浓的地方。

“茶馆”是我研究了二十多年的题目,我对这个题目还是有信心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你问谁对成都茶馆最有研究,我可以自信地说“那肯定是王笛了”,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是几十年的积累。说实话,要做好一个研究题目,没有几十年的积累是不可能的,而且特别是研究日常生活。

大家都对历史感兴趣,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去看历史的书,绝大多数的书都讲的是精英,讲的是英雄,要么就是皇帝,要么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要么就是战争或就是经济,都是宏大的题目。特别是中国的历史,虽然我们有《二十四史》,但是你翻看都是以皇帝、朝代为主线的。我们对日常生活,对民众,对一般的人,就像你我对历史上看不出什么贡献,所以我们历史学家也不关心,也不记载,到底他们过去是怎么生活的。

以成都为例,都说成都的茶馆最多,但是我们没有去回答:为什么?成都比上海的人口少多了,成都在晚清时30多万人,民国时五六十万人,那个时候上海人口远远超过成都,但是茶馆却比成都少得多。民国时期,上海就100多家茶馆,成都有五六百家。

为什么成都人这么依赖茶馆,上海人不是这样呢?人们在茶馆里做什么?过去人们觉得茶馆只是休闲的地方,其实茶馆不仅是休闲的地方。茶馆有好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但是找不到资料。说起茶馆大家好像都熟悉,但去看关于描写茶馆的文章,都是千篇一律,就这么几篇,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因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个有什么好研究的,又不是政治,又不是有关民族、国家的事件,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但我不这么认为。过去的历史研究就 “英雄史观”所主导。我们觉得民众是芸芸众生,他们怎么想的、他们的经历,尤其是个人经历,没人关心。他们作为个人虽然没有创造历史,但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每天都在创造历史,只是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罢了。

我们一定要记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一般民众是占到人口的95%甚至99%以上,但是我们历史只写了那5%或1%的人,这样的历史是全面的历史吗?这是非常不全面的历史。

我写的书,不是写精英人物,不是写帝王将相,就是为我们民众写史。这种历史是现在我们非常欠缺的。表面上看来,茶馆没有历史的意义,但是听了我的讲座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茶馆里边有非常多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只是我们过去没有去观察、分析和发现而已。

为什么在清代、民国,成都有这么多的茶馆?

第一,是成都的居住模式。我说的成都,大家一定不要片面理解为是成都的城市,我实际上讲的是成都平原。什么居住模式呢?在中国北方,乡下的居民都是以村子聚集而居的,大家住在一起,地都在村外,要劳作的时候就出村。所以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家蹲在村头吃饭、抽烟或者聊天,村民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

但是,过去的成都平原不一样,如果你们来自川西农村就知道,农民居住一个个竹林里面的农舍里,我们叫林盘,农民靠近他们所耕作的田地,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甚至改革开放之前都是这样。但是现在由于城市的扩张,林盘开始消失,但是离城稍微都远一点,还能看到。但是目前“建设新农村”的运动正在开展,地方政府人为把农民迁移集中居住。我担心,如果不加以认真保护的话,这种自然的人文景观,很快就会完全消失。

人们不是住在村里,每家农户之间的联系很少,他们到哪里去买卖东西?他们在哪里去见朋友、亲戚?就是到乡场上,所以叫赶场,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我小时候也要赶场,骑自行车从成都到双流赶场,买鸡蛋、鸡鸭等农产品。农民平时很少有社会交往,必须要到场上才能见到朋友亲戚,就到茶馆休息和聊天。

场也不是每天都赶,而是以十天为周期,十天三场,一三五或二四六,有的是二四六八四场赶五场的,根据赶场的需求来决定。赶场天的茶馆非常热闹,成都郊区的青龙场,只有住家两百多户,但是却有19家茶馆。为什么呢?这即是由于成都平原的居住模式产生的需求。到了赶场天去买卖东西,买完以后不是直接回家,而是到茶馆中去坐一阵,坐到差不多下午,见了朋友,有好多交易甚至就是在茶馆里进行的,比如说我是买卖米的,有专业的茶馆提供这样的服务。

第二,地理环境和运输条件。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有特殊的地方,道路比较崎岖。虽然是平原,但是这个平原概念和华北平原不一样,华北平原可以修大路架马车,比如农民要去办事,坐上马车,比较远的距离也一下就到了。但成都平原不一样,过去都是田埂,非常的狭窄,中间铺一路石板,推着鸡公车从上面过。所以城市和乡村的主要交通都是通过小路,肩挑担子、推鸡公车或者是背背篼,非常辛苦的。走了很远的路,比如说夏天,就需要有喝水、休息的地方,茶馆就满足了这样的需求。

你们看过去茶馆的照片,茶馆外面都放着挑子、鸡公车,就是给这些劳力人提供休息的地方。鸡公车,可以运货、运人,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就像当时的出租车一样,知识分子等有地位人也坐鸡公车,《袍哥》那本书专门讲这个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要出城,也是坐鸡公车。因为一出城,道路就很崎岖,坐轿子那些都不一定很舒服,很颠簸的,鸡公车成了最常用的交通工具。

第三,水的质量。成都过去城内有很多水井,每条街差不多都有,现在基本看不到了。成都的水,含碱量很高,夏天凉凉的也很好,过去也没有污染,但是这水不适合饮用,烧开就会看到面上有一些白色的水垢,喝着还有一些苦味,不适合泡茶。所以对于一般人家来讲,要喝茶到哪里买水呢?就是到茶馆里。几乎每个茶馆都雇有挑水夫,也有用板车和大水桶,给各个茶馆送水。除了大户人家雇专人运水,从城外河里运到城内,但是对小户人家却很不方便。他们要喝水就到茶馆里买,所以茶馆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重要到什么程度?查看过去的记载,如果一个成都居民要搬家,一般要先去考察一下,看附近有没有茶馆,如果没有茶馆的话,那么那个地方生活不方便,就要另外找地方。那个时候,茶馆为一般居民提供了饮水和热水。

第四,燃料。茶馆还有很多其他的服务,包括你要熬药,你要炖肉,都要拿到茶馆里面去,交一点所谓的火钱,什么叫“火钱”呢?每个茶馆都有专门烧灶的工人。火钱就是烧灶的——四川过去叫瓮子匠的外快。所谓“瓮子”就是炉灶里面的大缸,现在到彭镇观音阁老茶馆你还看得到,装热水。而开水则是用茶壶放到灶的一个个火眼上烧开。这边是一个大的瓮子。

为什么要到茶馆去炖肉和熬药?这就涉及燃料的问题。现在是要么用电,要么用天然气。我们小时候是蜂窝煤,再早是烧柴,煤很贵,柴也很贵。成都平原由于几千年发展,周围没什么森林,这么大的城市,燃料供应不足,价钱贵,所以一般的人家除了煮饭平时不生火,熬药、炖肉很费火。农民一般都用是豆秆、麦草煮饭,煮一顿饭需要烧一大堆草。

1970年代,我在眉山下乡的时候,烧的都是谷草,一屋子谷草烧不了多久。虽然成都地处南方,但一般人家冬天的日子并不好过,室内室外一样冷,而且湿,也没什么烤火的设备,很大原因就是燃料又贵又缺乏。

所以过去有的人,甚至要洗脸都到茶馆里去买热水,因为自己烧不划算。沙汀写过很多四川的乡土文学小说,有一篇叫《喝早茶的人》,里面对喝茶的人的描写非常详细,一大早天还没亮,起来就出去喝早茶,喝好一阵后再叫堂倌打热水洗脸。燃料的缺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成都居民特别依赖茶馆。

为什么成都茶馆这么多?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刚才提到的因素,现在在成都都不存在了,燃料、水、道路、散居这些促成茶馆发展的条件已经不在了,但是为什么成都的茶馆还这么多?我在《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中做了回答,书很快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家可以自己去寻找答案。

怎样了解过去的茶馆?

在座的听众肯定就在想了:你说研究茶馆没有资料,那么你怎么知道茶馆是怎么回事呢?别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你自吹是世界上最了解成都茶馆的人。我现在就回答这个问题,怎样去了解过去的茶馆。你只要按我这个路子走,顺着线走下去,也可能成为仅次于王先生的专家,就看你愿不愿意花二三十年的工夫,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大家都不是天才,天才是很少的,无非就是看你对要做事情下了多大的工夫了。

人人都知道袍哥,为什么没有关于袍哥的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座的如果是四川人,回去问问家里的老人,好多人都会说我们的亲戚,或者我们的爷爷,或者是我们的祖爷爷是袍哥。《袍哥》这本书出来以后,我收到好多电邮跟我说“我家袍哥的故事”。如果要找到某种关系的话,家族里、亲戚里、朋友里或者街坊里都可以找到袍哥的影子。既然大家都知道袍哥的存在,但为什么缺乏研究?就是看你会不会把它作为一个你一生的,或者你半生的,或者十年、二十年集中为之探索的课题。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对我来说还好,没花多少自己的钱,都是各种研究经费支持。

还是回到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2002年我得到了美国全国人文学研究基金,西方学术界很重视我们成都的茶馆。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信心——如果我要在中国申请一个茶馆研究项目,都不一定得到资助,因为很可能评审的人觉得没有多少研究的价值。由于有了这个研究基金,让我从2002年到2003年在成都待了一年,进行考察和研究。

我从1997年就开始做田野调查,除了到档案馆、图书馆,还有就是成都的各种茶馆,最高档的圣淘沙,低档的几毛钱茶馆。录像厅也去,那里都是农民工、学生、无业人员等,5元钱除了喝茶,可以看一天香港的武打片,2000年前后录像厅非常流行。

王笛教授王笛教授

历史学家主要的资料来自于哪里?主要来自各种文献、档案等,成都市档案馆收集了相当多的非常珍贵的档案资料。你要去成都市档案馆,说想看看茶馆的档案,绝对没门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我们没有关于茶馆的档案。实际上你要在浩瀚的资料中间淘。关于茶馆的档案存在于哪些地方呢?商会档案、茶社业公会档案、商业登记档案——因为开茶馆要进行登记,还有警察局档案。为什么警察局档案呢?因为茶馆里也可能发生纠纷,打架。把茶馆砸烂了,或者造成人员伤亡,都会有警察局介入,处理这些案子的档案也就留存下来了。还有就是地方报纸,比如发生了什么事情,政府公布了什么管理条例,如说卫生、价格等等,都有相应的报道。

民国时对茶馆控制还是蛮严的,要涨价首先要茶社业公会通过,通过以后还要报给政府,比如说一碗茶从一毛钱涨到一毛二,不是茶馆想涨就涨,还要经过政府。涨价涉及一系列问题,你为什么要涨,要陈述理由,比如说燃料涨了多少,茶叶涨了多少,人工涨了多少,如果茶不涨价就会亏本,等等。这些陈述都保留了下来。

虽然说起来是为了茶涨价这件事,但是实际上记录了很多潜在有用的资料。在座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研究生,你们要做研究的话,一定要想想从表面所记录的事件中,还能从字里行间发现什么隐藏的东西。比如从上面的陈述中,会发现茶馆经营的方式,燃料在茶馆成本中占多大的百分比,茶叶在茶馆成本中占了多少,人工占了多少,这些都在里面。虽然说的是茶馆涨价的事情,但是提供了很多其他的信息。

民国时期茶馆交税的税率是多少?2%。我觉得在成本中占比是比较低的。燃料占成本的多少?几乎要占到50%,成都平原燃料真的是太贵了。按理说,茶馆经营茶叶占的比例要高,可实际茶叶只有占不到20%的成本。那个时候房租很便宜,根据各种资料,房租占成本也就5%左右,一点不贵。从档案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很多信息。

商业登记,如要向政府报茶馆的经理叫什么名字,掺茶的叫什么名字,雇佣了多少人,甚至还有工资是多少,这些档案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茶馆的珍贵资料。过去介绍成都茶馆的文章也不少,但由于没有去挖掘更深层的资料,所以都语焉不详。到底成都茶馆是怎么经营的,到底赚不赚钱,到底投资是多少,这些我们都不清楚。所以这种统计和调查提供了非常好的,具体的资料。

茶馆的三种历史

刚才我说了茶馆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也不是什么战争、改朝换代这样的大课题,但是我们对茶馆的研究,无论是对成都茶馆的研究,还是对其他城市茶馆的研究,到底可以让我们能够发现些什么东西?我在《茶馆》一书中实际上写了三种茶馆的历史。

一是茶馆经济史。茶馆是小商业不是大的企业,到底小商业在城市的经济中间占有什么位置?成都在1949年以前没有什么大工业,绝大多数都是小生意、小商铺、小作坊。但是,我们对小生意怎么经营的,它的资本、盈利、亏损,这些都缺乏研究。我通过对成都茶馆的研究,我们知道茶馆的经济史,了解了城市的经济运作。

二是茶馆社会史。茶馆的生活实际上就是茶馆的社会史。每天有这么多的人到茶馆里喝茶,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各种复杂的关系,他们在谈论各种话题,这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信息交流空间,能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前几年在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拍的,人们在那里打牌、聊天,人们之间的关系密切。这种模式在成都城内很难见到了,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在边缘一点的地方还能找得到。

三是茶馆政治史。前面两个问题不奇怪,但茶馆怎么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了呢?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具体讲一讲,你来做判断,看看茶馆是不是一个政治的舞台。

作为经济史的茶馆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里就不讲了,我们先来看看作为社会的历史。茶馆里有各种社会活动,人们在里面交流信息,赌博也经常在茶馆中发生。你看这张照片,是成都最著名的为茶馆拍照的陈锦先生的作品,《茶馆》一书里收了他的十几幅照片。他很早拍摄茶馆,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录。这是1980年代,在成都可以看到斗鸟、赌博。但是如果追溯它的历史,在右边的图中可以看到,是1909年出版的《成都通览》中有很多成都日常生活的图画,这就是其中之一。

茶馆中的各种活动,涉及的词语我们今天都不用了。比如“打诗条子”。晚清民国时期,文人在家里读书、写诗、作画还嫌不够,有时就到茶馆里做,用毛笔把作的诗写好,挂在茶馆里,让茶客品评欣赏。

比如说吴虞,五四运动时期最激进的反孔反传统英雄,他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大家会讨论五四时期反孔反传统是不是激进了一些,但那时是可以理解的。五四精英分子会问为什么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技术,为了强国,但失败了;然后又是戊戌变法,我们想君主立宪,也失败了;所以才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清政府被推倒了,但还是没有出现一个富强的中国。他们就在思考,中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后来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知识分子就思考,一定是文化出了问题。因为之前都是要改制度,但都没有成功,所以才有吴虞的要砸烂孔家店。

吴虞经常在茶馆里混,《吴虞日记》就写过打诗条子,他把诗放在茶馆里可以卖,那是很流行的做法。吴虞这个人很搞笑,那个时候忠孝很重要,但他跟他父亲打架,真的是惊世骇俗,而且他跟茶馆里边的演员眉来眼去,但他并不觉得那有什么不恰当,很能打破传统。

还有“板凳戏”,今天叫打围鼓。当时的人喜欢唱川戏,不是什么正式演出,不化妆也不穿戏服,就坐在那边清唱,所以又叫“板凳戏”,因为就是坐在板凳上演出的。这是过去茶馆中很常见的。

还有“茶轮”。什么是茶轮呢?一些好朋友经常到茶馆里聚会,不是各付各的,显示了大家的友谊,我们都是一伙的,都是朋友,每次一个人买单。茶馆里挂一个黑板,因为这是固定的茶客群体,黑板里就记下来了,这次我买的,这里可以看到大家的名字,所以称为茶轮。实际上茶轮蛮好,大家都没有压力,这次你付,下次他付。这就形成了社会的网络,社会的互动,也增进了友谊。

另外一种是“喊茶钱”。过去在成都、成都以外四川都是这样,如果你在那里喝茶,你的朋友进来了,你要说:“堂倌,某人的茶钱我来付。”这就叫喊茶钱,有的时候如果来人是比较重要的人,可能茶馆里坐几十个人,人人都在喊。就像现在某主任来了:“主任的钱我来付。”说明这个人社会地位比较高,大家争着为他买单。就像大家吃饭时都在抢着买单,喊茶钱就是这个样子。虽然大家都在喊某人钱我来付,实际上有很多并不是真心想付,但是为了面子,他也要在那里喊。

那么问题来了,你可以在那里乱喊,但是对于堂倌来说,收谁的钱好呢?这个就有点难了,所以那个时期,在茶馆中掺茶的堂倌经过长期的训练和经验积累,他能看得出来:这个人是真的想付钱,这个人是假的,这个人在那里闹着玩的。他会去分辨,也会有一些判断,根据什么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这人手里拿了一张大票子,茶本来一元钱一碗,如果手里拿一百的大票子,这种人一般都不是真的。如果拿着一元钱的说“我这个不找,收我的”,这种人就是真心想付的,堂倌一般就收这种人的钱。

当然也不会说这个规律总是正确的。到了晚上,堂倌收一大堆零钱,零钱多了结帐很麻烦。如果晚上你拿大票子,堂倌很可能就收你的钱,所以行话说“早打大,晚打小”,这是一整套社会实践。老茶客经常在茶馆里混,都懂这些。当然,堂倌还可以观察肢体语言,可以判断这个人愿不愿意付钱。

喊茶钱这种行为,不仅是在成都,西方也有类似的习惯。在芝加哥的酒吧里,一个人到达,那里他认识的朋友一定要叫:“某人的酒钱我来付。”但是没有成都茶馆里的这种假装,是真的,如果你不接受他的招待,他会生气的。这个传统来自哪里呢?来自爱尔兰。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把这个传统也带了去。因为爱尔兰村民之间联系紧密,大家在酒吧关系和谐。不过这个习惯能够维持下去,还因为有一些潜规则:这次我招待了你,你下次一定要招待我的,大家有一种默契,如果你总是喝别人的酒,而你不回请的话,是不对的。这个例子说明,不同民族但是实际上都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可以创造了相似的生活方式。

还有就是“喝加班茶”,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什么叫加班茶,就是前面顾客走了,后面人接着喝剩茶,在茶馆里很常见。特别是小孩,看戏,或听评书,或在街面上玩,在哪里玩累了,就端着别人的茶喝,这就是喝加班茶。

如果你是成人的话,喝加班茶还有一定的规矩,成人喝加班茶要确认别人已经走了,茶盖已经揭开放在桌子上,茶盖是向上的,表示这个人不再回来。成都茶馆过去有这种习惯,你可以在茶馆坐一天,比如你中间要走,出去办事,可以告诉堂倌“我一会儿回来”,你把茶碗移到桌子中间,茶就会给你留在那里。如果客人还要回来,你不能去给人喝了。那个时候茶馆服务蛮好,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回来,茶还保留在那里,所以一般都是薄利多销。并不是说你在那里坐了一天,堂倌就不高兴了,就给你脸色,希望你赶快走。

那么大家可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你在茶馆买一碗茶,从早上喝到下午或者晚上,就那碗茶,茶馆做不做生意了?这样的人很多,中午累了就打一个瞌睡,饿了在小摊上买点吃的就过去了。那么茶馆怎么做生意?这个问题比较难答,但我自有答案:每个茶馆都有厕所,因为你要进就肯定要出,坐几个小时你不出?开茶馆之前,如果没有资金,可以向各种以后要利用茶馆人收押金,比如农民或经营粪水的人,可以投资,给茶馆投资多少钱,那么茶馆厕所的尿水可以让出资人经营。茶客就是“造粪机”,在茶馆待一整天不断进出,对茶馆来说没有损失,而尿水是要卖钱的。现在没有这个概念了,尿水也卖不出去,还要花钱弄出去。所以,从前茶馆不在乎你坐多久,你在那里把水变成尿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过去农家不是用化肥,种菜、种稻等主要是靠尿水。研究中国最有名学者费正清,在1940年代由美国政府派驻重庆,对中国有许多深刻的观察。抗战结束以后他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当教授,创建了中国研究。现在在美国各个大学教中国历史的,甚至教东亚的,许多都是他学生的学生的学生。费正清在1940年代写了一本书《美国与中国》,书中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空中看或是在飞机上看,离城市越近颜色越绿。什么意思呢?因为靠城市越近粪水肥料越多,颜色越深就说明农作物长得越好,离的越远就越差。当时的农业,非常依靠人的尿水,而茶馆厕所提供了这样的资源。

茶馆里还有各种娱乐,比如讲评书的。过去大部分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你去问你的爷爷或者祖爷爷,会发现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对《三国演义》清楚得很,杨家将、岳飞谁不知道!这些知识从哪里来的?就是在茶馆里,看川戏、听评书。评书每天都在讲这些历史人物的英雄故事,不过茶馆里的评书都是以英雄人物帝王将相为主,这是由于历史造成的,人们只关注到这些。在茶馆里,人们在那里受的历史教育和传统的价值观。这就是一种大众教育。不要简单看作是一项娱乐。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颁布了《圣谕十六条》,每个人都要遵从这十六条,当时为了宣传,就找了很多人:今天要赶场,你们要在场里讲这十六条圣谕。问题是,圣谕讲起来比较枯燥的,讲的人就慢慢加一些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忠孝、邻里和睦等日常生活的故事。所以每次赶场的时候,一个高桌子,讲的人坐在上面,下面围了一圈的人来听,听的人多了。后来发现这是个好事情,这么多人听我讲,是不是可以收一点钱。评书就是这么开始讲历史故事的,这是非常好的教育的形式。

茶馆里还有各种演出,比如说川戏、清音、大鼓等,都可以在茶馆中看到。还有演戏。在成都,早期的戏院几乎都是从茶馆发展起来的,所以叫“茶园”。今天唯一从清代到今天还在的演戏的地方,叫“悦来茶园”,在华兴街, 1906年开业的,是第一个演出新戏的茶馆。所谓的新戏就是改良的戏。大家有没有读过美国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早在1912年就被改成了川戏,叫《黑奴义侠光复记》,表达的是黑人为什么有这么悲惨的经历,因为他们失掉了家园,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要变成黑人这种悲惨的境地。

早期电影也进驻了茶馆,最早电影院就是茶馆。当时叫“电光戏”。改良人士傅崇矩访问日本,发现电影这个新东西不错,就带回成都到茶馆里演示,这大概1908年先后,离电影的发明的时间也并不久。电影在法国发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在上海出现,但是很快就进入了成都,这是早期电影院。民国时期早期,辛亥革命以后的报纸上还有电影广告,可以看得到他们看一些什么节目,大部分节目都是记录片,比如说美国海军在演习,要么是风景,没有什么故事片之类的。

在茶馆里,我们还可以看得到性别歧视,为什么说性别歧视呢?因为过去的茶馆一般是不让妇女进的,但在晚清的改良茶馆,就像悦来茶馆,已经允许妇女进茶馆看戏了,当然也引起了一些社会的反响。当时社会很保守,在茶馆演戏,好多男人围在门口,等着女宾进入时围观,特别是官绅家女眷很优雅,所以很多人围观。当时怕产生纠纷,所以女眷都坐楼箱,男客坐堂箱,但常常演到一半,男客就站起来打望楼上,引起秩序的混乱。后来说干脆分时段,女宾上午看戏,男客下午和晚上看戏,等等。

从性别问题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都社会风气还相当地保守,这种保守不仅仅是体现在一般的民众中,也体现在社会的改良者中。按照常规理解,想改良的人一般是思想开放的,主张给妇女更多的教育机会等,主张婚姻自由等。但实际上却并不这么简单,成都的社会改良者在妇女问题上相当保守。

这两幅图是来自于《通俗画报》,就是当时成都改良者办的画报,他们经常发表关于成都一些社会现象的讽刺画,这幅画讲的是什么呢?左边是女人到茶馆去看戏,所以画者认为是很可耻的事情。画上面的字说,女眷坐在那里,上面男演员也在看下面的女观众。妇女拿给男人看是可耻的。这是叫家里男人不要让女人到公共场所去,不要看戏。

下面的这幅画更可笑,所谓的看戏热,男人着急到茶馆中看戏,实际上并不是为了看戏,而是为了打望女人,讽刺当时的社会现象。这是所表现出来的性别问题,看得出来当时社会改良者是相当保守的。

下面讲茶馆的政治,难道茶馆里真的有政治吗?

我的回答是真的有政治。茶馆是一个公共空间,首先政府要进行控制。根据我搜集的资料,从晚清到民国,政府颁布了各种法令对茶馆进行限制,包括卫生、开放的时间。茶馆的茶客、茶馆的老板,或者堂倌,如果发现了可疑的人一定要报告。像晚清的时候,政府甚至派密探到茶馆里,如果发现可疑人就报告。对公共场所的控制,这就是一种政治。

保路运动爆发后,很多人到茶馆发表演说,动员民众,你说这是不是政治舞台?就像法国的咖啡馆一样,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好多都是在咖啡馆里谈论政治、交流思想,在咖啡馆里找到了灵感,好多名著也诞生在咖啡馆里。茶馆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抗战时期,很多著名作家都到了成都,他们去那里交流,在茶馆里会客。报纸副刊编辑到茶馆里约稿,甚至有的作家就在茶馆里写作,茶馆能够带给他们灵感。

大家都知道“休谈国事”的告白,什么是休谈国事呢?因为你在茶馆里讨论国家的问题、批评国民党政府有可能会被抓起来,老板也可能被罚款,迫使茶馆做不了生意。所以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闻一多写了一首诗叫《茶馆小调》,我在《茶馆》那本书中也引用了,当时广泛流传,诗里写到讨论政治时老板赶快过来打招呼,免得给茶馆惹来麻烦。

茶馆里还有“茶馆政治家”,为什么打引号?因为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什么是茶馆政治家呢?就是喜欢在茶馆里谈论政治的。当时有一篇文章就谈“茶馆政治家”,说他们喜欢谈论政治,总是在茶馆里说我从某个要人那里听到什么之类的话,显得他既有政治背景又懂政治,所以被讽刺为“茶馆政治家”。我在研究中发现,存在的所谓的“茶馆政治家”,其实有深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大家都喜欢听政治的小道消息,“茶馆政治家”有自己的听众,很多人喜欢听他们的高谈阔论。

茶馆,不一定是休闲的地方;茶馆非常复杂,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舞台,有多种功能,普通的民众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在那里喝茶,茶客是社会舞台的表演者,还有各种社会力量的争夺。茶馆也是信息和社交的中心,比如民国时期好多社会组织根本没有办公场地,包括袍哥,好多茶馆就成了袍哥的活动中心,所以政府对这个公共空间严密地控制、限制和打压。但茶馆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发展,所以到今天,茶馆仍然是我们了解成都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的一个窗口。

【责任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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