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mouse,腾讯娱乐特约评论员。曾任职于《南都周刊》、《香格里拉》、《明日风尚》等媒体,目前供职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穿越A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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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全区被让予刽子手后

——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20周年祭

张海律 7月11日 09:41

1995年7月11日,围城三年多的塞族军队,终于在姆拉迪奇将军的率领下,不费吹灰之力的开进作为“联合国安全区”的波黑东部城镇斯雷布雷尼察。二战后欧洲最严重的种族大屠杀罪行由此拉上帷幕。

屠杀惨案20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纪念活动VIP区的座位会在周末被填满,国家首脑、政治家,各路伟人和好人会陆续到场。在荷兰维和部队曾经驻扎的波托察里营地会有默哀仪式和不痛不痒的演讲,但那些关键问题——屠杀为何发生?为何塞族刽子手能有恃无恐的在联合国部队眼皮下展开杀戮?是谁把安全区拱手相让?——将不会在这种场合提起”,英国《卫报》在近日一篇长篇报道的开头,悲观地表示道。

这篇名为《英美是如何决定放弃斯雷布雷尼察》(How Britain and the US decided to abandon Srebrenica to its fate)的文章,像是一名历史侦探,通过调查和搜集多方当事人的记忆碎片,拼凑出一张为实现地区和平、而必须付出“那么点代价”的波黑悲剧地图。并以大量的证词和陆续公开的情报,指控英美两国政府高层,在已确知“那么点代价”将可能导向大规模种族清洗的情形下,却毫不干预、毫无作为的重大失职。毕竟,1992年,在南斯拉夫解体后,波黑迅速分为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时,姆拉迪奇就高调表态,要让塞族共和国土地上的波斯尼亚克人(穆斯林)“彻底消失”!杀红了眼的塞族军队不能容忍实控领土上有着斯雷布雷尼察这样被联合国保护起来的飞地存在,而接下来三年,在东部地区持续不断的残忍种族清洗,也让“彻底消失”这个词不该有着别的歧义。

或许出于政治上对斡旋的幻想,理性上对人性余温的自信,以及现实中对空袭惩罚的被动——荷兰维和部队官兵被控作人质,在北约国家间情报交换充足、塞族军队动向一目了然的情形下,悲剧还是照样发生了。1995年7月13日,第一批“观众”在CIA位于维也纳的办公室里,通过间谍飞机传来的卫星图像,目睹着一堆模糊身影从站着到倒下的一帧帧重复画面。

三年前的深秋,我曾从萨拉热窝出发,去了4个半小时车程外的斯雷布雷尼察。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在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地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地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地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将举办20周年纪念活动的地方,是2万多穆族难民在塞军进城时曾避入的荷兰维和部队营地。从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荷兰前国防部长Joris Voorhoeve在回忆中就澄清过,就连塞族军队将发起总攻,他们也不知情。波黑要在年内实现停火,但塞族共和国拒绝接受一张不完整地图,不会允许三块受联合国保护的飞地存在。“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至少两个,其情报部门甚至政府首脑提前一个月就知道他们要拿下飞地,只有我们被蒙在鼓里。”

刚成为安全区不久后的1993年初,9000人口的斯雷布雷尼察曾涌入了42000名难民。而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

回到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

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 Paric约了晚饭,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

“也是7月11日那天,我们这一家斯雷布雷尼察土著开始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道:“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那家伙竟然轻松地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是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文上去的。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Ahmed回了一次斯雷布雷尼察,办理一些房产手续,没见到仇人也没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进入波托察里公墓和那个满布痛苦记忆的旧营地。

20周年纪念日到了,联合国的官员将作为嘉宾莅临。不知营地的墙上,还会不会有着那些充满仇恨和失望的涂鸦:“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 Not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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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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