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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承不承认,世界可能真会这样

—— 读《无政府时代的来临》

朱学东 6月7日 10:31

“卡普兰《无政府时代的来临》,真是读得让人心颤,压抑,纠结,恐惧啊。”

4月初,我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其时我正在阅读卡普兰的《无政府时代的来临》这本小册子。这本书里所列成的素材和观点,却让不安与惶惑,一直伴随着我的阅读过程。

或许,我内心深处,并不愿意认同卡普兰的观点,但是,我却无力提出反诘,相反,当我用他的发现来观照身边的现实时,内心的不安和黑暗情绪更甚,尽管有千般不愿——

就像卡普兰在书中所说:“西非的未来最终将成为世界绝大部分其他地方的未来。”

西非的未来是怎样的?

“西非正在成为全球范围的人口、环境和社会紧张压力的一大象征,在其中,犯罪性的无政府状态作为真正的‘战略性’危险而出现。”

卡普兰在书中开篇引述一位非洲部长的话:“现在我们遇到的情况更糟糕——穷人,社会失败者,最无能力在一个现代社会抚养孩子的人们要复仇。”

部长说在塞拉利昂夺取权力的孩子们,出生于那些挤满孩子的铁皮棚屋,其中一位政变首领,枪杀了曾供他上学的人:“这是为了抹去羞辱,削弱中产阶级赞助者凌驾于他之上的权力。”

无政府状态下的暴力犯罪行为,对于我们而言,还是一种想象。但是,那些成千上百万事实上被社会和家庭遗弃一边的留守儿童成长起来,那些受过一些教育且不愿像父辈那样甘愿吃苦甘受侮辱的,如今涌入城市的打工青年,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如此不公平时,他们未来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自然被不加约束地破坏,却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而在卡普兰看来,这是21世纪初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不仅是21世纪初,它于我们的后果,尚未最终显现。

“在发展中国家,环境压力将日益迫使人们在极权主义、趋于法西斯主义的迷你国家和公路战士文化当中做选择”,“随着环境继续恶化下去,潜在的社会分裂的规模将越来越大。”

环境稀缺性会煽动现存的仇恨并影响权力关系。这个判断,不仅适合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适合于传统主权国家内部的地域关系。而后者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正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不断上演,并越来越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惧。《穹顶之下》所引发的争议,其实不过是对这个判断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卡普兰在1990年代早期写的文章中说,要理解未来50年将要发生的事,我们必须理解“资源的稀缺性、文化与种族冲突、地缘命运和战争形态的转换”——这个卡普兰精心排出的影响因素序列,有多少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我们身边?如果说见仁见智的话,也就是程度不同而已。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几乎没有机会变得像欧美人一样,健康,衣食无忧,被科技纵容热爱;越来越多的人,被历史地或主动或被动进入贫穷、肮脏、粗野、短暂的生活中。

世界撕裂成这两种不同命运,一个国家内部也有类似撕裂,不只是西非国家。在我们身边也是一样。

卡普兰说:“随着难民流动加剧以及全球范围内农民继续涌入城市——把城市变成了大乡村——国界的意义减弱了,此后更多的权力落入了教育程度较低、较没文化的群体之手。”

完全可以不认同卡普兰的结论,可以说他的判断带有歧视和偏见,但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观察,这一场景是不是,或者会不会成为一种未来的可能?

北京市有关方面鼓励工作岗位多用本地人和反对异地高考的背后,除了控制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的现实考虑,和长期隐含的权利不平等、地域歧视之外,是否也能让我们从中隐约看到了背后卡普兰提醒的“权力的旁落”的某种可能性?

但是,无论社会如何撕裂,我们都同在一条船上,必须学会面对,学会共处,学会一起生存。这样才能避免西非式的命运,成为黑格尔和福山的“最后之人”,成为《2012》中登上方舟之人。

在卡普兰看来,人口压力和稀缺资源的竞争之外,理想主义在现实政策方面的滥用是导致无政府时代来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世界有太多领导人和思想家陶醉于永久和平与乌托邦式的繁荣想象中。但是,卡普兰毫不客气地击碎了这个肥皂泡。

卡普兰认为,作为一种中性价值,民主制并不总会将社会变得更文明。民主制的真正建成离不开历史和社会条件,尤其需要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民事制度的支撑,只有作为其他社会经济成就的一个顶点才会成功运行,否则难免削弱国家力量,导致混乱和战争,甚至杀戮。

作为冷战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卡普兰认为,如果有人认为西方所理解的民主将取得胜利,“这本身就是由我们的种族优越感所驱动的决定论的一种形式”,“要将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这种道德主义式的企图,与19世纪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并没有两样——他们(殖民主义者)很多人同样充满了理想主义”。卡普兰谈到了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教训:“邪恶的个人当然要对大规模杀戮负责,但是,他们是在一个有致命缺陷的体制下行事的,而这个体制是在我们傲慢的种族优越感帮助下建立的。”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电影以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为背景)

“如果一个社会不具备适当的健康状态,民主就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灾难性的。”希特勒墨索里尼都市通过民主上台掌权的。

用托克维尔的观点来说,民主在西方是逐步形成的一种发展的有机结果,并不是在全球到处强加的道德法则——人口结构性地分化为和平竞争的不同利益群体,这是避免暴政或无政府主义所必需的!

“我们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说独裁专制好、民主不好,而是说民主只有作为其他社会经济成就的一个顶点才会成功出现。”

技术进步也可能带来某种无政府状态。技术进步会在某些方面提升个人的力量,但它同时也会“掏空我们的个体性”,“一个健康的自我意识需要一定程度的空间和孤立,但却可能受到网络上持续不断涌来的他人的意见的威胁”。这不就是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的事么?

卡普兰说,未来北美的科技将提供太多的市场和个人自由,而“这一极具生产力的无政府状态需要专制统治的监督——否则所有人都享受不了正义”。

我相信科技会带来极具生产力的无政府状态,这个状态需要约束,但未必是专制统治的监督,在专制统治的选项之外,我选择相信法律,也只能做如此选择。

在卡普兰看来,民主和理想主义都会导致世界不稳定,都阻止不了大规模屠杀,所以,他选择的是现实主义解决方案。卡普兰认为,力量均势,恐惧与恫吓的均势,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它,防止种族屠杀变得绝无可能。

均势这个词,总是让人想到冷战,所以,卡普兰说这个观念既不新也不有趣,又不鼓舞人心,但却是“最有安全的保障”。

这个社会不仅需要理想主义,更需要现实主义。

所以,卡普兰认为,美国人推崇理想主义,却雇请了现实主义者,如艾奇逊、马歇尔、史汀生、基辛格,尤其是他详细地评述了基辛格的用“现实政治”来抵抗美国的“传教士”倾向以及“将历史灾难转化为战略的能力”——“真理就是成功地以客观和非人的方式进行思考”,这点上,在卡普兰看来,基辛格达到了这种“可怕层次的真理”。

“我们的胜利会把我们引人下一场生存斗争,在其中,邪恶带上了新面具。”卡普兰前言中的这句话,是点睛之笔。

卡普兰的这部小册子,以抵达一线的生活经历和翔实的资料,以及记者的敏锐,政治分析家的眼光,将学术研究和记者观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文章虽然写于1990年代,他以资源环境为核心层层铺开,笔触直击当下世界种种问题的核心,其可怕的预言部分成了现实,部分正在逼近,部分还待验证。观点会让许多人不爽甚至恶心,争议自然难免,但不能否认,这本书的现实主义价值。现实主义总是冷酷无情的,这是人们情感上更喜欢理想主义的原因之一。

我也不喜欢这样冷峻而带有黑暗叙述的文章,但是,这可能正是我们要面对的。读它,会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我们立身的世界,避免西非化的命运。

(《无政府时代的来临》,[美]罗伯特·D·卡普兰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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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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