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者,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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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有杜,润物有生

—— 悼杜润生先生

李华芳 10月10日 14:10

【一 】

当周其仁和王小强写出论证包产到户合理性的文章不久,杜润生听说有一群年轻人在讨论农村改革,就把周其仁和王小强等叫到家里,问他们的意见。1981年夏天,周其仁和王小强等人在安徽滁县定远、凤阳、嘉山等农村调研,看“包产到户”到底怎么个弄法。

事后看《杜润生文集》才知道,杜其实早就已经关注到了包产到户的现象。概因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就有村民想退社。例如当时“浙江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占20%左右”。文贯中在《吾民无地》里也提到一开始的人民公社其实允许退社,但“不知怎么地”就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安排。这样一来,因为权利界定不清楚、大锅饭导致搭便车,农民的日子一下子苦了起来。

然而退又退不得,1960-1970年代,各地就偷偷搞包产到户。有些规模已经很大,例如甘肃临夏70%的大队其实都搞包产到户。而包产的历史最早可以回溯到合作化晚期,1956年温州永嘉等地就已经开始搞包产到户了。安徽的例子突出,85%的责任田都搞包产。并且农民按了血指印,有点毅然决然的意思。

这时候杜润生判断可能是个好时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往前推一把。周其仁等的调研报告,起了支撑杜润生说法的作用。1981年冬,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而这文件,正是杜领头起草的。其后从1982年一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发五个“一号文件”承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算是真正将农村改革推动起来了。

杜润生这个“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虽然审时度势,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居功至伟。但农村的承包改革其实也是倒逼出来的。杜润生自己也在2008年领取中国经济学创新奖时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我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

我们在讨论改革成败的时候,会强调制度变革的重要性,例如清楚界定权利能带来的激励作用。这也是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点。但问题在于,这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内部过程如何,也一样需要重视。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政策或者制度好,有经济上的效率,就会自动得到执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要考虑到政治和行政的细节。

对于包产到户来说,为什么之前就有大量尝试,而要到1980年代才正式获得承认?这就要考虑政治环境。杜润生在后来的自述中总结为“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60年代与80年代有着重大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用上下互动关系描述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说穿了就是有群众基础不一定行,有时候还得看领导人。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领导人怎么能看到这个群众基础且愿意朝符合群众利益的方向去做调整和改变呢?当然领导人首先得开明,至少是心态开放愿意接受新的信息和建议。若是引蛇出洞式的百花齐放,然后一网打尽,改革断然是谈不上了。

但即便领导人开明,如果其信息受限,同样会囿于眼界,不去改革。是以,1980年代出现了以陈一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杜润生的农村发展研究所为代表智库模式,起到的作用,正是“上通下达”,消除信息沟通上的障碍。

在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过程中,中国的领导人最担心的问题是“可控”,尤其是针对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要能控制住,不能动摇统治的根基。一面要改、一面要稳,都得看当时的政治结构。一方面是对于改革的迫切需求,经过十年文革后,人民生活贫苦的表象后是火热的革命热情,党的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如果无法有效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么党的合法性就会岌岌可危。

另一方面,则恰恰是以陈一咨和杜润生等为代表的体制内开明派,以渐进但坚定的方式,打消了部分顾虑,使得改革以试点推进的方式逐步铺展开来。例如杜润生就回忆说困难“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进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而农村包产到户全面获得承认,正是有“决定意义的变化”,所以除了上通下达传递信息外,说服党内的领导者也是另一层面的重要工作。

当然,这一所谓“体制内的开明派”依旧需要依赖开明领导人,否则即便是相同的主张,结果却会迥异。例如同样是强调“稳步前进”,杜润生支持邓子恢提出的“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这一思路,在1950年代就受到点名批评,杜也被解除当时的职务——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其后历经大跃进和文革,对经济破落带来的惨痛教训有切肤之痛,杜润生在1978年得平反后,才力主农村改革。但80年代末期同情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开明派均遭到了打击和压制,有些人去国,有些人下海。杜润生引唐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寄情,但“上下有杜”的模式走到了尽头。

【二】

杜润生在自己90岁生日的时候回忆说:“农口有一个好的传统,有一支好的团队,有老年,青年,一大批战斗力较强的人才,王岐山、陈锡文、王小强、周其仁等年轻人组建了农村发展研究所。”但这和杜润生的领导能力是分不开的。

1980年代的体改所和农口为代表的“智库”模式,离不开处在特殊位置的上通下达的人物。而同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往往是为了解决实际政策问题,也和现在的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深度有很大的差距。作为研究者的杜润生,从纯粹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深度上去看,显得很浅。这和同一时期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是一样的,例如针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例如针对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争论,例如农村改革到底能不能搞承包制的争论等等,这些在理论上并无任何新意。但面向实际,对中国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杜润生喜欢问问题,而且是问实际的问题。理论上行得通,不考虑约束条件就不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的改革进程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政治过程。所以王小强回忆自己初见杜润生,被问的问题是“你批判(中国农村问题)得淋漓尽致,你想过没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王小强语塞未能答。

周其仁也回忆说:“他(杜老)就听,问你问题,从来不会批评你,就有很强的感召力让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较清楚了,他就会很高兴。那时候得到杜老的一点肯定,我们会非常开心。”

杜润生礼贤后生,肯听年轻人的意见,但也善于引导年轻人去实地看一看,跑一跑。这也是何以在掌握了诸多包产到户的信息后,杜润生依旧会让农口的年轻人去安徽实地调研一番。

破与立的关系在杜润生这里,更多是从实际的政策角度出发的,一个对的政策要怎么制定(说服领导人)以及怎么落实,这个问题有时候甚至比论述政策何以对更加重要。如行政管理学的创始人威尔逊所言:“立宪难,行宪更不易。”

杜润生所在的位置很特殊,他固然有自己的见解,但却能听取各方的意见,妥协折中寻找共识,所以能得到各方认可。正如周其仁说的那样:“杜老对问题当然有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同时他又知道,体制变革是涉及利益重大调整的公共过程,有各种反对意见不但很正常,且可从中吸取多方面的营养。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他的资历令人尊敬,在80年代又深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信任,高居权位,但从不固执己见,更不以势压人,永远谨慎地履行集思广益的参谋职责。”上通下达的位置今天也不少,但开明之风不在,又有多少是因为处在位置上的人明哲保身呢?

周其仁又说:“他(杜老)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渴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周其仁评价杜润生的这段话,或有持弟子辈分时的溢美。但王岐山、陈锡文、王小强、周其仁等农口这批性格迥异又各有才华的人,能聚在一起,且事后都对杜润生均是溢美之词,恐怕也和杜润生自己的人格魅力分不开。

Catherine Keyser在《后毛时代的专业化研究(Professionalizing Research in Post-Mao China)》一书中主谈体改所,兼及农口,主要意思就是说尽管上下通达的渠道在1990年之后被关闭了,但这一“智库”模式却带动了后续研究及提出政策建议的规范化。深受杜润生影响的那一批学者,往往不仅会考虑理论上什么是对的政策,而且也会更深入考虑在实际中如何实施对的政策。

《南方人物周刊》刊载过一个轶事,说是90年代一次级别颇高的场合,周其仁提出的观点惹得当时一位领导不悦,传出来的讥讽说:你们无非就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罢了。周其仁知道了当即回应:“怎么着?我不相信这辈子还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让自己感觉高傲的称号。”

周其仁对杜润生的评价强调了杜的工作作风以及农口的传统,那就是注重调研,从实际出发。多年后,我也在周其仁老师的身上领略到这种风采。周老师曾在浙江大学短暂任教,讲授《制度经济学》。我第一年听课,次年任助教,课堂之上,关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往往还是会被周老师问到冷汗涔涔。因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读书往往没有切实的体验和来自真实世界的细节。我那几年听周老师讲过温州制鞋业和长兴教育券的故事。直到今天,依旧因为工作关系,还听周老师讲过成都土改的经验,都是实打实的一手经验。这对我是极有益的教诲。

也许上下有杜不复存,但润物无声也有生。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们也在影响更多的年轻人。把这个风气传承下去,就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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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身中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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