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著述包括《直话直说的政治》、《右翼帝国的生成》、《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谁的大学》、《炫耀的足球》 、《中国文化的边界》、《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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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才流失”,我的洋相出大了

—— 对中国“人才外流”的新思考

薛涌 8月27日 09:18

田方萌博士的《中国的“人才流失”到底有多严重?》一文,力辟陈见,以有力的证据,对中国的所谓“人才流失”的观点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意义十分重大。不过,对我而言,此文最为重要的地方,是对我的相关文章进行了批评,并指出我对于数据的错误引用。在此,非常感谢田博士纠正了我的低级错误。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田博士是与我交往多年、未曾谋面的“熟人”,一直以“薛老师”相称。此次发现我的错误,也是主动与我沟通。我事先已经向他承认了错误,并且表达了谢意。所以,按照一般的人情世故,他公开写文章指出我的错误时,未免手下留情:先俯瞰最近五年国内媒体的成百上千篇针对中国人才和精英外流的报道,包括《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并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等等数字上的问题,到第四段才提到“随着这一原始数据被夸大”、我在腾讯发表的《中国的海外大移民》一文是如何“跟着以讹传讹”、将《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出境人次错当移民人数,基本是一笔带过。其实,我的错误不能归罪于上述这些国内报道的误导。恰恰相反,是我歪曲了英文报道,恐怕也误导了国内的媒体和读者,其性质属于“主犯”而非“从犯”。我不仅在基本的英文阅读上出错,而且拿着被误解的数据极尽夸张地演绎一番。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为此,我一夜失眠,汗颜至今。既然这样滑稽的错误是在公共媒体中犯的,误导了公众,就自然不能因田博士的宽和而将自己轻松放过。因此,虽然田博士的文章还有更大的意义,我还是希望首先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一番反省,向读者道歉,也希望其他媒体同仁以及现在跟我学英语的学生们引以为戒。只有在这种自我审判完结后,我才有资格根据从田博士的文章中所学到的东西,谈几句心得。

【我的错误,是地道的国际玩笑】

先看事实,即我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我的文章所引用的数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大移民》(The Great Chinese Exodus),原文作者讲2014年中国的出境人次为一亿。另外,该报道还引用一香港经纪公司的估算:这个数字将在2020年翻翻,达到两亿。我将这两个数字,都误读为移民人数。

还不仅于此。我拿着被误读的数字,如获至宝,极其兴奋地进行了一番演绎:“两亿是个什么概念?这是中国人口的七分之一强。世界只有五个国家人口超过两亿。除了中美外,世界强国,包括俄罗斯和日本,没有一个超过两亿(印度和巴西进入强国之列还比较勉强)。当然更不用说,这两亿,基本是属于最富裕的中国人。他们散居世界各地,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使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变得格外复杂。”“如今出国的中国人高达4800万左右。按这个势头2020年累计达到2亿,也并非全无可能。”对两句话误读也就算了,还以“文科生”的数学进行了一番天马行空的分析,真真开了自己一个巨大的国际玩笑。

海外中国人在未来几年如何增长,恐怕很难估计。但从4800万增长到2亿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况且田博士提及联合国人口署提供的最新估算,2013年共有934万在中国出生的人生活在世界其他国家。这是把新移民和海外华人区分开来的结果。从美国的数据看,华人增长最快的是九十年代,从1980年的80万增长到1990年的将近165万,104%的增长。这当然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新移民所导致。从1990年到2000年,在美华人从不到165万增加到了240多万,到2010年增加将近335万,十年的增量越来越大,但增长率则越来越低,大致分别为48%和38%。原因也很简单:原来的高增长率,是在美国华人基数很小的基础上发生的。基数越大,高增长率就越不可能。另有统计,2012年海外华人的总数大致在5000万的水平上,而且恐怕大部分不是移民(我文章中对这两者根本不加区分)。即使以这个基数算,从2012年的5000万增加到2020年的两亿,八年400%的增长,这实乃天方夜谭。按说,即使数字看错,稍有常识估算一下,也不应该如此推演。

我在留美后期重返媒体,作为媒体人的生涯已经有了十几年,这样的错误犯过三四次。过去几次都被读者纠正,我也认错道歉,并闭门思过,日后小心不少。没想到这次又犯此大错。当然,作为媒体人,每天写作,甚至不止一篇,不出错误很难。但是,出如此离谱儿的错误,则是匪夷所思。为什么会犯此错误?在此不得不进行一番反省。特别是我现在刚刚开始展开英语阅读教学,为人之师。这种错误,特别有必要对自己的学生解剖分析,帮助更多的人避免类似的错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不久前刚刚写过文章,引用别人的分析并结合自己的切身经验,批判“速读法”的滥用。这种速度法,比如只读每段的第一句、不停地整段整段地跳跃等等“技巧”,在美国的研究院中就大行其道(因为阅读量实在太大);互联网所引起的信息爆炸,更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再加上SAT等等一系列应试技巧,使大家越读越快,乃至只追标题而停止思想,甚至误解重重而不自知。

我的错误,是典型的“F形阅读”的结果(对此我已经有另文介绍):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屏幕阅读往往先读标题,所以最上面一行还是从左到右地看完的。但第二行就往往只看一半。再往下,几乎就不看,目光垂直一直到页底,视线形成一个F字。

我阅读《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时,典型是遵循着这种被我自己所批判的阅读模式。该文标题清清楚楚:《中国大移民》(The Great Chinese Exodus),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眼球。副标题更长:许多中国人为了干净的空气、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机会而离开……Many Chinese are leaving for cleaner air, better schools and more opportunity……我也一览无余。前三段,都是从古至今讲中国人移民的故事,最终落实到去年一百多万出境人次。到此时我疲劳的脑筋已经被标题所征服,思维松懈,甚至不会去想想出境人次绝不可能都是移民,而是看到个戏剧化的数据就兴奋不已。其实,接下来一段,该文马上解释:“出境的大多数是游客,但是……”可惜,在稿约的压力下,此时我的目光已经开始走上F形的那条垂直线了。

事后想想,《华尔街日报》文章的布局经营颇为夸张煽情。谈移民潮可以,为什么上来就以出境人次作为例子?按说仔细想想就明白:公民能自由出境的国家,要么是人才外流或向外移民不严重、不用防范,要么是这样的出入自由缩减了人们的移民动机。当然,《华尔街日报》不忘事后小声说明这些出境者其实大多不是移民。但用这个不太相关的例子,多少是想借一亿这个不相关的数字吸引眼球。我自己给媒体写文章,也往往因看到些惊人数字而兴奋过度。这次也是这么掉进陷阱。但不管怎么说,《华尔街日报》还有基本职业规范,并没有事实上的硬伤,我则错得离谱儿。在阅读时先放弃了批判性思维、跟着煽情文字瞎兴奋,再是思想松懈疏忽,就鬼使神差地铸成如此大错。

其实,我并不一味排斥网络的F形阅读和研究院那种跳跃性的速读。这些毕竟是信息爆炸时代搜索的必要技术。问题是,一旦这样的搜索触及自己需要利用的信息,就必须从搜索转向阅读,对有关信息小心消化、核实,保证引用准确。娱乐消闲怎么索取信息大致都无所谓,一旦到了职业化运用,就必须换个态度。可惜,在我这里,这条线不知不觉地模糊了。当时承诺的稿约太多,同时开始在国内展开网上英语阅读教学,加上在美国的教学工作,几头挤压,也许都增加了忙中出错的机会。讲这些,不是为自己辩解。只是希望分析清楚原因,不敢说能祈求读者原谅,但至少希望能帮助其他人避免类似的错误。

媒体人日程繁忙(我这几年大部分时间每日要交稿),压力甚大。但这些都不是犯这类错误的理由。比如,NBC的主持人Brian Williams因叙述自己在伊拉克采访时所乘直升飞机受攻击后紧急迫降之事失实,最终被无薪停职半年。这种匪夷所思的错误,恐怕也和工作压力过大有关。但事后的处罚一向都相当严厉。我不属于国内任何媒体,而且因为意识到承诺的写作过多,已经停止了给腾讯的写作很长时间,再谈自肃半年不写稿等等就太虚情假意了。在此,除了诚恳道歉和认错外,我还决定将《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和我出洋相的文章作为我英语阅读课程的教材,给学生们当个反面教员。我一向倡导“批判性思维”,教育学生在网络时代不要跟着标题党走(即不要reacting to sound bites),但自己的行为,恰恰违背了自己所标举的所有这些原则。

【对中国“人才外流”的新思考】

在把自己的错误老老实实地展示清楚后,我也许可以集中精力谈一谈我从田方萌博士的文章中学到的东西。他无疑是这方面的专家,虽然也是给媒体写文章,但行文谨慎,处处显示了学者风范。他强调自己不想匆忙下结论,只想先搞清楚事实。同时,他也意识到事实本身的高度复杂。比如,获得外籍但人和事业仍然在中国的人,能算是“外流”的移民吗?他在另外的文章中,也谈及了来华寻求机会的外国人。所以,他对“移民赤字”的概念提出了疑问。无疑,这对于“中国人才严重外流”之说,是个颠覆性的挑战。我等长期大声警示“中国人才外流”的人,从中所能学到的东西甚多。

“人才外流”动力并不难理解。移民的几个规律,是很难违背的。首先,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口会向经济发达地区移动。八十年代中美之间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如今仍然是这样的局面,只是差距小了不少而已。第二,如果你是个职业足球运动员,有机会去英超绝对会去。专业人士如果在教育、事业上寻求更高的起点,当然也愿意去水平高的地方。美国科技文化学术水准明显高出中国一筹,也是不争的事实。第三,从人口和资源方面看,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人口过于密集、资源过于短缺,自然会导致向人口宽松、资源丰富的地区的移民潮。更不用说还有制度、环境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使许多中国人产生了移民的动机。

但是,另外一个也许是更为强有力的逻辑,往往被我们这些高谈“移民潮”的人所忽视。中国已经保持了35年的强劲经济增长。《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最近中国股市坍塌时还指出: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占世界产值的15%,但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达到50%,世界经济的增长太过分地依赖中国了!史无前例增长当然会创造史无前例的机会。这些机会,也会吸引大量的人才。事实上,在过去这三十多年,世界上的热钱、原材料都大量涌入中国,怎么人才会反向流动?这个问题,至少需要解释。在这个问题上,田博士的文章,无疑启发了我们思考的一个新方向。

除此之外,我还有希望分享另外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领导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吸引大量人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一奇迹,还有另外一个史无前例的面向。现代世界的经济增长,一直都是被最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所带领,如十六、十七世纪的荷兰,十七到十九世纪的英国,十九、二十世纪的美国,即有些经济学家所称的经济增长“前沿国家”(frontier country)。这种经典的增长,吸引大量人才现象是简单明确的。但是,中国大概是唯一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带领世界经济增长的。这种增长当然也创造了大量吸引人才的机会,但这种吸引力和先进国家的吸引力恐怕大为不同。这就使中国移民现象有了相当的复杂性。比如,是否大量来华的外国人才都是短期性的掘金者,而没有长期定居的意向?当然,中国本身依然面对人口压力,也许并不希望以政策的方式鼓励这种倾向。另外,许多充分享受了最近三十多年发展机会的中国人,是否有着“中国是奋斗、挣钱的地方,不是过日子的地方”的念头,进而见好就收,有了当今媒体所热炒的移民潮?针对这种复杂性,又应该有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来对应?这些问题,在中国的增长渐渐降低速度的时代就更有意义,希望能引起进一步地讨论。

再次感谢田方萌博士充满洞见的文章。此文不仅纠正了我的错误,警示了我容易出错的工作习惯,而且把移民问题的讨论推上了一个全新的层次。从这一点说,田博士的贡献是原创性的,值得更多的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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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身中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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