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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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中国,土豪输了

《山河故人》为何让我深感无力

杨早 11月3日 10:39

贾樟柯时隔九年,作品重新登上大银幕,喝彩声一片。前面又有他与上海某女影评人的纠纷,对新片其实不敢期许太多。打算看完电影发条微博就算了。

我发的微博是这样的是:

“贾樟柯导演的《昨天,今天,明天》,不,《山河故人》值得一看。贾科长总是能够抓住这个时代最根本的一些痛脚,并技巧娴熟地表达出来。在这一点上中国电影无出其右者。最后一段未来生活是新尝试,不算太成功,但也没有游离。整部影片看后就是让人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活像面对这个时代。”

发完微博,《山河故人》中的某些场景,仍留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逼着我去想想:为什么会有深深的无力感?它与别的电影区别何在?为什么我会说“无出其右者”?

没人要求我解释,但我自己愿意想个明白。

有记者在采访贾樟柯时提到了“集体怀旧的社会情绪”,不可否认《山河故人》有怀旧的情绪,但回眸县城往日,并不是贾樟柯从本片才出现的表达方程式。若说将《山河故人》与《致青春》《匆匆那年》《港》放在一起比较,任谁都会觉得画面违和吧?那些贩卖青春怀旧的电影,几乎没有直面中国社会的意识与勇气。

而书写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电影也有,老一辈如张艺谋的《归来》,陈凯歌的《搜索》,有人说碰触到就算难得,然而止于抒情与咏叹,也就与社会的关联不大。再看看《白日焰火》《人山人海》《闯入者》与《推拿》,对个人或群体的表现精准地撕开彩绘的幕布,呈示社会的某种真相。其实贾樟柯自己的《天注定》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表面是少有感情色彩的表现,背后是压抑到无声的呐喊。看一类电影,也会有无力感,但或许走出影院,无力感会在阳光下暂时消散,因为街道和人流会提醒你:那是另一种生活,你可以躲起来,假装看不见它们。

而《山河故人》的不同在于,它在表现之余,还有相对完整的思考。《天注定》当然也有思考,但赵涛最后的走近戏台,就是点到为止。《山河故人》则几乎完整地展示了一个电影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昨天、今天、明天的观感与情绪。并不是说,《山河故人》就比“表现的电影”更高级,只是,我觉得这个与那个,有所不同。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山河故人》,那我想说,这部影片书写的三段生活,既是写实,也是隐喻。这些故事完全可能在生活中自然发生,没有人能指责影片将中国社会“奇观化”,但这些故事的书写方式,关涉到创作者如何看待与想象19992025的中国。

从隐喻的角度看,《山河故人》书写的三段生活,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1999,土豪赢得了女人。

2014,土豪赢得了儿子。

2025,土豪输在了未来。

如果我们将《山河故人》看成《站台》和《小武》的续集(它们同处于汾阳世界),那么,张晋生这个土豪的崛起与出走,是《站台》与《小武》呈现的那个汾阳世界里,最大的变数。《站台》里的尹瑞娟与崔明亮,按年龄来算,正是晋生、梁子和沈涛的父辈,他们曾经想远行,憧憬外面的世界,但结局是两人结婚,带娃做饭打瞌睡,跌回庸常的生活。1974年前后才出生的张晋生不同,他靠加油站起家,靠买煤矿发达,而且很早就想着dollar。如果你把眼光停驻在沈涛和梁子身上,如果他俩顺利地恋爱结婚生子,那么他俩的爱情与生活,与父辈并无大异。梁子会守着那间商铺,根据时尚风气调整进货,如无大的风波,他会变成另一个崔明亮。

贾樟柯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谈到:“大家最初开煤矿的时候,一般正经人家是不会去开的,八九十年代很多人开始做煤矿生意,那时候大家却特别看不起这些人,比如说一个教师家庭,靠工资温饱度日,但是一个亲戚要开煤矿,真的会阻拦,因为这个职业是没有道德优越感、没有位置的。所以那个时候去开煤矿,是很悲壮的,甚至是勇敢,优越的是因为可以买车了,另一方面别人看你是‘煤黑子’。这个情况到了2008、2009年之后才转过来。”贾樟柯在《山河故人》里重现了这种时代情绪。

当沈涛父亲在火车上听女儿说“处了个对象,是晋生”,他没有出言反对,而是端着水杯,走到车厢连接处,无语伫立。父亲心里明白,沈涛与梁子,那种平稳生活的可能性已经失去了。而车厢里,沈涛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虽然她心里应该也有对梁子的不舍。

这样一个“三角问题”,既是写实,也是隐喻。1999年的汾阳,财富已经隐隐显示了它的力量,但还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沈涛还会犹豫,沈父还会怅惘,梁子对失去工作不屑一顾,晋生还要想着买枪或用炸药来干掉情敌。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尾巴还残存人世,台上的司仪呼唤“新世纪温暖的曙光”,台下的笑脸人头攒动,心里何尝不盼着明天会更好。

但是土豪赢得了女人。以沈涛为轴,晋生与梁子构成了对称的镜像人生。三角关系被沈涛的选择打乱了。梁子出走内蒙、河北,晋生留在汾阳发财(“每吨煤又涨了100块”)。山西煤老板的财富神话开始了。到2014年梁子患上了尘肺病,带着妻儿回乡,张晋生已经离婚去了上海,正在办理移民海外。弹指十五年,一头一尾,富者“走上人生巅峰”,但高楼将倾,贫者则贫病交加,日益沉沦。山河不改,故人何在?一对朋友的身上,中国社会阶级急剧分化与固化的现实,定影显形。

沈涛借助曾让她欣喜又最终失败的婚姻(加油站分给了她),成了这个社会里的所谓“中产阶级”。父亲的猝逝,让她在晋生举家出国之前,有机会再见自己的儿子一面。七岁大的孩子十分乖顺,让给姥爷灵位下跪也跪了,麦穗饺子也吃了,可是他的心在上海的“妈咪”那里。沈涛感慨“妈是个没什么本事的人”,在儿子争夺战中,她是注定的输家。

虽然张晋生已经不得不放弃国内事业奔逃海外,但金钱的力量在这十余年中已经展露无遗,我们不必追问为什么在离婚时沈涛拿不到儿子的抚养权,也不必追问为什么她会同意儿子移往未知的世界。沈涛知道,凭借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边缘化与同质化严重的汾阳,她留不住这个名叫“张到乐”(dollar)的儿子。“上海的条件还是要好些”,她对梁子说。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社会梯级中心序列的定型,是“进军北上广”的热潮,是超大都市与内地城镇落差日益扩大,是乡村社会的空壳化与城镇文化生态的千篇一律。还有?那就是中产以上单子家庭对儿童教育无上限的资源集中。

土豪赢得儿子,不是张晋生个人的力量,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在施压。沈涛只能陪着儿子坐慢慢的绿皮火车,给他一套也许永远也用不上的家门钥匙。肝肠寸断,徒劳的抵抗,一位母亲最后的挣扎。

同样,既是写实,也是隐喻。隐喻什么?中国社会在依依不舍地放弃自己的未来。人们无法获得稳固的自我认同,无法在人际关系与价值观被冲刷得支离破碎后重建社会,只能将未来交托给各种外来的评判标准。贾樟柯在访谈中提到他的外甥明明会说,就坚决不肯说汾阳话,不惜为此跟他这个舅舅翻脸,因为舅舅一直在逼他说汾阳话。这种情形,贾樟柯称之为对语言的“选择性遗忘”。

为什么选择遗忘?因为恐惧,恐惧方言会拖累自己在社会价值序列中的位置。

《山河故人》的最后一段,或许是争议最大的章节(也有人说特别喜欢这一段)。贾樟柯不再关注留在汾阳的沈涛和梁子,而把镜头对准了海外的晋生父子。正是在这段无所凭依(没有贾樟柯喜欢用来喻示时代的流行歌曲和新闻报道)的书写中,贾樟柯拍出了他心目中“中国的未来”,而且反讽地通过外来的眼睛看待这一切。

从同学对Dollar的调笑中可知,2025年,美元还在贬值,人民币反而坚挺,所以中文课也显得热闹非凡?然而,晋生、Dollar和Mia,三个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与故土还有什么样的牵连?

晋生的失败与失意显而易见,虽然他还拥有财富,但财富似乎又变成了只是财富。有海景大房,整天无所事事怀旧度日,终于可以随意购买枪支,却找不到敌人,跟儿子几乎不交流,交流也只能通过辞不达意的谷歌翻译(结合前面沈涛在婚礼上送IPHONE,贾科长真的不是苹果派来黑对手的吗?)也就是说,他有财富等于没有财富,有儿子等于没有儿子。电影没有交代那个随他出国的讲上海话的“妈咪”去了哪里,但显然渐入老境孤身一人的张晋生,失去了当年财富在中国带来的所有附加值。土豪输了,那谁赢了?

Dollar是被决定的下一代。来到澳大利亚,他丢掉了母语,也丢掉了记忆。他开玩笑说自己是试管婴儿,但贴身的钥匙和“Tao”这个名字建立了他与童年的勾连。他对现状极端不满,因为“我什么都不想干”,最大的愿望恐怕就是脱离他那个蛮不讲理的父亲的控制。

这个角色让我想起《我在伊朗长大》里的情节,女主人公终于被父母送到欧洲上大学后,反而在一群嬉皮的狂欢空虚中怀念故国。Dollar叛逆行为中表现出的乡愁,也映照着上文所说的“放弃未来”。

移民二代能否融入当地文化,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但中国移民大潮的后遗症,真实存在并将在十到二十年后现出征候,这是一个不算预言的预言。

Mia与Dollar能够忘年相恋,也是因为他俩互为镜像。都说香港人在家国之外,历史也是“借来的历史”,一位1996年即已移民的知识女性,嫁过西方男人,连中文名都已忘却,却反过来成了西方小孩与移民二代的中文老师,这也是够反讽的设定。

Mia来放叶倩文1990年的金曲《珍重》,更是富含多重文化意义的举动。这首歌,对于1999年的沈涛晋生和梁子,那是好听的异域之声(“可惜广东话咱听不懂”),象征着外面世界的入侵,而这借来的粤语歌,总在沈涛的本土生活转折点悠然响起。

贾樟柯酷爱叶倩文,觉得她的歌里“情义相连”。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知道香港歌手叶倩文,她却是出生在台北,四岁移民加拿大,跟Dollar一样不懂汉字读写,靠拼音译念国语粤语,19岁回到台湾,23岁转进香港,一直被香港人叫成“鬼妹”。除了大陆,叶倩文身上集中了各地的华人文化印记,还跨越中西。偏生她1991年的金曲《潇洒走一回》唱遍华人世界,获得“全球华人最喜爱歌曲”大奖。她的《珍重》,加上Mia的身世,突然提点出华人流离史的另一篇章,为《山河故人》拓展出另一层的解读空间。

Mia与Dollar可以在别人的时空相恋,可以不问双方的前尘往事,却没有办法完成Mia提出的返回汾阳之旅。

Dollar的犹豫是:事隔多年,怎样面对印象中已模糊得只剩下名字的母亲?

Mia的纠结是:该怎样让Dollar的乡人面对这段忘年的恋情?

这些犹豫与纠结,可以是写实,也可以是隐喻,满怀乡愁,却近乡情怯,并不是只有在澳大利亚的Mia与Dollar才会面对的问题。

贾樟柯终于还是让Mia与Dollar留在了异乡,只是让那一声“Tao”穿越万里,让正在剁饺子馅的沈涛隐约听见。我们看见十一年后的沈涛,生活了然无异,狗还在,房子还在,至少神情平静。她走到飘雪的户外,伴着不存在的音乐跳起了《Go west》。26年前的舞伴去哪里了?晋生在南半球阳光里叨叨自由是个屁,梁子或许好了或许没好。总之他们不会再跟她一同起舞了。此情此景,或让人想起了鲁迅的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然而沈涛没有彷徨,她沉浸在独舞的陶醉中。不再有迈向新世纪的承诺,不再有三人行的暧昧与纠结,但她没有被26年的岁月击垮,故人长离,山河依旧,这首《Go west》是不是她的广场舞,她的小苹果?

这大概是贾樟柯给未来留下的一抹亮色,用个体自造的温暖抵抗大时代的拨弄。只是,十年后的中国,仍然只能守着山河,怀想故人,目力所及的未来,毫不让人期待。

贾樟柯说,其实他的电影里没有那么多符号和隐喻。其实,以中国社会那种裹挟一切的洪流式征程,你只须纤毫毕现地写实,自自然然就成了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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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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