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者,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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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的凉:懒惰、毒品与贫穷的陷阱

李华芳 8月12日 08:55

【悲伤的《泪》】

在一篇名为《泪》的文章里,四川凉山彝族女孩木苦依五木用不到300字,写下了父母的死亡,写下了自己的思念,写下了凉山的悲凉,使一大批中国人泪湿衣襟。此后原定5万元目标的微公益“帮帮大凉山的孩子们”捐款迅速突破目标,两天后各类捐款总额已接近百万元。利用一个悲伤的故事,激发捐赠者的同情心,这也是慈善劝募中常用的手段。捐赠者预期自己给了钱,钱用到小女孩身上,小女孩最终不管是不是走出大山,都能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活。

(图:苦依五木一家)

只是,凉山可能是单位面积内获得政府补贴和慈善捐赠最多的地方。2010-2013年间,中央政府在凉山的十个扶贫项目中就投入了83.65亿人民币。同时根据凉山教育局的数据,教育投入也是逐年递增。2011年至2013年,分别达到49.5213亿元、66.0375亿元、70.8406亿元。凉山州政府2012年的报告显示,当地在2007-2012年这5年来,累计投入276.5亿元改善民生,年均投入达55.3亿。考虑到凉山人口在450万左右,一年里人均获得政府补贴为1200余元,怎么看都不是一笔小数目。

与此同时,凉山还吸引了大量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主要从事的是教育、扶贫、戒毒和预防艾滋病等相关领域的工作,并且与政府部门合作为凉山彝区提供公共品和服务。例如2012年由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等联合二十几家全国性慈善公益组织联合发起“善行凉山”活动。同时,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涉及凉山的基金会有61家,公益项目121个。

虽然暂时没有精确的统计显示在凉山的非政府组织每年的总投入,不过数目恐怕也不小。以这篇《泪》文进行募款的四川省索玛慈善基金会为例,其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资产总额为591万余元,尽管与全国非公募基金会平均3000万的资产相比,是一家小型的地方非公募基金会,但其2015年以来的资产总额比2014年底已经增长了104.91%,成长迅速。而索玛基金会主要开展的项目包括援建学校长期支教助学、捐助物资、“索玛花阳光午餐”等。尽管非政府组织的善款并非全部用于支持彝族地区的项目,但也有相当部分投入到凉山彝区。总体上,凉山彝区非政府组织云集,所言非虚。

一方面政府持续拨款,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大量进入,何以在双重努力之下,凉山的命运似乎依旧悲凉,未见改善,以至于有《泪》文出现呢?

【贫穷之根】

当然,说凉山人们的命运未见改善,有些言过其实。从本世纪初到现在,凉山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有了巨幅下降,从三百多万到现今的五十几万,算得上成就可观。尽管贫困人口的大幅削减主要归功于凉山人走出大山,去往城市。但凉山依旧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出现《泪》文中描述的惨状,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与此同时,与贫困相伴的是毒品和艾滋病。这使得凉山的社会问题愈加复杂。

有一种看法认为凉山发展不起来,人民生活水平差,是因为当地人固守传统恶习拒斥现代文明,文化上就不思进取。所以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文化,即便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再怎么使力气,恐怕也是枉然。这种“劣质文化”的论调并不新鲜,无非是种族歧视或者阶级歧视的变形而已。

没有什么人是不想过上更好的日子的,尽管对于好日子的盼望每个人不同。但摆脱绝对贫困,恐怕是个基本的欲望。从文化传统上认为一群人好吃懒做,这应该是思想上的“偷懒”所致。真正的问题是考察到底什么限制了人“不思进取”。是他们“不思”,还是因为一些看不见的因素导致了“不能”?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了解贫困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才好对症下药。不然就只能是胡乱抹个狗皮膏药,连治标都谈不上,更不要说治本了。

让我们假设有一个叫“诺苏”的彝区穷人,他之所以穷是因为所有的收入仅够维持生存所必须的营养水平,不被饿死。也就是说,诺苏买的食品仅够提供一定水平的卡路里,维持生命必须的热量a。还有一点点多余的热量b,也只能用于换取一点点的收入,而这个收入水平只能提供a加上b的热量,舍此之外,再无其他。这样诺苏就陷在了一个贫困陷阱里。

此时政府补贴也好,NGO的捐助也罢,都能给诺苏带来脱困的希望。因为不管是政府补贴还是NGO的捐助,都可以在a加b的基础上,提供再多一点的c,而这个c才可以支撑诺苏去从事更多的劳动,或从事其他的劳动,而获得额外的收入,从而脱离贫困。但前提是诺苏把政府补贴和NGO的捐助用在增加那一点点c上面去。

但人性何其复杂。诺苏收到政府补贴和NGO的捐助后,不仅仅只有一种购买食品以便增加c的选择,而是受到其身处环境的影响,会用于其他的“显性”消费,比如说烟酒。这就是何以贫穷的农村里劣质烟酒的消费量并不低的原因所在。但消耗在烟酒上的捐赠和补贴,并不会带来c卡路里,甚至还可能有损b,这样就导致诺苏尽管有捐赠和补贴,也没有办法从贫困中脱离。

那么为什么诺苏会选择烟酒,而不是选择能提高c卡路里的食品呢?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不好吃,例如粗粮制品能提供卡路里,但味道并不好吃。而烟酒类产品还有一层累积社会资本的效应,例如在彝区分发高档香烟,就是一种地位高的象征,或者至少能给人一种“成功”的错觉。

1980年代开始,外出闯荡的“诺苏们”带回来的消费品是“象征身份”的毒品。为什么凉山的年轻人例如利姆的年轻人吸毒?一开始是追求新奇,接着上瘾,变相有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因为只有有钱人才能吸毒,完了之后就有需求,进一步催生了当地的贩毒业。给尊敬的人“德古”买毒,也不鲜见。刘绍华2010年在《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Heroin,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简体中译本《我的凉山兄弟》即将出版)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并用现代性对彝区的冲击作为解释。

(人民网图片:四川凉山,这些孩子由于父母贫穷、吸毒和艾滋病死亡,变成了孤儿,一起组成了“爱心班”。)

禁毒教育的落后,使得诺苏们吸毒的范围迅速扩展了。烟酒让位给毒品,但毒品不仅未能带来c,甚至也没有了b,更甚的也可能损及a。而且不仅仅是这一代的诺苏们受害,连带着下一代都受损,彝区吸毒者的下一代健康状况更差,使得他们一出生就比其他地区的健康儿童承担着更大的成长风险。

刘绍华回顾凉山彝区的吸毒史,还发现凉山人似乎并不认为毒品侵害了他们的健康,反而有不少老一代认为吸毒之后让他们神清气爽,工作有劲了。尽管这是吸毒后产生的短期效应,但这种老一辈对待毒品并不十分介怀的态度却对下一代有极坏的影响。在利姆地区,根据路甲村长的说法,1995年左右毒品迅速扩散,当时该村约1200名居民当中,超过200人吸毒。木哈村干部则估计,同样是1995年,该村78户人家当中,只有3户无人吸毒或贩毒。

刘绍华的调查还显示,在昆明的平均价位1公克约100-200元人民币、凉山400元、成都500元、北京和西安800元、内蒙古1000元。除此之外,价格也会受到打击毒品的执法严格与否而波动。举例来说,2005年8月成都的海洛因零售价1公克约为500元,但同年11月由于警方加强取缔,1公克便涨到900元。在毒品价格上涨之后,为了追求这种成瘾品,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或者换个角度,就是为了追求毒品带来的同等程度的“快意”,必须要降低吸食毒品的成本。吸食带来等量效用的毒品,需要大概120元;但注射一剂,却只要20元。这样一来,价格更为低廉的注射就成为了选择。

但注射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衍生问题,那就是艾滋病的传播。正如彝区不少家庭因为贩毒有利可图而加入贩毒大军一样,因为注射也有利可图,所以要千方百计压低注射的成本,结果针头重复利用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而艾滋病往往又会通过母婴传播,这对下一代的健康损伤更大。这样一来,吸毒导向艾滋病,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根据一项针对四川省六间勒戒所中1649名吸毒者的调查,大部分都是农民和文盲,年轻人居多。而2013年底,凉山童工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悲凉新闻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正是毒品和艾滋病侵害下凉山儿童的困境。

所以,凉山彝区的困境,并不在于所谓“懒惰文化”,而在于政府补贴和NGO捐助并不足以使其从贫困陷阱中脱身,而毒品和艾滋病则恶化了凉山人的处境,他们想要摆脱贫困变得难上加难。

(图:2015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四川凉山公开销毁毒品200公斤)

【扶贫之难】

说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凉山治理上是双重失败,也许并非言过其实。但地方政府和在凉山扎根许久的NGO们,难道就不了解“凉山之凉”么?他们不知道贫困陷阱和毒品艾滋病问题么?这里有必要讨论的是政府补贴和NGO捐助面临的约束条件,以理解政府和NGO的行为。

政府补贴有惯性,以扶贫为例,会聚焦在给钱给物这种老套路上。这一来是因为比较好衡量,向上面交代;二来是因为围绕给钱给物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的利益团体,想要打破其垄断或者迫使其创新,没有适当的激励机制很难办到。

这样一来,就可能造成两个后果:一是补贴不足,正如之前说的,政府补贴可能仅补到能提供部分b卡路里,但要让诺苏从贫困陷阱中脱离,则力度远远不够;二是补贴不匹配,诺苏要的东西,可能恰恰是政府不补贴的。比如说戒毒,比如说女童保护和教育。即便是政府重视教育,在给补贴的时候,则倾向于补贴看得见的“东西”,例如校舍,例如衣物,例如课本。但对于看不见的“教育服务”则补贴较少,例如教师。这就是何以凉山地区的教师工资水平一直较低、无法留住好的老师的原因所在。

那么NGO不是正好可以补足政府补贴的短板么?但NGO的捐助一样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而且与政府补贴的持续性不同,NGO捐助在持续性方面往往较差。除此之外,NGO还有NGO自己的问题。以推出《泪》文进行筹款的四川省索玛慈善基金会为例,2015年以来,其1-2月业务活动占捐赠收入比例为34.02%,1-3月为13.41%,1-4月为23.32%,1-5月为21.9%,1-6月为24.58%。这意味着捐赠大部分没有被用于业务,尽管其管理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也不是很高,但也意味着在捐赠资金的及时有效使用方面,存在短板。也就是说,NGO运行并不如想象中的有效。

另一方面,NGO理论上在有效推进社会自治,但在当前中国的监管框架下,要么缩手缩脚,要么胆大妄为,反而在问责性方面不尽如人意。所以也的确存在NGO为了自己的生存,将“凉山之凉”当成一个故事进行贩卖。《泪》就是这样一种NGO惯常采用的策略。实际上,打动人心的募捐可能非常有效。例如1987年,女童杰西卡掉进了她家附近的一个井中,新闻媒体呼吁为其捐款,她收到了近70万美元的公众捐款。男孩阿巴斯,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失去双臂和双亲,被欧洲媒体广泛关注,最后收到了近55万美元的捐赠。动物也会激发同情:2002年,48,000多美元被用于拯救一只叫佛吉亚的狗,它被困在一艘在太平洋漂流的船舶上。

因此凉山的惨烈故事一再见诸报端,风行网上,的确也有NGO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NGO一无是处。相反,未来凉山的治理恐怕还得依靠大量的NGO才行。

我觉得与其不靠谱指责什么“凉山风气差、凉山人懒惰、NGO让凉山雪上加霜”之类,还不如仔细想想出路何在。

前面的分析大体表明,凉山之凉,症结在于贫困。而要使凉山人脱离贫困陷阱,从政府层面来讲禁毒戒毒防毒治毒,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当前的政府补贴没有用于对付毒品的问题,这可能使补贴的效果很差。因为毒品连带着艾滋病的问题,对于劳动力供给是一个巨大的持续性的损害。但不仅是凉山人的自足、还是凉山人的脱困,劳动力都是极端紧要的。

而NGO捐赠要更关注教育服务的质量。校舍之类的硬件好办,长期持续提供高质量的教育难办。捐衣服书包和书籍的多,但类似女童保护、怎样把孩子留在课堂不辍学、保证孩子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营养水平等,关心的人就少。而这恰是NGO捐赠应该关心的。NGO的捐赠可以朝这几个方向努力。

长远来看,摆脱贫困陷阱还得靠往城市移民,正如凉山的减贫成果已经显示的那样。简单来说,在当前城乡二元的格局之下,基本上是人力资本剪刀差,乡下人补贴城里人,如同当年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一样。常理上,凉山人移民往城市的也不算少,一家有一人先在城里扎下根来,接着带着全家一起移民。所以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现象应该是短期的,但凉山说的却是另一个故事:几十年过去了,留守现象并没有迅速消失。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得留守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当然,这就不仅仅是凉山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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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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