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者,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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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挽救了美国工人的生命

李华芳 8月15日 11:17

在中国的事故史上,大概没有比天津港爆炸事件更具冲击力的事故了。技术更新和新媒体活跃,使得惨烈的影像直接展示在人们面前。这么大的事故,当然需要问责,问题是,谁来应答?

这起事故并不是孤例。伴随着高速经济发展的中国工业史,爆炸死亡的事件实在太多了。仅从2000年以后来搜索,就有这些事件已经发生:

2000年9月27日,贵州水城矿务局木冲沟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62人死亡;

2004年10月20日,河南郑煤集团大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48人死亡;

2004年11月28日, 陕西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66人死亡;

2005年2月14 日,辽宁阜新矿业集团海州立井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214人死亡;

2005年11月27日,黑龙江龙煤集团东风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71人死亡;

2008年9月8日,山西襄汾新塔矿业发生特大溃坝事故,277人死亡;

2010年2月24日,秦皇岛骊骅淀粉粉尘爆炸事故,19人死亡;

2013年6月3日,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发生特大燃烧事故, 120人死亡;

2014年8月2日,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公司抛光车间粉尘爆炸,146人死亡。

…………

这只是一份不完全名单,只列出了严重的爆炸致死案例。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每一个逝去的生命背后是一个悲伤的家庭。为什么有这么多教训在前头,还未能给安全生产敲响警钟?或者警钟已响,但没人在乎?

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安全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命在法律赔偿上的低定价原则。既然保障安全的成本会远远高于事故后可能的赔付,事先的投入必然不足。毕竟,赚钱才是硬道理。举例来说,如果企业因为安全疏忽死一个人,按照现在的法律标准需要赔偿20万。但如果要全面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可能要升级生产线和其他硬件设施、加强各种培训,花费要到2000万。你猜企业会怎么做?当然是抱着侥幸心理,不升级不培训。用一个有点冷血的逻辑概括,就是2000万成本意味着可以死100人。

就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样。如果在一定阶段的首要目标设定为经济增长,那么其他目标就不可能受到同等重视,由此,不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而且在执行过程中,都会产生首要目标挤出或错置其他目标的现象。一旦经济增长导向确立,则政治与法律都会围绕经济发展来制定策略。人命的价格上不去,补偿上不去,企业的经济制裁力度上不去,都是这个原因。

这种“人命账”并非某一个国家所独有的计算方式,在美国历史上,同样有过因为人命轻贱而事故高发的时期。约翰·法比安·维特教授在《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里写道:1850至186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煤矿每年有6%的工人死亡,6%的工人永久性伤残。1907年是美国“工业事故历史上最糟糕的年份”,18次工业灾难共造成918名矿工死亡,其中弗吉尼亚州的一次矿井爆炸,夺去了361名矿工的生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0年代。1909年到1910年间,超过40%的工伤死亡事故家庭,几乎得不到任何赔偿;获得赔偿的家庭,往往也是雇主的人道主义补偿,而不是法律补偿。这些补偿金额低微,往往不超过死者生前半年的收入,根本是杯水车薪,往往导致孤儿寡母陷入凄惨境地。

真正改变这种状况的,除了靠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也需要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逐步提高人命价格。以纽约为例,从1870年到1890年,纽约州法院内事故诉讼案件的数量增长了近8倍;到1910年,这一数据又增加了5倍。将企业拖到公堂之上,这极大增加了企业的法律成本,使得企业开始重思自己的生产安全。

但这还不够。1907年,这个“美国工业事故历史上最糟糕的年份”,让新闻记者易慨世(Crystal Eastman)下定决心要调查匹兹堡地区的工业事故与劳工状况。当然,新闻记者没什么钱做这件事,于是赛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资助了她的调查。1910年,易慨世出版调查报告《工作事故与法律》(Work Accidents and the Law),直接促成了美国工伤赔偿立法。易慨世还参与起草了《纽约州劳工补偿法》,为危险行业中的雇员提供强制性工伤补偿。这也是美国第一部工伤赔偿立法。此后10年,美国48个州中有42个仿效了纽约州的做法。

法律诉讼,加上新闻媒体参与监督,终于把美国工人的命价提上来了。其后的惩罚性赔偿,更是让企业不得不在事先的安全事故预防上下狠功夫,因为一旦企业有过错,很有可能被罚得倾家荡产。

在中国,法律对命价的规定是不是有可能调整,是不是可以得到执行?人命关天,企业一旦出事故就要巨额赔偿,企业会上心一点安全生产吗?毫无疑问。

仍然是美国的先例。2013年,德克萨斯州韦斯特化工厂爆炸事件造成14人死亡。2014年美国化学安全和危险调查委员会公布了此次事故的初步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韦斯特化工厂未将高危化学品妥当存储,不符合与联邦和德州的法律规定。赔偿罚款,自不待言。但随后的工作,更值得效仿。在事故发生之后的一年内,美国化学安全和危险调查委员会调查了全美1351家化工厂,实地调查他们高危化学品的存放,对于不合规范的工厂,执行相关处罚并勒令整改。

(图:2013年4月17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中部某小镇的韦斯特化工厂发生惨烈的大爆炸,造成14人死亡,60人失踪,约200人受伤)

在中国,先例却往往以这种面目出现——一旦某地发生重大矿难,社会影响恶劣,就对当地所有煤矿企业进行停产整顿,等风头过后再恢复生产。这种处理方式的背后,关系到中国的政商关系结构。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指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或者合谋带来的经济利益越大,或者事故造成的后果越不严重,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的可能性就越高。(聂辉华,2015,《穹顶之下的政企合谋》,《财经》即出)

贾瑞雪和聂辉华在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中提到,1998年,94户国有重点煤矿企业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管理。在分权管理期间,如果主管生产安全的副省长是本地人,相对于非本地的主管副省长,国有重点煤矿的死亡率提高了一倍。

比起其他的安全事故来说,天津港爆炸事件仍然存着大量疑惑大量问题,无论是消防系统专业化,还是安全监管责任,还是城市规划问题,在依法处理之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公开信息。

若信息鸿沟横亘在政府和民众之间,信任则会成为一种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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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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