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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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全士大夫生活世界的拼图

杨早 11月25日 09:59

1932年,我丈夫被任命为敦煌县长。我随他从江南往西北赴任。关河清寥,无事可做,我将旅途中的日记整理衍补,出版了一本书,题为《间关万里》,寄给南方的家人朋友。但这兴奋劲儿很快就过去了。这时我听说武威那边,有一位局长的太太,也是才女,也出版过一本书叫《四海一心》,我特别高兴,嚷着要我丈夫带我去认识她……

上述内容,是我前几天的一个梦。初醒时恍惚之际,还在想是哪一本著作里的故事。定心细思,发现全属子虚乌有,不禁哑然:一定是读《家人父子》读得魔怔了。

赵园的新著《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与她十余年来陆续面世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合起来构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三部曲”。以篇幅而言,《家人父子》仅19万字,与前两部的46.5万字、47.2万字相比,似乎并不均衡。然而自“心态史”的角度视之,《家人父子》却是为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补上了至关重要的一块拼图:生活世界。

(《玩古图 》明代杜堇,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

通观前两书,涉及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话题、学风、身份、生计、言论,林林总总,独不及生活层面的士林百相。或许因为关注焦点在“士夫”而非“文人/名士”,像张岱《陶庵梦忆》之类的明季小品,少有进入赵园的研究视野。当她的笔触从经国讲学论史之类的大题目,转向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时,进入的门径,仍是经由“人伦”探访,仍是心态史的写法,迥非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清理制度与物质生活,赵园的研究兴趣与重点在人,但又不是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那样试图通过士人身世故事牵连时代沧桑,用她自己认可的评价来说,“问题意识严格设定在话题和叙事的层面”,“提供了从整理士人‘思路’入手进入历史的途径”;经由对于明清之际文化氛围、士人心态的揭示,“开启了进入中国知识人基本文化经验的新途径,是以文学方式解读历史的成功之作”(《书城》2010年1月号)。

只是,人伦关系方面的记载,并不像经国盛事、易代话题那样成体系、求传扬。事实上,因为人伦生活,多涉隐私,当事人隐匿、讳饰之处,决不在少,亲友后人为尊者为亲者讳,“有关记述不尽可据信”(p.3)。故此讨论这一领域的问题,论者的史识尤为重要,怎样将琐细的材料梳理成文,锻炼为论,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如无作者前十余年研读士人文集、勾勒时代图景的努力,即使要完成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也是难以想象的。

我看到有一种评论,说《家人父子》只是“学术体力活”,“只有在未来学者继续研究这一领域方面,还有一定的史料汇编价值”。我几乎要怀疑这位评家跟我读的是不是同一本书。

赵园曾评价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老吏断狱”,《家人父子》的重点不在于“断”,因为材料的不够充足,也因为伦理世界的复杂,作者的笔触相当收敛,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没有自己的立场与评判。恰恰相反,我能读到做那个诡异的梦,正说明《家人父子》引发的感触何等鲜明而深长(这一点,在以之为主题书的阅读邻居读书会上也得了证实)。

赵园提到“由于专业背景,在写作本书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婚姻、家族论述,无疑是隐隐的参照”(p.190)。这是不是说,作者是从“五四妇女史观”出发来论述明清之际的生活世界呢?又是,又不是。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高彦颐《闺塾师》,并明确指出这一类研究“即使不足以改写妇女社会地位、法律地位低下的基本判断,却发露了‘基本判断’所不能涵盖的历史生活的诸多面相”(p.191)。

在将“生活世界”限制在“人伦”这个领域之后,接下来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选择士大夫的人伦关系,来探讨那个时代的伦理实践?作者交代道:

“伦理实践,是知识人生活世界、经验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也仍然是。知识人的伦理观念与伦理实践,因其较庶民理性、自觉,对于该时代普遍的伦理观念与伦理生活,更有标志意义。”(p.169)

如果仅仅是观察“该时代普遍的伦理观念与伦理生活”,那么各衙门的讼事案卷、契约文书,甚至小说笔记里的社会纪录,说不定更能说明问题,然而若要讨论人物的观念与心态,有辞章文集传世的士大夫,当然比升斗庶民,更有研究的基础,而知识人对社会风习的引领垂范,更让他们的观念与实践成为更典型的示例。赵园选择“明清之际”“士大夫”,不仅仅是因为这是她十年来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任何时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群体中都集中了最保守与最先锋的人群。

士大夫中之保守者,最讲“尊礼守法”,像刘宗周那样“闺门之内肃若朝庙,妻孥之对有同大宾”,而士大夫中之脱俗者,如钱柳因缘,又“较有个性的自觉,有不受制于流俗,自主选择的可能”。而在市民社会里,这两类人反而不会太多。所以,关注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正符合作者“关心的是那一时期伦理生活的社会宽容度,由此所决定的‘非常态婚姻’的可能性”(p.34)。

(董小宛小像)

明末士大夫婚姻中“非常态”而有最有名者,一是冒(辟疆)董(小宛),一是钱(谦益)柳(如是)。后者有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著书唯剩颂红妆”,而且河东君有诗文传世,至于与钱谦益或时人记述构成对话关系,但董小宛呢?除了秦淮艳名,她的家庭生涯似乎只在《影梅庵忆语》中得以留存。而恰恰是在《关于冒襄的〈影梅庵忆语〉》一文中,赵园摆脱了处理士大夫传记碎片时的谨慎与收敛,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她的立场:“板荡中董小宛的被牺牲及安于甘于被牺牲,出乎常情,未免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适。”这个“常情”,其实不是明清之际时人的“常情”,甚至不是自清初至近世文人艳称冒董姻缘的“常情”,而是“五四”之后建构的现代妇女观带给今日读者的“常情”。赵园对于重新发掘《影梅庵忆语》并将之奉为“忆语体文字的鼻祖”的南社诸公如朱剑芒、赵泽霖,客观又尖锐地指出他们“见识既新锐而又不无迂陋”,“迂陋”是指“他们竟以为一篇文字(即令是‘美文’),其价值胜过一条鲜活的生命!”(p.91)

如果止于对迂陋妇女观的批判,那《家人父子》也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更重要的是,赵园从《影梅庵忆语》中读出了当时男性对“姬妾”的典范性想象与需求。董小宛在冒家,承担是一种多功能角色:“与冒襄,似友;侍奉太夫人、夫人,亦妻亦婢;乱离中(尤其侍冒氏疾),似婢;为冒家理财,至少分担了大妇的部分职能。”因此赵园指出:“《忆语》中的董小宛以其行为举止,演绎了‘妾’在家庭伦理结构中的位置,由此决定的行为规范。《忆语》的重心,即在写董姬如何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家庭角色。”

赵园是利用了“明清之际”和“士大夫”两个维度,来探索传统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常态”与“非常态”。这包括士大夫家庭在流离中的故事,在“殊方”的经验。试想,如果董小宛不是费尽心思嫁入如皋冒家,而是与冒辟疆一夫一妾流放远地,生活当然更困苦不堪,但是不是董小宛都不必再扮演这种多重的角色?冒辟疆对董小宛的记述,是不是可以不那么顾虑重重,三观端正?

再向前追一步,董小宛为何要费尽心机嫁入冒家?仅仅是出于对冒辟疆的恋慕吗?赵园指出,秦淮艳姬彼时急于择人而嫁,与中原板荡,南明朝廷朝不保夕的时局有关。也就是说,盛世风光无两的秦淮艳姬,于乱世之中,想寻求一种依附性身份,也是难逢难得,如鲁迅所言“做不稳奴隶的时代”。

即如柳如是,在愿意纵容她独立,给她平妻身份的钱谦益去世后,也要面对同族凌迫,不得不自缢而终。传统社会中无论才人才妇,举案齐眉,仍然不能超越宗族伦理的大框架,看书中很多妇女身受的凌虐,未必都来自丈夫,家族、婆婆、大妇,儒家差序结构的压力无处不在。然而,不能说差序结构如此,就能一概而言“传统社会如何如何”,赵园考察诸种家庭情形后的总结“古代中国的知识人,严于等差、伦序,却又不无变通,不乏欣赏融和之境的能力是伦理的,又是审美的”,方是持平之论。于夫妇姬妾如是,于父子兄弟亦如是。

由此回头看篇首那个梦,或许能自己详一详了。这个梦有几个要点:“五四”之后带来的夫妇平等观,远离大家庭带来的“变态”生活世界,女性自我表达需求的实现,知识女性互相之间的交流。这些,都是传统社会生活世界里已经存在,但远未成为主流的因素。

由此更能明白《家人父子》作者的苦心:要走出“五四”的整体史观,需要“新材料”和“新问题”,不同的资源与问题视野。但是,“‘宗法’‘家族’呈现出的正面意义,缘于以‘革命’的名义对人与人关系的破坏,修复之道却未必应当是逆向而行”(p.196)。明清之际,至今已近四百年,家人父子如何相处?还远没有答案。

作者:赵园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出版年:2015-8

页数:232

定价:39.00元

装帧:平装

丛书:博雅英华

ISBN:978730126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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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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