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像唐诗一样生活》《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从成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等十几种书。现供职于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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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用生命之盐来抗战的小城

—— 评《桥滩记》

冉云飞 9月3日 09:11

作家、诗人龚静染是我的老朋友,虽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却也算得上就乐山五通桥人民的老朋友。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来他与莫之许、宋石男、彭远文诸同学一样,都出生于此且成长于此,童年的记忆甚过世间万千记忆。改用沈从文先生的话来说,我虽然后来走过很长的路,看过万千流云,吃过不少粮食,登山许多山,趟过很多河,却恰好出生于此。二来,除了写诗外,他用长篇小说《浮华之盐》、随笔集《小城之远》、《桥滩记》来复活自己的故乡,乃至欲使其永垂不朽。由此印证了苏联著名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一书中所言,童年是对人最伟大的馈赠。

许多在地图上不被标注且人们不知其详的地方,都因一本书而被人们记忆传诵,如沈从文的《边城》、岱峻的《发现李庄》等,龚静染的《桥滩记》亦复如此。但有些大城市如重庆,经历了许多战火纷云、历史沉浮,特别是陪都八年,其文化的厚重,人物繁多,事件联袂,却没有一本能匹配这段历史的著述,有些人还挖空心思要去打造什么“红岩精神”。好在尚有赵晓铃的《卢作孚之死》、何蜀的《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可算是为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挽回些颜面。换言之,故乡与人物互联成就,才算得上是一种正常的人文生态。

五通桥缘何而牛掰呢?悠久的历史暂且搁置一边,因为我们许多人家乡的历史都可能是一部“大胡子”。概而言之,五通桥因历史上盛产盐而牛掰。中国历史上盐业之政府专卖,是个古老的传统,前几年才废除了盐业专卖,盐业的重要性于斯可见。如今的人会觉得盐真是小焉者也,何足道哉?但盐就像空气一样,你没它,几不能存活,发现、开掘、运输、食用盐的历史,堪称一部微缩的人类文明史。我们常说人类是逐水草而居,这话的正确性当然没有问题,但就全面性而言,却未有道尽。因为人类不只是逐水草而居,而且逐盐而居。

谈历史而不讲盐,不只是普通民众犯这种错误,就是很多史家亦是“睁眼瞎”。也许我的研读视野不广,在我看来,中国史家大讲盐之重要性者,要算康藏、巴蜀史专家任乃强。他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里论证盐对中国文明,包括对羌族发展、巴蜀历史的形成,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堪称卓见。后来有人证论传说中的炎黄阪泉大战是为争夺盐池,战国七雄中的韩国因缺盐而先亡,这些看法未必是定论,但可见盐之影响历史走向洵非虚语。而对于中国历史抵御外侮最为艰巨的抗战,盐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亦像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样,被不识者小看。

五通桥的小,可能被人小瞧,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的轶闻趣事。小时常有比我大几岁,比我大几个身位的学生,成为我的同学,总成绩却连我的零头都赶不上。本来家徒四壁于我家来说,不是个形容词,但其中一壁却被很多第一的奖状给包围了,使得这个如实描述我们生活情状的词变得走样。这是对在贫寒艰难中独立将我养大的母亲的最大安慰,所以她常用“人大无力,山大无柴”来夸我,其意义不亚于潘长江说浓缩的就是精华。五通桥的小当然要比我丰富博大得多,够甩我很多条太平洋,因为它的小是小巧与博大二者兼具的绝妙结合体。

抗日之艰苦卓绝,已经有种种研究与描述,但从盐的角度来谈的著述却不多。抗战四川出兵三百五十万,死伤六十四万,赋税为全国三分之一,均为全国之最,都算大贡献。但大量的机构及人员内迁到四川,在比较充足的物产里,如果没有自贡、五通桥丰厚的盐业基础,那是不可想象的。关于自贡盐业对抗战的贡献,有学者孙明经等著的《遍地盐井的都市——抗战时期一座城市的诞生》,生动记叙了食盐对抗战的伟大贡献。但五通桥的杰出贡献,至今只有龚静染的《桥滩记》来当此任了。

《桥滩记》以没有盐就没有五通桥的存在之历史为核心,把五通桥、牛华场之盐业开掘、运输、销用历史,原原本本地道将出来,从而使川盐输滇黔、济荆楚的脉络,在龚静染笔下汩汩流淌,鲜活生动起来。事实上,我家乡渝东南比如彭水县的郁山镇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盐场地之一,但随着生齿日繁,不敷使用,故需要自贡、五通桥等地的盐来接济。从《桥滩记》里看出我们两地虽远,却因盐而有联系。龚静染引《思南府志续》使得此点变得异常清晰:“自蜀五通桥运涪入黔,两易以达思南,分销散售石阡、铜仁、镇远,各府皆引地也,计岁销十数百万斛”(P27)。所谓两易以达思南者,一易(换船)为涪陵,一易为龚滩。龚滩为乌江水道上的名镇,历来为货物商业集散地,五通桥的盐通过此进入我的故乡,父亲在四九年前也曾于此当“背脚子”背过五年的盐巴。

接下来龚静染概述五通桥盐业发展的洋员时代——他非常客观地描述了外国人对五通桥盐业管理的贡献——并以点带面地提及几位盐业发展史上的著名人物郭淋芸、晏安澜、贺永田等,同时用“太和全”和“吴景让堂”等盐业世家来印证盐业在五通桥的兴衰,但书中提及得最多的是抗战时期五通桥的盐业及相关发展。我就是第一次听说著名的孙立人将军曾于五通桥当过税警总团团长,税警六团中的第一团驻防五通桥稽查盐务,由此不难概见五通桥盐业对抗战的重要性,后来就是这些人扩编成三十八师作为远征军远赴滇缅战场,取得卓著的抗战业绩。

因盐而兴,交通便利,城小易居,必然引来各路人物纷集。在这当中后来最为有名的人物当数丰子恺、熊十力、方成等,还有已被不少人忘记了的鸳鸯蝴蝶派文人陈蝶仙父子在桥滩办厂的历史。但最令我感动的是龚静染用五篇文章来谈,在范旭东领导下的中国第一大化工厂永利化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的西迁,以及在五通桥重建“新塘沽”的历史。众所周知,范旭东战前在天津构筑了他辉煌的“永久黄”(永利化工、久大盐业、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战争爆发,即被日本占领征用。所以他们只好把抢救出来的机器及相关物资西迁。千选万选地址,最后确定迁到五通桥。厂址土地问题之解决,还与著名作家,时任乐山嘉乐纸厂董事长的李劼人先生的协调有关。“永久黄”在此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如开用电打深井的先河,以及著名的“侯氏碱法”由科学家侯德榜领衔其团队在此发明。

《桥滩记》的写法,是既重视文献有征,又重视寻访与当时人事相关的尚存者,颇类近来频出好书如《李济传》、《风过华西坝》等的岱峻兄。如谈黄海工业研究所时,龚静染特地带了五通桥特产霉豆腐去拜望著名漫画家方成,记述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爱情故事。民国有名的戏剧演员蒋淑岩,为抗军阀及家中之逼婚,而到五通桥参与办理“战时儿童保育会”下面的“四川第三保育院”的历史,鲜为人知。龚静染挖到相当多的资料,并得蒋淑岩的亲述而成《逃伶蒋淑岩》专文。战时有很多难童逃到四川,“当时,五通桥的任务是负责接纳1000个难童,犍乐盐场(系五通桥和牛华场二盐场的统称——冉注)负责从盐税中每月为每个孩子拿出10块钱来供养”(P122)。当时才二十多岁的蒋淑岩在四川第三保育院当了四年多的“难童妈妈”,默默无闻却成就很大,“全国当时有50多个保育院,川三院被公认是办得最好的,由于工作成绩卓著,曾被列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首善救亡单位”(P125)。正因文献有征和亲历采访,使得《桥滩记》生动鲜活,且有不少首度公开的老照片,赓续“左图右史”的中国传统。

如上所述,《桥滩记》写得不错,但是书也有两处可以指疵之处。一是文章中多次提及“新中国”,对于精于语言的诗人、作家尤当注意。因为要准确地表达而去掉意识形态对我们思考问题的干扰,应用比较中立的词汇来传达。在我看来,“1949年后”是比“新中国”更为为平易准确的称呼。二是他写熊十力时说 “1947年熊十力返回北京大学,与校长胡先啸交流时建议在北大设哲学研究所,但没有得到回应”(P224)。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驌而非胡先啸,只当过南昌中正大学校长,彼时北大校长应为著名学者胡适。倘若再版时,能改正过来,更为称善。

2015年8月26至27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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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身中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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