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者,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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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为什么重要?

—— 记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ngus Deaton

李华芳 10月13日 08:44

【一】

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迪顿(Angus Deaton),以表彰其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研究。简单来说,迪顿的研究都是从消费出发的。首先是一个普通消费者要决定怎么花自己的钱,多少用来消费,多少用来储蓄,多少用来投资。由于每一个消费者都不一样,所以加总数据例如总消费和总收入其实不能反映出个人的行为,但这些总数据又深受个人行为的影响,因此聚焦微观数据分析就变得极其重要。

这实际上也是经济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经济周期的解读。如果不能很好理解个人消费随着收入调整进而影响宏观加总数据,那么就不能很好理解经济周期,由此经济萧条甚至危机带来的危害也会更深一层。

其次,迪顿关心一个消费者如果有一定的花销,那么消费者是如何决定购买不同的东西的。经济学自打亚当·斯密以来就关心脱贫致富的问题,而消费是其中的关键。例如花在食品上多,花在其他方面就少。但食品上的选择又是多种多样的,一个人要正常进行经济活动,就必须达到一定的营养水平,否则就很难脱离贫困陷阱。

迪顿和约翰·米尔鲍尔(John Muellbauer)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了“几近理想需求模型”(AID System: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来检测在不同消费品上的花销。现在不管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界,这个模型及其后续扩展仍旧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消费行为及相应的政策制定。

最后,迪顿不仅利用反复出现的跨部门数据来“设计”面板数据,以便在真实面板数据缺失的情况下来研究消费和储蓄行为;而且他还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层面的调查数据来衡量贫困水平和其他生活水平。所谓反复出现的跨部门数据,就相当于你今年问一大群人一系列与经济相关的问题,明年再问另一大群人一样的问题,然后问很多年。这种数据的问题是不是针对一群相同的人连续问多年,所以行为变化可能是因为不同人而不是跨时期引起的。而面板数据是对一群人问很多年。那么“设计”一个基于跨部门的“面板”,就能趋近分析真实面板缺失下的消费者行为。

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层面的调查数据来衡量贫困水平和其他生活水平,这个也非常重要。中国现在有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的团队在做多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这个数据正在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消费当然是家庭行为中的重点。我们以前常说宏观经济学缺少微观基础,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指实证数据上的。但迪顿这方面的工作就相当于给宏观分析找到了高质量的微观基础。

诺奖委员会总结他的贡献是连接“从理论深意到最合适的测度”,打通“从微观到宏观的数据”。

(继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白俄罗斯女作家亚历塞维奇获得今年文学奖得主后,诺委员会12日国际标准时间十一点左右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英国经济学家安古斯迪顿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二】

迪顿和米尔鲍尔1980年在《美国经济学评论》上的文章《一个几近理想的消费系统》,听起来怪,却大有用武之地。让我先从消费系统开始说起。消费系统或者消费模型,基本想法是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根据物品价格和支出预算确定买点啥,买多少。大家比较熟悉的恩格尔系数就是基于这个基本模型,来看买食物的钱占总开支的比例。随着家庭收入的上涨,总开支也水涨船高,但花在吃饭上的钱占的比例却下降了。

不过总体上古典消费模型是认为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商品价格涨一倍,收入也涨一倍的情况下,消费物品的量应该不变。这当然与实际生活有偏差。那么是人不理性呢,还是人是理性的、但模型设得不好导致与实际数据有偏差?

迪顿的解释是一来个人层面的理性不能直接加总到总体层面,这个也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另一个通俗解释。二来古典模型对消费者行为的限制太多,也许应该放松一些。毕竟在实际生活中,收入涨一倍的情况下,消费者很能调整购买商品的种类和数量,而不是保持原有的消费习惯。所以不妨放宽一些假设,这也是为什么迪顿和米尔鲍尔1980年的文章提出“几近理想的消费系统”的原因。

福利经济学领域上一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阿玛蒂亚·森,1998年获奖。森获奖后越来越转向对个人自由和基本能力的研究,因为森意识到推进福利的最重要的一个向度是个人自由的扩展。迪顿和米尔鲍尔则聚焦在消费函数上。我稍后再谈谈迪顿与森的分歧。

但就福利经济学所关心的效用函数而言,再早一些,就是1972年拿奖的希克斯和阿罗的工作了。当时的一个争议是个人效用能否一般化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的效用可以一般化,那么不同人的效用就可以加总起来,成为社会福利函数。但个人的效用或者偏好是不一样的,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得个人的效用可以相加呢?

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寻找“代表性个体”的想法,几十年前就是先进的想法了。如果把加总的效用看作是不同个体的代表性的集合,那么加总就是可行的了。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不是加总不同的人,而是一样的人(代表性个体),那显然就可以加起来了。

这里迪顿要感谢米尔鲍尔在1970年代的工作,尤其是米尔鲍尔研究的消费者的独立于价格的一般化的线性偏好(PIGL),也就是偏好与价格独立不相关,这样价格变动不会导致偏好改变,而只是影响最终的购买量。

PIGL的变型是非线性偏好,有不少后续基于非线性偏好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消费品支出与家庭总支出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先增后减。这个经验与恩格尔系数相符,但双方的理论基础却有很大不同。恩格尔系数上来就是基于总量的,而迪顿和米尔鲍尔的工作则是基于微观基础的。“几近理想消费系统”是基于非线性偏好上的一个扩展,相比古典消费模型至少放宽了两重假设:首先偏好可以是非线性的了;其次个体之间的偏好可以不同(异质性个体),例如不同的个体因为年龄和家庭规模的不同,偏好不同的消费品结构等。

有人可能会问,这听起来不错,但是有什么用呢?一来学理上这有助于研究动态一般均衡,二来对实际政策影响也很大。比如说税收政策,由于不同人群的消费结构不同,而且消费支出非线性,那么不同国家在设定税收政策时到底收增值税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就应该考虑其国民的人口结构。而在不同国家之间,关税的调整不仅对贸易有直接的影响,也会应该不同国家民众的消费,所以贸易税高低有无都要考虑消费系统。迪顿和米尔鲍尔的“几近理想消费系统”就能起大作用了。

【三】

对迪顿来讲,上述分析主要是围绕一定时间点上怎么购买不同消费品的问题。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跨时期消费受什么影响,又会因为跨期消费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引入了时间,一切变得不一样了。

1930年代,凯恩斯的总量分析风行一时,总消费、总需求、总收入等概念之所以长期流行,也的确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与实际经济数据是相互吻合的。1976年的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和1985年的诺奖得主莫迪格里亚尼分别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用来解释消费者为什么会存一部分钱以备不时之需。

也就是说,个体对自己一生能赚的钱的总数有个估计,对自己一生需要的消费也有个估计,那么一生当中高高低低的储蓄,是为了是消费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可以理解,如果马上要发工资了,就提前消费一点;如果预计马上要花大头,现在就省一点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等于永久收入,而边际上消费带来的效用和边际上财富增加带来的效用是一样的,且财富边际效用是随机游走的。

基于永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一个推论是人一生当中的收入曲线要比消费曲线平滑。那么实际上也是这样吗?1985年,迪顿与阿兰·布兰德(Alan Blinder)发表了《再探序时消费模型》(The Time Series Consumption Function Revisited)一文,来看总消费和总收入数据是不是符合上述基于永久收入和生命周期的假说,结果发现不尽然。数据显示,消费曲线更平滑。

1987年,迪顿又在《计量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次他用家庭调查数据,发现了基于弗里德曼及莫迪格里亚尼的假说完全相反的结果,消费曲线要平滑得多。所以他提出“人一生的收入是基本决定的”这一假设,理论和实际上都站不住脚。随便来一个“失业冲击”,就让永久收入和生命周期的说法失去了根据。1989年,迪顿和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乘胜追击,又利用实证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实证数据显示与永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不一样的结论,这被称为“迪顿悖论”。对迪顿来说,“好消息”是有机会证明前两位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和莫迪格里亚尼是错的。“挑战”是怎么办?

由于基于加总数据分析的问题是寻找代表性个体,但这并非没有问题,因为加总过程中可能产生问题,而导致数据和理论预测不符。如果是因为数据的问题,那么“迪顿悖论”或许就是个假问题。因为回到个人层面而不是加总的数据,有可能证实的是弗里德曼和莫迪格里亚尼的说法。

所以自然而然,迪顿面临的挑战是回到个人层面的数据,来研究宏观上的消费行为。理想的数据当然是对一大群人做连续多年的跟踪调查,这样就有一组面板数据。但如文章开头所言,大量调查往往做不到多年追踪,而只能是每年对不同的人群进行调查,然后调查多年。这样一来就是多期的跨部门数据。

那么能不能根据多期的跨部门数据,来设计或者说“虚构”一个面板数据呢?迪顿1985年的文章就专谈这一虚构面板的设计。简单来说,多年重复性的调查会生成基于不同特征组别的人群的随机样本,从这个随机样本来推断跨期的行为,在统计分析中就相当于用面板数据。比如说,按照不同的年龄段分组,再把人分到不同的年龄组里去,这样不同年龄组就有了一个跨期的“虚构面板”。顺便说一句,“虚构面板”能节省大量的调查成本,也因此被世界银行采用。根据虚构面板的数据,迪顿同样发现理论上的消费行为和数据显示的消费行为之间有偏差。

【四】

迪顿对发展经济学也是贡献巨大。1980年代,发展经济学陷入停滞,主要原因是微观数据缺失,研究方法上也没有突破。而对于发展经济学而言,一个重头问题就是如何脱贫致富。在实施脱离贫困的政策之前,在迪顿看来,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没有很好的答案,那就是“什么是贫困”。

迪顿认为从消费角度入手去看贫穷是一个可靠的手段。但这个必须同时和家庭层面的调查联系在一起,以便获得微观数据来准确衡量贫困。迪顿这部分工作大量和世界银行的项目联系在一起,而1998年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工作则和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项目连在一起。这也启示固守书斋的研究者,面向真实世界的研究带来的突破有些时候可能比在象牙塔里皓首穷经要大得多。

迪顿用来衡量贫困的指标之一,也是营养水平,具体而言是指卡路里。但卡路里摄入是个人层面的数据,而其他的数据则是来自家庭层面的数据。尽管家庭层面的数据也已经很微观,但依旧不同与个人层面的数据,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成人和小孩的卡路里需求完全不同。

通常的办法就是通过权重来处理小孩子的问题。例如计算出一个小孩子大概占一个大人的几分之几,这样就可以通过权重调整,来整合个人和家庭层面的数据。迪顿和米尔鲍尔1986年的工作利用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数据,显示一个孩子的消费成本大概是一个成人消费的30-40%。

用营养水平来衡量贫困并不是个新的想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早就指出人吃饱饭对后续生产的重要性。研究卡路里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显然也有助于各国制定不同的经济政策来消减贫困。比如说,如果卡路里相对收入的弹性高,那么提高收入就应该成为消减贫困的首选政策。反之,消减贫困的首要政策应该是提供基本需要,是一种再分配政策,而不是增长。

更重要的是,一开始必须摄入一定的卡路里才能维持一个人一天的基本活动,否则没有足够的食物提供足够的卡路里,即便低于市场工资,这个人也无法找到工作或者说不能胜任,从而陷入贫困陷进不能自拔。

此时,如同贝纳济(Abhijit Banerjee)和杜芙洛(Esther Duflo)在《穷人的经济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政策需要去推一把(nudge),才能帮助穷人脱贫。两人在印度做了大量的实地试验,证明了不少推一把的政策是有效的。

贝纳济和杜芙洛以及其他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大量应用随机对照试验(RCT)来区分不同机制的扶贫效果。迪顿尽管同意RCT的有效作用,但他认为RCT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特定的结果。他还指出将RCT得到的结论一般化到其他更广泛的领域,需要非常谨慎。也就是说,迪顿认为这些并非利用具体的微观数据来测量卡路里摄入和收入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在接受其结论和政策建议前,要先打一个问号。

而迪顿和香卡·苏布拉马尼亚(Shankar Subramanian)1996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则利用来自印度的家庭微观数据来实证卡路里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食物消费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只是要用牛奶和肉类代替谷物来提高卡路里的成本也很高。不过贫困家庭依旧可以用谷物来减少追求替代性食物提升的成本。是以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说,应该聚焦在推动增长,而不是像贝纳济和杜芙洛说的那样,转到再分配上,轻推一把。

此外,苏布拉马尼亚和迪顿还发现一天所需的卡路里的成本大概只占日工资的5%,很少的一部分就可以满足一天的正常活动。这间接挑战了杜芙洛等的一系列基于“吃饱才能干活否则陷入贫困陷阱”的工作,因为按照迪顿的文章,其推论是营养不良是贫困的结果,而不是贫困的原因。而杜芙洛的一系列工作则是将营养不良看做贫困的原因,从而设计出政策去消除营养不良,进而消除贫困。

【五】

国际社会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贫困国家往往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消除贫困,此时国际援助就显得尤其重要。问题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贫穷的终结》里大胆预言,国际援助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最终消除贫困。但伊斯特林(William Easterly)和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则注意到国际援助产生的非意图后果。尤其是可能加深受助国政府的腐败程度,却无助于消除贫困。迪顿与伊斯特林和巴格沃蒂一样,看到国际援助的无效性。国际援助是重要的,但它也可能是无效的。因此重要的是改变当前国际援助的使用方式,否则还不如伊斯特林建议的那样,不需要援助。

关于国际援助到底应该用于什么才能有效消除贫困,大致有三大类看法。第一类是提升穷人的基本能力,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第二类是提升穷人的营养水平,搞公共服务等,以萨克斯和杜芙洛等为代表;第三类则关心经济增长,从而通过涓滴效应惠及众生。

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强调个人自由拓展才是脱贫的标志,但困难是个人自由很难量化。退而求其次,森转向基本能力,例如基础识字率等。其背后的想法是,如果一个人不识字,那么在现代社会其实行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能力就受到限制,成为事实上的能力不平等。举例而言,不识字就意味着没有阅读选票的能力,又谈何参与政治争取自己的权利呢?

自然而然的,森认为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社会,不管是代议制民主还是协商民主,是能够就什么是基本能力达成共识的。那么促成这些基本能力生长的政策,就应该得到实施,由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比如说全社会的教育水平分布极其不均,那一般来说穷人的教育水平就处在低的那一端。这样事实上造成了能力的不平等,就不太可能通过事后的再分配政策来消减贫困。按照森的看法,经济政策应该聚焦到问题的源头上去,帮助穷人获取基本能力。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哈佛大学退休教授。)

杜芙洛等的研究则聚焦提升穷人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包括卫生医疗、女童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但迪顿与森和杜芙洛等都不一样的,迪顿基于微观数据,在倾向国际援助应用于当地增长的同时,也不全面拒斥提升基本能力。所以请别误会,不管是迪顿与森之间,还是迪顿与杜芙洛之间,他们的共识其实都远大于分歧。

迪顿的获奖再一次表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来的态度,理论深度当然不可或缺,但也要对真实世界的具体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迪顿的Google Scholar网页,2015年他已经发表了8篇文章(包括合作文章),用老当益壮来形容也恰当不过。是的,迪顿对经济学还在产生新的影响,这不管对学术界还是政策界来说,都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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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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