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77年生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好读书不求甚解。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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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在他们身上延续

维舟 8月15日 09:04

七十年前的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现在人们读到这些战争历史时,难免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这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消息,而战争也就此画上句号。这会使我们忽视一件事:人们往往对战争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人并不是同时都会感知到战争开始和结束了。对很多身处战争中的普通人来说,战争往往是来到自己身边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了,而当广播和报纸上宣称战争结束时,对他们而言战争却仍在继续:他们在战争中所受到的创伤和痛苦仍然伴随着他们,那场战争并没有就此了结。

要评说“战争意味着什么”,最好的视角不是那些宏大的战役,而是战争中普通人的遭遇。在日常生活中是犯罪或不可思议的事,在战争中忽然变得理所当然:普通人变成了残忍的杀人机器;一些妇女被征召去当慰安妇,还声称她们是自愿的;有的农民或战俘被强征到矿山,像奴隶一样做工;四千多日本孩子在战后成为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战争孤儿……更多人甚至失去了对正常生活的感知。幼年时父亲就在海外战死的久保进,小时有一次去小朋友家里玩,发现他家有一个自己日常生活中未曾有过的陌生男人,他觉得纳闷:这是谁呀?当小朋友叫此人“爸爸”时,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就是爸爸。”

战争的荒谬性最极端地体现在那些“根本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的人身上。他们仿佛生活在平行宇宙里,一直以为战争还在持续——不论是坚持作战,还是在躲避战争,甚至是失去记忆,他们都比一般人更长久地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中,人生完全因此被改变了。

在宣布投降之后,很多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的“残留日本兵”(Japaneseholdout)仍在孤岛上继续着战斗,因为他们并未接到投降的命令。最早知名的是在塞班岛的热带丛林里打游击的大场荣大尉,他因为行踪不定而一度被称为“塞班岛的狐狸”;直至1945年11月27日他才确切得知正式投降命令,并在几天后率47名士兵向美军投降。此后几年内,在菲律宾、瓜达卡纳尔岛、硫磺岛、新几内亚陆续发现了八九件这样的个案。到1953年日本兵村田进在天宁岛被俘之后,很少再有此类事例。但1965年,又有人在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中的韦拉拉韦拉岛(VellaLavellaIsland)发现一位幸存者,他立即被冠以“最后的日本兵”(the last Japanese soldier)的名号。但事后发现,这还是言之过早了,1972年,日本兵横井庄一在关岛被发现,在像野人一样在丛林中生活了28年之后,他已遗忘了原来的所有生活习惯,包括日语,不过在经过82天的训练之后,他恢复了人的习惯。直至1990年1月,还有人在泰国南部发现两名前日军士兵田中清明、桥本惠之,只不过他们知道战争已结束,是怀着“反殖抗英”的目的参加当地游击队的。

(图:1972年,关岛,日军士兵横井庄一被发现并投降)

在这些人中,最出名的可能是1974年3月在菲律宾卢邦岛发现的日本兵小野田宽郎。他虽然在1945年10月就已看到美国人在当地散发的“日本已投降”的传单,但却怀疑这是美军的宣传伎俩;而之后菲律宾警察为了让他相信战争已结束出示的报纸及其亲友的书信,也一律被他深信都是伪造的。就这样,当世界和日本都已起了巨大变化之际,他仍然顽固地在丛林中固守着自己对那场战争的信念,继续作战。直至1974年2月20日他和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偶遇,才最终从其老上司那里确信:日本真的战败了。在这29年的时间里,他枪杀了30多名当地的菲律宾村民,并打伤了另外100多人,回国后受到全国英雄般的热烈欢迎,被视为日本军人的象征,接受了无数媒体访问,但他坚持认为自己不必为打死打伤那些村民负责,因为他是处在“作战”之中。

(图:抵达东京之时,小野田宽郎已然成为了民族英雄)

在小野田宽郎被发现之后不久,1974年12月29日,在印尼摩鹿加群岛的摩罗泰(Morotai)岛上,发现了幸存的台籍日本兵史尼育唔。他身份特殊:身为台湾阿美族人,以日本名中村辉夫加入当时的“高砂义勇队”,也有汉名李光辉。他也是直到那时才知道战争原来早已结束,回到台湾。几乎恍如隔世。他的个人遭遇,比任何事例都更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在二战之前对台湾人“皇民化”,再以“志愿”名义将他们绑架在战争机器之上的荒谬性。

(史尼育唔,台湾阿美族的原住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高砂义勇队的队员,因在摩罗泰岛上的蛮荒丛林中独自生存了30年而闻名于世。)

这么多日本旧军人不肯投降而继续作战,看似是“顽强的军人精神”,但更多的倒不如说是因为恐惧。他们害怕当俘虏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他们以为对方也会像自己对待俘虏那样对待自己。日军在各地战场都以虐待俘虏著称,有统计表明,在欧洲战场被德意军队俘虏的英美军人,仅4%在囚禁期间死亡,但日军俘虏的美英盟军死亡率则高达27%(见《拥抱战败》)。即便与德军相比,日军当俘虏的也极少,而宁可自杀或作殊死顽抗,其作战的顽强性,使美国第八军司令官Robert Eichelberger中将在东京审判期间曾公开表明:“日本兵是军官们梦想拥有的士兵。”然而,另一位美军将领的评语则更能体察那种人的处境:“日本人是优秀的战士,作为军人却很可怜。”(Japanese is good fighter but poor soldier.)

在我看来,真正算得上表现人在战争和绝境中顽强生存能力的,是山东高密农民刘连仁。1944年9月,他被日军强征到北海道煤矿;由于不堪忍受虐待,他在战争结束前夕的1945年7月30出逃。起初他以为北海道和黑龙江相连,在转了很多圈之后终于发现这是一个孤绝的岛屿,试图坐船也告失败,他曾三次试图自杀,但最终还是回家的念头支撑他活了下来,在深山里度过13年蛮荒生活。直到1958年2月9日,猎户侉田清治(他本身也曾是侵华士兵)无意中发现了他,那时他已部分丧失语言功能,难以与人交流对话,以至于起先无法核实其身份信息。

“刘连仁事件”在当时一度演变成为中日之间的外交争执。日方最初说他有非法入境嫌疑,后又说他是根据合同来日本做工的,仿佛这一强征劳工是“合法行为”。虽然在当年回国后,刘连仁曾受到盛大欢迎,在老家也被视为英雄(同是高密人的作家莫言曾说,让自己最早对北海道产生兴趣的,便是“我那个了不起的同乡刘连仁”),但除了1958年欧阳文彬对他较为生活经历较为完整的描述之外,并未有引起多少国人关注。2004年出版的《“野人”刘连仁》一书,写得也可说拙劣。刘连仁纪念馆2006年落成,比前日本兵横井庄一纪念馆还晚了三年。

作为一个曾经的农民,刘连仁是一个更纯粹意义上的“普通人”和“战争受害者”,而他所曾隐身藏匿的北海道山区,生存条件可说比南太平洋的热带岛屿恶劣得多了——他被发现时,日本人怀疑其身份理由之一便是:在北海道如此寒冷的野外环境中,一个人能活下来吗?他也并未像小野田宽郎那样理直气壮地枪杀或打伤当地人——事实上,如果他那样做,以日本警察的效率和细致搜索,他恐怕早就被发现了。然而,1986年后,虽然在日本律师的协助下屡次起诉日本政府,但直至2000年他闭上眼睛,也未能等来一个自己想要的公道。

相比起日本政府对待当年受害者的态度,中国人即便是对待战争施害者也宽恕得多。且不说对日本战俘和战争遗孤如何,就是残留的日本军人,也并未如此苛刻。在侵华战争中被首批派往中国的特务兵石田东四郎,在1945年的会战中左耳后部受伤后丧失听觉,最后完全失去记忆,衣衫褴褛,以乞讨为生。1946年秋,他被河南南召县太山庙乡梁沟村农民孙邦俊收留,夫妇俩顶着社会压力照顾又聋又哑的东四郎,之后以“李同”的中国名为他登录了户籍。1962年孙去世后,儿子孙保杰夫妇和孙子孙禄峰又继续照料东四郎。但孙家知道他原是日本人,因而在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后便开始为其回国努力。但由于他完全丧失记忆,直至1993年,DNA鉴定结果才证明这个老人便是早已“阵亡”的石田东四郎。在回到日本后,他享年98岁,是自己十个兄弟姐妹中活得最久的一个。

抛开那些抽象的理念和政治口号,这些普通人在战争的遭遇才最能叩响我们的心灵。因为如果我们身处那场战争,很可能也会有相似的感受和遭遇。战争的确早已过去,但有些事不能就此忘记。这不是记仇,而是为了不致悲剧重演。把所有这些对照起来,也更能促使我们深思:为什么受害者讨得正义那么难?为何一个加害者反倒可以成为英雄?刘连仁的事迹即便在中国国内也少有人知,而那些“最后的日本兵”倒是出了一本又一本书(横井庄一至少有三本,小野田宽郎更多,他后来甚至受邀成为大学讲师),但真正的英雄难道不应该是刘连仁吗?他们在战后数十年里的遭遇,代表着那场战争未曾消除的最后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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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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