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艺术评论者。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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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变得越来越窒息

刘柠 9月8日 14:51

今年七八月间,去了一趟日本。列岛溽热难当,持续逾一周的高温甚至刷新了近代气象观测史上的纪录。仅东京一地,便有11672人因中暑被送医急救,死亡25人。在罕见的猛暑中,我奔波在东瀛的城乡,走在被炙烤的马路上,从关西到近畿,从关东到北关东,从东京到首都圈外的地方城市,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躁的空气。

应该说,这种焦躁感并非经济不景气所致——或者说,经济至少不是唯一的原因。经历过“失去的二十年”的日本人,对长期萧条已然具备了相当的免疫力。近年到访过日本的国人当发现,今天的日人对名牌产品并不热衷,其民族性格中原本就有的合理主义倾向越发凸显,廉价、实惠、耐用成为最高的消费标准:一些家庭主妇几乎只在百元超市(所有商品一律100日元)购买生活用品;我的一些大公司白领和媒体记者的朋友,多年只穿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的服装,一些艺术家、音乐人甚至长年从古着店淘衣服;作为世界第一的汽车大国,大排量豪车的国内市场日益萎缩,代之以混合动力的节能经济型;曾几何时,以上班族的“小跑”著称的超快节奏,开始受到质疑,媒体公然提倡“慢生活”、“慢性爱”,一些年轻人甚至以“不拥有的幸福论”(所谓“不工作,不成家,不为金钱所缚”)来对抗既有的、父辈的人生观。在“泡沫经济”崩溃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日人其实已不大会为经济而过度焦虑了。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于当地时间8日上午8点半截止报名,因未出现挑战者,现任党总裁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经投票再次当选。这种情况系14年来首次,安倍晋三的任期将至2018年。如无意外,他将连任首相下一个任期。)

自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内阁成立以来,打出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景气刺激政策(所谓“三支箭”,即“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唤起民间投资的成长策略”)。然而,风声大雨点小,眼瞅着囊中箭一支支射光,除了消费税从原来的5%上调到8%,日经指数有一定程度的上扬之外,宽松货币和有限通胀到底未能有效地激活增长机制。据《日经新闻》2015年4月实施的民调,全国对景气恢复“有实感”者只占16%,而“无实感”者则多达78%。这说明经济“格差”进一步扩大,相对贫困加剧,“安倍经济学”因此被舆论批判为“对大企业和有钱人的优惠政策”。不仅如此,8月11日,九州电力公司所属川内核电站重新投入运行,实现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以来事实上的“零的突破”。至此,“3.11”巨震后,社会进步力量锐意推动的“核电归零”愿景将渐行渐远——打破政、官、财“铁三角”谈何容易!更何况,安倍真的想打破这个“铁三角”吗?

安倍作为日本第一位战后出生的首相,在政治上有种强烈的复古趣味。从“后冷战”之初的1993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粉墨登场,到主导朝鲜绑架日人问题的调查、交涉,安倍其人一直受制于某种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按说这种受害情结与其世代特征实难相符,甚至颇有些“违和感”。可实际上,这恰恰是日本政治的一个“归宿”:肇始于中曾根康弘的“向右转”,途径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到了安倍,“新右派”终于瓜熟蒂落,齐整整地集结,试图以“总保守化”的姿态来收割曾几何时,中曾根话语中的“战后政治的总决算”了。这一方面是近三十年来普遍保守化的“国际大气候”所致,另一方面,应该说也是日本地缘政治“磁力场”的变化和国民心态“形塑”的结果。难以想象,九十年代以降,日本还会产生如田中角荣那样的左倾实力派政权。一个最近的例证是,力主外交自主路线、在美军基地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并公然打出“东亚共同体”愿景的鸠山由纪夫政权,执政仅九个月便黯然退场(一说是被美国搞掉的)。

客观地看,安倍内阁并非对美追随如小泉那样的政权,也不是与美国总统互唤昵称、琴瑟和谐如中曾根那样的亲美政权。相反,安倍的“美丽国家”论等听上去不那么自由主义、甚至有些民族主义的调子,时而令美国不快。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其在慰安妇和靖国参拜等问题上明显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和动辄扬言“脱离战后体制”(Break away from the post-war regime)的鹰派姿态,还曾受到《华盛顿邮报》等美主流舆论的牵制。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安倍第二次内阁成立后,美国审视安倍的视线,比以前要“温暖”了不少:不仅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公开为日本背书,安倍在美国会演讲时,一番“痛切的反省”和对“阵亡美军将士的镇魂”,似乎也赢得了舆论的评价,乃至《日本经济新闻》认为日美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已尘埃落定”。

在日美关系如此“和谐”的背后,其实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大背景,那就是经历了两场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颓势加剧,出于应对“中国崛起”的现实诉求,迫切需要日本重新武装,并一直在水面下不懈推动。而这种诉求,在大方向上,刚好与安倍其人的政治理想一致,于是,构成了安倍锐意推动安保法案和修宪的外部动因。与此同时,在“安倍经济学”的神话破灭后,正苦于无牌可打的安倍,明知一旦启动包括修宪在内的系列安保议题,必引发“地震”,却不得不铤而走险。

不同于以往政治家的是,对安倍来说,改宪既是手里的一张牌,同时也是世代相传的“悲愿”,源自家族的政治DNA。据跑首相官邸的番记者(“日特主义”式的媒体现象,指专跑某个政府机构,并跟随报道某个政治家的大报政治记者)透露,安倍在首相官邸墙上悬挂的唯一大幅照片,不是父亲安倍晋太郎,而是外祖父岸信介。之所以把改宪作为目标,是为了继承外祖父的遗志,而博取母亲安倍洋子的欢心。这种相当私人化的情感与上文所述的“受害情结”及日本地缘环境、国民心态的变化,构成了安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奋起挑战改宪“禁忌”的动力。

改宪动议非自今日始。历史地看,当初由美国制定的“和平宪法”落地六十八年来,有过几次修宪运动,早期的动静甚至相当大。如《旧金山和约》刚刚缔结后的1951年9月,由《朝日新闻》实施的民调中,针对“日本签署了媾和条约,已成独立国。以一己之力保卫自己的国家计,应组建军队”的意见,回答“赞成”者达71%,答“反对”者,仅占16%,“不清楚”者仅13%。翌年4月,由《读卖新闻》实施的民调,针对“你是否赞成改正宪法,日本持有军备”的问题,“赞成”为47.5%,“反对”为39%,“不清楚”为13.5%。可见,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改宪派占多数,代表了某种“政治正确”。进入昭和三十年代(1955年以后),反对改宪和重新军备者开始增加,反改宪者超过赞成者是在1957年,反再军备者超过赞成者是在1956年。其后,在被称为“55年体制”的漫长岁月,改宪派始终未能再度过半。照历史学者竹内洋的说法,这是因为国民在鲜花(理念)与饭团(实惠)之间,优先选择了饭团的缘故。

(2006年安倍上台之际,公开表示要修宪,并探索能否让手续变得更加简单。)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曾致信日本首相吉田茂,要求日本修改宪法,重新武装。吉田回复道:“改宪是不可能的,因为女性们会反对。而赋予女性投票权的不正是你们吗?”正是吉田,通过有限的主权让渡(提供基地),换来美国的防卫庇护,同时以“轻军备、重经济”为路径一心谋求发展,一路做成了经济大国。而包括“集体自卫权”在内的改宪问题,则基本搁置下来。正因了宪法第九条的存在,日本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在战后由美国发动或参与的历次战争(韩战、越战、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虽然尽享“饭团”(战争特需),但却规避了直接参战的风险,未流过一滴血,未杀过一个人。相形之下,美国的其他盟国,如英国、韩国,则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战并各自付出了流血的代价。越战中,韩国派出了10万兵员参战,战死逾5000人。

吉田茂内阁以降,日本社会并非没有改宪动议,甚至“自主制宪”的诉求。不仅自民党政权,从鸠山一郎到中曾根康弘内阁,曾有过相当具体化的改宪检讨,而且《读卖新闻》、世界和平研究所、《产经新闻》、自主制宪国民会议等媒体机构或民间团体,均出台过不同版本的制宪方案。但所有这一切动议、试水,皆因未能凝聚国民的共识而流产——“和平宪法”诞生六十八年,岿然不动,既确保了战后日本的长治久安,也成就了其作为和平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

然而,山不转水转。世易时移,随着日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迁,围绕改宪问题,国民心态和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持续萧条和中国全方位崛起的比较优势转换,包括“世界老二”经济大国易位的现实,加剧了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折射在改宪问题上,便是护宪派渐次式微,改宪派势力增强。铁杆的护宪团体“九条会”,随着加藤周一、井上厦、吉本隆明、鹤见俊辅等左派良心的凋谢,已呈边缘化。至于大江健三郎先生所说的“认为必须终止和平宪法的日本人可能会超过3%,甚至5%”,大概是从其“九条会”发起人之一的立场出发,表达一种殷殷护宪的善良期许吧,与实际状况应有相当大的出入。据在改宪问题上始终持鲜明反对立场的《朝日新闻》于2015年5月1日发表的民调结果,主张改宪“无必要”者为48%,约略高于改宪“必要”论者的43%;而具体到第九条的修改,认为“不改为好”者占63%,大大高于认为“改了好”的29%。但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国民在改宪问题上的态度开始松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修宪)

那么,何以松动,日本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答案只有一个:即上文中提到的“总保守化”,或曰“右倾化”。表现在政治上,是执政自民党从传统的“中道保守”立场上退却,日益向鹰派位移;对外是对美追随加深,以价值观划线,公开以中国为假想敌。经济上是“新自由主义”尾大不掉,导致中产阶级萎缩,社会贫困加剧。反应在舆论上,则是原来左、中、右一应俱全的媒体“全光谱”中,中立萎缩,整体偏右,《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等左翼媒体开始被边缘化。毋庸讳言,这种“地壳变动”有深刻的背景和动因。但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那就是“政治主导”,或曰“政治精英主导”。所谓“政治主导”,是与“社会主导”相对的概念,即变化不是由社会潮流推动,而是由一部分政治势力在推动、酿造。对此,日本政治学者、上智大学教授中野晃一指出:“近年来,在日本社会中,虽能部分地看出右倾化的指标,但总体说来,政界的右倾化时期既早,振幅亦大。”换言之,今天日本社会的整体“向右转”,并非舆论先呈右倾之后,政客们追随的结果,而是相反——即政治精英诱导舆论:在一个正常的舆论场中,舆论从左而右,来回摆动原属正常现象(所谓“钟摆效应”)。但无形中,如果钟摆的支点被人为向右挪动的话,虽然摆锤还是会左右来回摆动,却已然无法复位到原来的左边界,而越来越朝右倾是肯定的。而这个支点,其实就是当下的政治议题,往往会被某种政治势力随机预设或置换:有时候,是日美安保;有时候,是钓鱼岛;有时候,则会变成集体自卫权或改宪。

安倍是一个具有很强议题设置能力的政治家,也不乏将议题付诸实现的行动力。应该说,这两点既是家族的政治DNA,也是其赖以成就长期政权的理由。早在安倍第一次内阁时期,尽管在位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急于“脱离战后体制”的安倍便修改了《教育基本法》,把国民养成“爱吾国与乡土”的情怀写进了教育的目标(如此“古风”的“目标”,对这部与“和平宪法”前后脚颁布的、对战后民主主义的生根居功甚伟的法律来说,相当“违和”,那种怪怪的味道令人联想到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并导入教员资格更新制,强化政府管制;进而,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并制定了旨在使改宪程序可实操的《国民投票法》;紧接着,便开始着手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前提下的法律检讨……回过头来看,不啻一幅从廓清外围入手,直奔问题要害的“改宪路线图”,真不得不佩服安倍其人的“深谋远虑”。

如果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客观地看,首先,“和平宪法”修改与否,是日本的内政问题,外人也许不该置喙;其次,现行宪法经过近七十年的磨合,事随境迁,有些条文已脱离当初想定的条件,或难涵盖新形势、新变化,也并非不可理喻。如就争议最烈的第九条而言,日国内一向有一种颇主流的看法,认为第九条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日美安保条约》共同构成的“套餐”(Set)。实际上,真正对日本提供保护的并非第九条,而是日美安保。既如此,那为什么不能修改第九条,使其“名正言顺”地成为保护日本的法律武器呢?[注1.]

对此,笔者暂不拟做价值判断,更不愿下任何道德判断。我相信日本作为宪政国家和民主社会的成熟,相信日本国民的理性,他们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权利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从如是立场出发,窃以为,如果安倍领导的内阁认为“和平宪法”的核心条款已然过了“赏味期限”,难以适应新的现实需要,更无法继续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话,那么首先应该问信于民。而如果日本国民真的形成了改宪共识的话,那么尽可以本着法定的改宪程序,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正面突破。然而遗憾的是,安倍内阁目前的做法,有些匪夷所思。说白了,是挟政府的行政权力和执政党的强势,一味地谋求以宪法解释来暗度陈仓。如此作为,有违宪嫌疑姑且不论,更大的问题是对宪政的消解,乃至破坏。

应该承认,这种绕开改宪程序,以行政释法的战术来谋求侧面突破的“偷梁换柱”式玩法,非自安倍始,而是伴随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以降,日本政治“总保守化”进程的始终。彼时彼刻,发生在日本周边或其地缘关系延长线上的个案事态(地区冲突或局部战争),则被拿来充当了“酵母”或“砝码”,为政者借力击球,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出台了一系列在过去难以想象的法律,不仅洗刷了作为“战败国”的“耻辱”,客观上也拓展了战后日本的国际生存空间:如借海湾战争,1992年出台了“PKO法案”(全称为《协助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实现了战后日本海外派兵的“零的突破”;借“9·11”后,美国展开的反恐军事行动,出台了“有事关联法案”(从2003年的“有事关联三法”到翌年的“有事关联七法”),海上自卫队的军舰在后勤补给的名义下,开赴印度洋,自卫队官兵甚至踏上了战斗的戈兰高地。

安倍第二次内阁成立后,目标更加明确,一切工作围绕改宪主题,相关程序全面提速:先是出台了《特定秘密保护法》;继而,为集体自卫权松绑;紧接着,企图强行在国会一揽子通过安保法案(亦称“安保法制”,即“安全保障法制”,包括旨在使“集体自卫权”行使实操化的《武力攻击事态法改正案》等十个法案);而终极目标,无疑是——改宪。这终极目标最终能否达成,另当别论,但无论如何,过去近二十五年来的行政释法,特别是安倍先后两界内阁所做的功课,事实上导致“和平宪法”被掏空,自卫队的足迹将无远弗届,日本坚持了七十年的“专守防卫”路线面临实质性的改道。难怪安倍在国会发言时,不止一次把自卫队随口说成“我军”。这种对战后日本领导人来说,绝对是“大不韪”的“失言”,其实倒未必是真“失言”,也许应看作内心的“誓言”,或测试舆论水温的“试言”,也未可知。

(安倍是第一个在美国两院前演讲的东亚国家领导人)

安倍是一个高度实用主义的、不折不扣的目的论者,为了达成改宪的“悲愿”,不惜手段。某种意义上,就连“安倍经济学”也是手段,旨在提升内阁支持率,以为自己赢得推进宪改的时间,遑论历史认识。4月30日,安倍在美国两院的演说中,已公约将于今年夏天致力于“法整备”,并自我标榜“此举将是战后首次‘大改革’”——既已得到现行宪法的“始作俑者”美方的“默许”,安倍何惧之有?于是,借“安倍谈话”发表之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做一番文章,既让华盛顿放心,又让北京窝心却说不出什么来,从而为自己加分,何乐而不为?安倍唯一在意的,就是内阁支持率。可以说,他是边关注民调结果,边设定“安倍谈话”的形式(究竟以个人名义,还是公职身份)、内容与火候。受“安保法制”国会审议的影响,7月,支持率(42%)迅速下滑,首次低于不支持率(43%);进入8月,则进一步下滑至32%的“危险水域”……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看到的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公职身份发表的、经过阁议通过的、被认为做了“软化”调整的“安倍谈话”。

8月14日,谈话一经发表,议论蜂起。“安倍谈话”颇感动了一些人,也激怒了一些人,实际上反而加剧了舆论的分裂。前首相村山富市第一时间发表看法,全然不认为安倍继承了“村山谈话”的精神:“第一印象是措辞冗长,煞费苦心的文章。可最后焦点模糊,想说什么完全不懂。”乍看上去,“侵略”、“殖民支配”、“痛切的反省”、“发自内心的道歉”等关键词一个不少,但彼此之间缺乏整合性,逻辑关系不清。还有不止一位学者指出谈话“缺主语”的问题,“不知道在说谁”(如日本著名历史学者保阪正康)。就笔者个人而言,谈话发表翌日,我在香港凤凰电台的电话采访中,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感:一篇暧昧、狡猾得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字。关于谈话内容,中日两国媒体已多有关注,似无需赘言。仅从个人的角度,谈两点看法:

一是翻译问题。在公开发表谈话的日、中、英三种语言的版本中,相对于原本(Original)的日文版,中文版措辞语感较轻,英文版较重。如关于日本走上战争道路过程的表述中,日文原文是“進むべき進路を誤り”,中文版译作“该走的方向有错误”(人民网版),而英文版则译成“took the wrong course”。三者相比较可以看出,日文版适中,英文版偏重,而中文版稍轻。曾几何时,在“村山谈话”中,对日文原文的“国策の誤り”(笔者手头的日外务省版中文本译为“国策有错误”),英文版译为“mistaken national policy”。而此番“安倍谈话”,则使用了语感上比“mistaken”略重的“wrong”。难怪文本发表后,美国立即表态接受了“安倍谈话”,并评价“战后日本在方方面面,都堪称国际社会的表率”。

二是就事论事,仅从一点来评价一下谈话内容。如开头处,安倍如此表述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及日本走上这条道路的动因:“一百多年前,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各国的广大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十九世纪,以技术的绝对优势为背景,殖民统治亦波及到亚洲。毫无疑问,其带来的危机感变成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动力。日本首次在亚洲实现立宪政治,守住了国家独立。日俄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因为最初受列强逼迫的日本,后来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于是,便避重就轻,把殖民主义蔓延的原因,说成是“技术的绝对优势”。但包括帝国时代的日本在内,殖民主义者们所凭借的,难道仅仅是“技术”的“优势”吗?如此“低调”的表述,就像用现代语汇,把坚船利炮说成“硬件”似的,令人莫名其妙。熟悉日本历史叙事的人当了解,这其实是“历史修正主义”把殖民主义合理化的常用逻辑,且非常老套。

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安倍这一番“道歉”秀,主要是秀给美国看的,其次是应对日本国内舆论的,然后才是做给中国的。至少目前,中方并没有明确的道歉诉求。而“安倍谈话”作为战后七十周年的应景公式表态,与战后五十周年的“村山谈话”和六十周年的“小泉谈话”一样,首先是着眼于日本国内政治及日美关系的平衡杠杆。正因为比较了解日本的战争道歉,并非是建基于全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反思基础上的、发自个体内心道义良知的“谢罪”,而是以外交、政治的手腕来“摆平”舆论(国内的和国际的),管理风险。我认为战争受害者应保持克制,因为克制本身,意味着尊严。而尊严,正是双方对等相处、面向未来的前提。但受害者不要求道歉,并不等于承认加害者一方的政客玩弄历史,肆意地把殖民和战争客观化——这与是否具有“大国气度”毫无关系。

不过,我也深知,包括“安倍谈话”在内的历史认识问题,其实也未尝不是安倍手中的一张牌,正如日本保守派舆论总批判中方“打历史牌”一样。因为,中日关系到今天这份上,形成了一种很不健康的结构,即亲对方者(亲中派和亲日派)在自己的国家都不讨好,而叫板对方者,则吃香喝辣,甭管叫板的有无理性(或用一个日文表述,叫“生产性”)。中方的反弹和舆论反制,很可能会助推安倍的“悲愿”。事实上,精明如安倍者,也在观察中方的动静,并根据动静的大小,来计算可借多大力矩,如何回球。这种结构性问题,成因复杂,且非一日之寒,短期内殊难破局。

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双方各自社会的健康发展便尤为重要。而日本作为发达邻国,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成熟的市民社会文化,及应对从自然灾害、环境问题到老龄社会的丰富经验,理应在多个领域成为中国之师。可遗憾的是,日本深陷于自身的种种问题之中,不仅难有从容,而且在一部分政治精英的主导下,越来越走向保守化,舆论空间日益萎缩,社会缺乏活力,令国民,特别是年轻人感到窒息。这种状况,在战后七十年的今天,伴随着安保法案的躁动,变得空前严峻,甚至可以用“危机”来形容。就笔者个人的体察,大致说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忧虑:

一是国家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的双重变奏。以安倍为代表的政坛新右派势力,主要有双重面向: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前者标榜“自由经济”,后者则以“强盛国家”为圭臬。经济上,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构造相对单纯、透明,实效也有目共睹(下一步的重大举措是再度上调消费税,从目前的8%提至10%);政治上,则相对混杂,也比较隐晦。但一个总的方向,可以用安倍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所打出的一个口号来概括——“收复日本”:即不满足于靠扩充后的行政权力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而是要在从市民社会到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收复失地”,实际上是谋求“保守复权”。所有这一切,端赖国家主义的强化。而战后日本国家意识之空前弱化,皆源于“战败国”的国体。因此,“脱离战后体制”,遂成安倍念兹在兹的迷思。而“脱离战后体制”,有两条最有效的路径:一是改宪(包括最终的自主制宪),二是颠覆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建基于“东京审判”基础之上的国际规约。前者正在锐意推进,我们且静观其变;后者,则须建构一整套自己的历史叙事,而其价值内核(或曰历史逻辑),就是“历史修正主义”。

对此进程,务须关注。尤其当警惕国家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充分勾兑后,在外界相应的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性(未必准确,但出于文字的形象性,或可借用李泽厚先生的学术表述,称“双重变奏”)。

二是操纵媒体,侵犯言论自由,损害公民权利。如借《朝日新闻》的慰安妇不实报道问题,发动《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保守媒体大肆攻讦,刻意给国民造成仿佛连慰安妇问题本身都不存在的错觉,导致《朝日新闻》发行量大幅下滑,被边缘化;整肃、改组NHK,任用亲信,选择性报道,乃至对8月30日,12万人包围国会的反“安保法制”抗议示威行动都视而不见,不予报道,被国民奚落为“犬HK”(“N”在日文中,与“犬”谐音);因对“安保法制”持批判立场,冲绳两家主要地方报纸——《琉球新报》和《冲绳时报》遭政客恫吓,扬言要“封杀”,甚至威胁将通过“经团联”等机构阻止大企业投放广告。而去年12月强行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则把公共信息中,部分涉及“防卫”、“外交”、“防恐”及“防止特定有害活动”的信息作为所谓“特定秘密情报”,不予公开,且禁止新闻媒体报道、调查,公然侵犯公民的知情权。惟其对所谓“特定秘密”的定义极其暧昧,范围模糊不清,某些公民日常的职业行为很可能会“动辄得咎”,如新闻记者有被控“非法取得国家机密罪”的风险,而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则有被追究“泄密罪”之虞,等等。

(当地时间2015年7月24日,日本东京,民众集会举行反政府示威活动,抗议安倍政权和新安保法案,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战后日本的科学、文化、艺术成就有目共睹,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仅次于美国,这不仅意味着科技与教育的发达,更是切实保障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权利的表征。文化创造力的前提是自由。对国民自由的钳制,必危及文化。

三是践踏法治,破坏宪政。对不惜以行政释法为集体自卫权松绑,并付诸国会强行表决一事,著名宪法学权威学者樋口阳一于众院通过的第二天(7月16日),在《朝日新闻》上撰文,斥之为“三重侮辱,罪孽深重”:第一是对国会的侮辱。宪法第九条之下,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宪法解释,乃过去积数十年之功,在国会论战中确立的共识,却被一纸阁议决定、所谓“安保关联法案”轻佻地戏弄、遗弃;第二是对最高法院判例的侮辱。作为变更解释的依据,质疑驻留美军合宪性的“砂川判决”被拎出来。这在樋口看来,简直“连牵强附会都算不上,如果是学生答卷的话,是要判不及格的”;第三是对历史的侮辱。不仅如此,樋口还进一步指出,7月15日,众院的强行表决通过,还构成了“对民主主义的侮辱”和“对国民的侮辱”,深刻触及了一味谋求“脱离战后体制”的首相历史认识的危险本质。

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在众院特别委审议时,连自民党推荐的宪法审查会的三名宪法学者都明确表示“违宪”;表决时,在野党议员集体退场,旁听席上的市民代表悲愤呼号,举牌抗议,但法案却被强行通过……“违宪”、“违反判例”不在话下,为了能通过法案,甚至到了罔顾宪法及国家法律体系的关联性、整合性的地步。法案起草班子的一位重要成员、首相辅佐官礒崎阳辅,在面对民主党代表关于安保法案与既成法律体系稳定性的关系的质询时,竟然脱口而出“与法律的稳定性无关”,致舆论大哗,被呛下台。结果又为自己的“失言”道歉,却拒绝辞职。最后,连安倍也不得不出来擦屁股,但明显前恭后倨,暗中力挺。

1960年5月,岸信介内阁不顾在野党和舆论的反对,在众院强行通过日美安保法案修正案而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结果酿成了波澜壮阔的“反安保”运动的滥觞。当时仅五岁的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中,看着外祖父和他的胞弟、时任藏相的佐藤荣作喝威士忌。官邸外,不时传来抗议人群的口号声:“安保,反对!”五十五载一弹指,入主首相官邸的安倍,面对不远处国会议事堂前的抗议人群,开始品尝同样的滋味——历史惊人地相似,简直像拷贝。但看来,安倍不会轻言退缩,正如他的祖父岸最终也没有退缩一样。

“安保法案”是一场深刻的危机,不仅是日本政治的危机,也是宪政的危机。能否渡过这场危机而不重创宪政,是对日本民主主义和法治的考验。

(“六零年的安保斗争,几乎造成日本的分裂”)

注1.见铃木幸一文《平和憲法と米軍はセット 原点立ち返る問題提起を》,载《朝日新闻》,2015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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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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