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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大半个中国的逃难

—— 评《小难民自述》

冉云飞 8月22日 10:23

1944年,一个13岁的瘦弱男孩,与他一般大的同学一起,在广汉锤石头,让大人拉着巨大的碾石碾压,使其细碎。为的是修建广汉机场,以便美军空中保垒B29从此起飞,远程轰炸东京,取得世界反法西战争的胜利。2005年,我与朋友们请他做了一次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讲座,整理出来,被网友冠以《美国人民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的标题疯转。这位七十年前的孩子,便是如今有名的学者、作家流沙河。

(著名作家流沙河)

童年的经历,多年后对不少人都是不可磨灭的,同时也是别具只眼的。流沙河先生记得修飞机吃的有气味的红颜色米汤,后来看到过轰炸东京飞回来的飞机中,有一架飞机的翅膀被高射炮打了个很大的洞,可以从洞眼中看到蓝天。虽然像流沙河先生这样晚年的回忆,也非常值得珍视,但以儿童的眼光在当时就记下来的经历,更具一种不可替代的“在场”感。而这种“在场”感,经过时间的汰洗,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特别意蕴,这便是七十五年后小岵女士所著《小难民自述》的独特价值。

从理想状态看,儿童应该远离战争与灾难,但残酷的现实却让儿童似乎从不曾远离过,这是由于成人世界的贪婪与杀伐决定的。流沙河先生是晚年回忆他13岁参加修机场的抗战经历,而小难民小岵女士却是以13岁的眼光与笔触,亲自记录了自己一大家子从南京逃难到昆明九个月沿途所历。小岵女士笔触充满童稚味,这是成人无法装扮出来的。逃难到铜井镇不久,遇到螃蟹盛产的季节,大家以此来喻日本,用“愤怒”来吃螃蟹。虽然不无以巫术行咒诅的嫌疑,但悲愤的心境却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现在是吃假想的日阀,将来终有一天要吃着真的……”(小岵女士著《小难民自述》p.1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下引只注页码)。几十年过去了,此句生动如在目前。

逃难的艰辛,其间的惨况,我想稍有一点同理心的人,便不难感受得出。如有一次人多拥挤,13岁的小岵女士左手牵着妹妹,右手拉着弟弟,随急急逃难的人流跌去。“到底我们有一个团体,立刻就爬起来了,没有被踏死”(p.23)。在逃难的过程中吃不饱饭、睡不好是常有的事,故忧伤、焦虑都在所不免,“我不知以后的前途怎样?我不知我们的生命是否仍能保存?”(p.37)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爱读书的她,在途中烧掉中不能带走的书,虽然心痛,却也只好“理所当然”了。“我的可爱的许多书,因为不能随身带去,一齐用来当作燃料了。当我看着它们化为灰烬时,我真痛心。啊!它是我的第二生命啊!”(p.34)当“第二生命”妨碍第一生命的生存时,就只好黯然让路了。事实正是如此,当人到了别无选择的时刻,往往只有这样决绝,才能最大限度提高一点生存的概率。

(《小难民自述》内页)

我将发现一些她观察问题的特别角度,来看小岵女士作为女童的敏慧之处,而不是走大家都重视的逃难过程中被日寇害得很惨的故事。住在安徽和州的时候,不仅发生县长毫不组织抵抗的逃跑,而且在敌人退去三四日后县长还不回来理政的情况。让小岵女士气愤的,还有沿途所见重男轻女的恶俗,如和州每家只要有了两个女儿,第三个女儿必会被大人想办法溺死,其办法是“很敏捷地把她掉在马桶里,倒入一瓢冷水,然后盖上盖子,任她挣扎,这是多么的惨酷啊”(p.29)。对此作者即便在逃难的困顿中,也要庆幸自己拥有家人真切的爱。

作者虽只有13岁,然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习俗对女性的残害,特别敏感。她在湘西芷江固然见到了重男轻女的现象,让她这样城市长大的女孩子觉得不可理喻的事还有缠脚。她的妈妈自然没缠脚,但“外祖母是一个被旧社会习俗所害,双足缠得很小的人”,其逃难的艰辛自然倍于常人。正是从理性的角度与实际的观察,使她对芷江尚炽的女孩子的缠脚风气不满。“这里的女孩子,无论多么小,甚至七八龄的,我看她们的双足,已被缠得很小,走路一拐一拐的,很是痛苦,而且她们的双肩和背脊,都要负着很重的物件,这样摧残她们的身体的发育,无怪她们个个肌黄骨瘦,精神疲倦不堪,丝毫不能振作了。”(p.169)。

女孩子作为家中的生产力,极早地参加劳动养活自己,至今仍是大多数乡下人无可改易的命运。但彼时与我老家离得很近的芷江缠足习俗如此顽固,还是超出了我的想像,因为我的母亲比小岵女士还大两岁,比她看到过的七八龄缠足的女孩子要大很多,都没有缠过足。自小在村中见到上年纪缠足的人亦基本没有,或许这是因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一点差异亦未可知。当然正如惠男在《小脚与夷夏之防:清朝为何无法推行缠足禁令》所说,历史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缠足的否定与肯定在历史长河中相当微妙。但不妨碍在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在现实语境中,以及对人权的超然赞同中,全盘肯定小岵女士对它的否定。

沿途所见并非所有女性都需要小岵女士的哀叹与同情,比如苗族女性在她看来甚至比男的体格更强壮,更吃苦耐劳,“个个挺着胸膛,很自然,很天真,显示着健康美。她们辛苦而兴奋地工作着,与街头游荡的浪人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呢”(p.173)。这样的见解,是与她在贵州黄平县看到很多游手好闲的人,却在吃食鸦片的情形相对照而得出的。作者非常心痛国家危亡之下,还有不少自戕的国民有吸毒的嗜好,自从在安徽看到有此种现象,以后只要再睹,不惜累累言说,情见乎词。但苗女的辛勤劳动,未必是女权得到声张的结果,相反有可能是女权不彰的结果,当然这样的看法已超出小岵女士的思考能力范围了。

日本军队残害中国人,那自然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作者小小年纪记下的同胞间的互相伤害,尤其值得深思。如房东骗窃其钱物,还有些平民趁乱抢劫等,不绝于笔。比如在坐火车需要躲避飞机轰炸的安静时刻,民众却没有噤声安静,这使得小作者颇为感慨:“我觉得这是我国人的一种劣根性,在危急的当儿,每个人还只顾自己的舒适,没有顾到大众安全和幸福的观念;个人为重的心,牢牢地盘踞了他们整个的脑海”(p.149)。这些话从一个逃难的小姑娘口里说出来,至今依然令人感到沉痛。日机的空袭之可怕,使列车在夜间亦是走走停停,那千百年大家赞美的明月竟使作者害怕,“月儿是更明亮了,但是我却恨它,我希望有一朵乌云飘过,遮住它的雪亮的光,可是,它仍旧明亮得可怕。”(p.145)

最后再说到流沙河先生的演讲被网友冠以《美国人民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与他的演讲来说是很切题的,并非取标题者的想当然。最重要的是有毛泽东1944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的讲话——“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相佐证,想必那些痛恨美帝的“毛左”为自圆其说,也不能断然否认。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小岵女士在发愿想记下自己及家人的逃难经历时,与他们家人一同逃难的陈先生就曾让其取名《西游记》来写此一经历,可能作者觉得这题目虽有趣但过于轻佻了一点。“我发誓要把这波浪式的逃难生活记载下来,但书名并不就采用陈先生所建议的”(p.90)。

(小岵女士著《小难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

小岵女士本名吴大年,她是一位尚健在的退休的教育工作者,其中最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培养了一个有名的儿子、历史学家钱乘旦。恕我阅读面不广,尚未读过钱先生的著述,其质量如何,无从置喙。但从他为自己母亲新版的《小难民自述》的“题记”来看,却并不太高明。“当年那积贫积弱的中国早已不再,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如火凤凰再现,创造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且不说这些话是否为饰词,就是包括其母小岵女士在内的亲历者所闻知的抗战历史,至今或许都是一笔糊涂账。

(本文刊发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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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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