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大家》官方微信

《大家》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二维码,每天获取精彩资讯

隐形的霸凌更值得警惕

杨早 10月28日 09:30

《华科女生宿舍被攻占全过程》突然又变成了网络热帖。这是一个2013年的帖子,但很多朋友,包括我在内,是首次看到,相当吃惊:还有这么一回事?

此事背后的推手用意如何,姑置不论。文中内容,与最近《昆航新人空姐被塞进行李箱》的新闻互相映照,立时点燃了许多旁观者心中的怒火,“性骚扰”和“校园霸凌”的命题被迅速提出,华中科技大学甚至被斥为“禽兽学校”。

我在最初转发此帖时,评了一句“我在等待进一步的内情”,引起一位女性朋友的不满。她说:“在这种事情上没必要装理中客!”在她看来,这样的活动,“被攻占”的女性中,一定有人百分之百不愿意受到如此的骚扰,这无须更多信息,而是常识。

我回答说:这个活动已经被叫停了,晚谴责两天又不会导致更多受害者出现。虽说常识如何如何,但你不能保证就没有常识之外的情形,所以,还是再等等,特别是“性骚扰”这样的指控,如果没有当事人的确认,是很难成立的。

(华科的泼水节,图1)

(华科的泼水节,图2)

现在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信息,有华科学生的评论,也有华科男生、女生分别出来发表立场迥乎不同的观点,几方意见共同呈现,事情轮廓大致清晰。现在比较缺乏的,是校方对此的回应。考虑到中国大学官僚体制的迟滞与习惯性遮掩,只好先让它缺席。

据说这种样式的毕业狂欢,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自创,并在校方默许与监督下进行的。有人说从2005年就开始了,到2013年,形成了一个不长不短的“小传统”。据我推断,这种狂欢的烈度是逐年增加的,因为在《华科女生宿舍被攻占全过程》中,有一个细节是:一位学弟说,“明年无法超越我们了”,然后他还出主意“你们明年可以更猛”。这也可以解释校方为什么在早几年可以默许,而在今年会叫停此举随着活动的日益剧烈化,校内校外的抱怨之声也会加大,学校有进行平衡的必要。不过,叫停这一活动,也让很多“当了三年看客,第四年就没了”的学生心怀遗憾地离校。

即使是最激烈的华科女生反对者,也不认同外界提出的“性骚扰”说法,“女生受到的伤害不是来自于性骚扰,而是来自于这个活动本身对我们私人空间的不尊重”。我很看重这个宣示。如果华科的狂欢活动被定义为“性骚扰”,那这所985大学完全就是女生的黑暗深渊,校方简直可以全体辞职以谢天下了,并且这种定性会进一步固化“大学生性饥渴”的种种想象,反过来,也会给大学当局“管理而非服务”的高压管控手段提供合法性支持。

华中科技大学的毕业狂欢,很容易让人想起早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这些美式大学从美国移植的“拖尸”(toss)传统。关于这种传统,1930年入清华大学的季羡林的回忆里介绍得比较详细:

新生入学,第一关就是“拖尸”,这是英文字“toss”的音译。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旧生好事者列队在那里对新生进行“拖尸”。办法是,几个彪形大汉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了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垫子上,这就算是完成了手续,颇有点像《水浒传》上提到的杀威棍。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游泳池的门确实在敞开着。

直到晚年,季羡林都是把“拖尸”当成“清华校风清新、活泼”的明证。他自己“因为有同乡大学篮球队长许振德保驾,没有被‘拖尸’。至今回想起来,颇以为憾: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轻轻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这很像华科狂欢活动停办后不少学生的想法),因此他为“拖尸”辩护道:

这个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是不是表示旧生“虐待”新生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并无一点敌意,只不过是对新伙伴开一点玩笑,其实是充满了友情的。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也许有人看不惯,觉得洋里洋气的。我的看法正相反。

《此情可待成追忆:季羡林的清华缘与北大情》

但在1935年入清华的姚依林笔下,“所谓拖尸,是美国大学的风气,高年级学生欺负一年级学生的办法,完全是恶作剧。一是把新同学抬起来,如反抗,就扔到体育馆游泳池里;二是开联欢会时,各年级都戴上帽子,但给一年级学生戴上一顶绿帽子。一年级学生意见很大”。按照宋以朗回忆其父宋淇所述,燕京大学的toss更厉害,“就是把新生扔到湖里”(《宋家客厅》)。

尽管季羡林对之赞赏有加,新生对“拖尸”的怨气一直存在。与季羡林同为1930年入学的胡乔木,据说便是“以‘反拖尸’勇士的形象留在同级同学的记忆中”(《胡乔木传》)。到1935年,姚依林等人发起了“反‘拖尸’运动”:“我们一年级进步学生比较多,开联欢会时,我们拒绝戴,把绿帽子撕掉了。高年级(四年级)同学说我们一年级新生破坏传统,扬言要打我们。我们一年级学生也不甘示弱,还准备武斗,搞了一些石灰、棍子。我还买了一把刀子。这样,就把一年级学生团结组织起来了。”姚依林说,正是因为发起了反拖尸运动,他们这些进步学生获得了清华学生会的领导权,他作为清华代表,当上了北平学联的秘书长。(《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

在后来的革命叙事中,“拖尸”被指认为“陋习”,放入“进步/反动”的框架,甚至作为“接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证之一。到了1988年,季羡林出面为之辩护,本身是一种反拨。而在清华大学官网对黄培云院士的报道中,出现了“恶作剧、运动、出汗,每个时代的青春都是这样充斥活气和趣味吧”这样淡化“拖尸”负面意义的表述。

“拖尸”是否就是“校园霸凌”?挪威学者Dan Olweus对“校园霸凌”的定义常被引用:“一个学生长时间并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之下。”辩护者会说,大学只有一次“拖尸”,而且是为了让新生更快融入学校氛围,而且,并非所有的新生都不情愿,不少人如季羡林,还会把它视为美好的回忆。

我们应当承认,“拖尸”或泼水狂欢,并不是一起完全负面的活动,它不像“塞进行李箱”那样的职场霸凌,是每个新人都在忍受侮辱以换取集体的接纳。当新人进入集体时,以一种仪式来象征他们的被接纳,比起漫长的自行摸索,甚至有某种正面的意义。如果“拖尸”或泼水狂欢,能够完全限制在“双方自愿”的范围之内,那么它并没有太多可指责之处。但很遗憾,虽然从中得到快乐与回忆的人不在少数,它们抹杀了不知数量的弱势者的选择权,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所有类似的活动,都有很强的不可控性,甚至会变成某种“多数人的暴政”。知乎上一名华科大女生的抱怨提到:虽然规则是说敲门不开就该离开,但很多人的做法是砸门(不然不足以表达激情),而当一个女生宿舍出现有人想开,有人不想开,又怎么办?当激动的男生一拥而入,不想开门的女生照样会被侵犯个人空间。这种活动或仪式,从“迎新”的初衷慢慢向“霸凌”的性质转化,往往是一个逐步加剧的过程,尤其是在激烈的身体运动与狂欢氛围之中,“玩出火”的事情屡见不鲜。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昔年都出现过新生被丢进水里溺死的事故,而华科大泼水狂欢虽然尚未造成身体伤害,但照片中挥舞着女生内衣的男生,即使可能是个案,但也授人口实,足以败坏学生形象与学校声誉。

我并不主张一概取缔“拖尸”或毕业狂欢,但是如何规范、限制这样的活动,保障少数人的选择权,是一个难题。1905年清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修改《留学生条例》,公议一体罢课,但是有800多名留学生不同意罢课。这种局面导致了两起死伤:一是主张罢课的陈天华,为了表示对日本政府、清政府以及不同意罢课留学生的愤慨,蹈海而死;一是某位姓郑的留学生,因为坚持上课,被一群留学生乱刀砍断一只胳膊,当时国内媒体还纷纷谴责郑某,说他不该一意孤行。后者就是一种“集体的暴政”,在国家大义的加持下,个人被剥夺了选择权,抗争之后遭受暴力侵害。“拖尸”或毕业狂欢,虽然程度不那么恶劣,但于不情愿的人来说,多少也有裹挟胁迫的意味。

(燕京大学的“拖尸”仪式)

我觉得,不管是打着“爱国、争权”的旗号,还是挂着“帮助新人融入团体”的招牌,对少数弱势群体选择权的保障,仍然该是绝对优先。然而,泛泛谴责多数人侵害少数人的权利,并不困难,怎样改变这种侵害的现状?却是戛戛乎其难。

在大多数时候,如果不是出现极端事件,这种侵害往往会被忽略。一旦华科大的泼水狂欢不成其为“性骚扰”,而只是“不尊重私人空间”,它还会吸引那么多公众的注意吗?就像昆航空姐事件,如果不是用“塞进行李箱”这种有冲击力的画面,它会激发观者普遍的不适感与愤怒吗?或许别的航空公司不采用这样的形式来“教育/同化”新人,它们就没有更隐形的方式吗?不少“圈子文化”的认同者分享的经历中,“恶搞”、“灌醉”、“刷夜”都是各团队对待新人的手段。但这样的“普通招数”很难引起外人的愤怒与同情,因为在一个重视集体胜于个人的社会里,“尽快融入团队”的号召,与“尊重个人选择”的诉求,孰轻孰重,可不会像“要不要反对性骚扰”那样能取得一边倒的认同。

而在侵害背后,弱势者的抗争成本,也应该在考量范围内。昆明航空事件中的报道里提到,“几乎每一批新上岗的空姐都会经历‘上行李架’,只有偶尔几个内向不爱说话的会幸免,不过容易被打上‘装高冷、不合群’标签”。显性的霸凌如果以显性的暴力为后盾,受害者更容易得到法律的保护与外人的同情,但当霸凌背后的支持力量表现为排挤、打压、低评价时,则更容易被视为“私事”甚或“自愿”,反过来,又将抗争者的负面结果,视为“不合群”的代价,成为吓唬新一批被霸凌者的案例。

相比之下,最可怕的并不是“拖尸”或毕业狂欢这种已经显性化并置于公众视野的霸凌,显性的霸凌更容易被提防,也更容易通过投诉得到改善。更危险的,是类似昆明航空那种悄悄运作的、凌迫人于无形的职场霸凌,如果不是形式过于明显并曝光,这样的潜规则又如何被外人所知?而在别的公司、别的团体里,又存在着多少更隐形的霸凌?

1935年,在新一届学生会的努力下,清华大学新生“拖尸”制度宣告废除。那么新生就不再承担新人义务了吗?不,他们需要接受“入校新生时事测验”,学生会“由此也了解了新同学对抗日、内战等问题的政治态度,发现了许多有进步思想的同学”,便于学生会“主动地去团结新同学”,清华大学“不问政治”的风气就此改变,越来越多的同学参与到学生运动中去了。这个算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

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关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阅读精选文章。

(责编:赵琼)

阅读(0) 评论 104

精华评论

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