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梁漱溟评传》、《汉代春秋学研究》等大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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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理解甲午战争

马勇 2014年12月23日 10:15

【题记】今年是甲午年,发生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距今已整两个甲子。120年过去,今天中日两国是如何看甲午战争的,追忆和反思甲午对现代人有何借鉴意义?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为什么失败,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为什么没有成功,却是中国人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纪念甲午战争两甲子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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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为清光绪二十年。用干支纪年去表示,就是通常所说的“甲午年”。六十年一甲子。也就是说,甲午年距今两个甲子,一百二十年了。一百二十年,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沧海桑田,但中国人却依然无法忘记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年,因为那一年的那场战争,将近代中国历史分成前后两截,让中国历史走向徒然增加了许多新因素。

【朝鲜问题由来】

在甲午战前,洋务运动已进行了三十四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实事求是说,中国在那三十多年确实获得了巨大进步,这既是中国敢于向日本亮剑的底气,也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惨败的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就军事、经济实力而言,甲午战前,世界上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不敌日本。至于中国人自身,更是充满鸦片战争以来不曾有过的豪迈之气,被英法军队欺负的历史已成过去,中国军队、朝野内外都充斥着请战声音。

甲午战争的起因是因为朝鲜,就像二十世纪中期朝鲜战争一样,中国为朝鲜前途开打。两次朝鲜战争所不同的,第二次的对手是美国,第一次的对手是日本。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居,有着上千年交往史,日本也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几个好学生中优秀生。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日本脱亚入欧,转身向西,明治维新,发奋为雄,短短几十年,就实现了维新领导人所设定的目标:在远东建立了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

与日本的情形稍有不同,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交往久远、频繁,贸易的往来,文化的交流,人民之间的通婚,历代多有。随着时代演进,朝鲜在明朝初年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中原王朝不论是朱明王朝,还是爱新觉罗的满清,都与朝鲜维持着极为密切的宗藩关系。明清两代以“天朝上国”身份呵护着朝鲜,朝鲜也像其他藩国那样履行自己的责任。如果不发生大意外,朝鲜完全可以像中原王朝周边其他族群那样,随着汉化深入,遇到某种特殊机遇,或许能够内向成为中国文明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中国与朝鲜面临同样的难题:开放,还是继续闭关?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踏上学习西方的路,开始了洋务新政。

洋务新政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也改变了中原王朝的世界意识、政治秩序,清王朝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履行宗主国的责任,特别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数量不多却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京师。作为“国防外线”,朝鲜,以及其他诸多藩国,都显得意义不是那么太大了。至于朝贡体系下的贸易往来,当中国与西方各国建构了正常关系后,朝贡贸易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于是,不是中原王朝抛弃藩国,而是藩国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走向富强,中原王朝实在爱莫能助。

日本的发展,朝鲜的不发展,理论上说并不影响中国的发展。但是由于东北亚特殊情形,特别是因为日本在确立了“维新大思路”后,中日在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一种利益冲突。换言之,日本需要冲出岛国,需要登陆,需要到欧亚大陆施展,而借道东北亚,必然与中国利益交集,因而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势必发生问题。

1872年,日本强制册封琉球群岛国王为藩王,试图改变琉球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由于中国此时奉行独自发展的孤立主义原则,对于日本的蚕食、琉球的请求,一概视若罔闻,遂使日本很容易得手。1879年,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国王交出政权,“废琉置县”,明目张胆将琉球王国变成了“冲绳县”。

日本的意图当然不是一个琉球,它的目标就是要踏上大陆。1875年,日本准备用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专门派员征询中国的意见。中国此时继续奉行孤立主义原则,不愿多管闲事,于是告诉日本人说,朝鲜只是中国藩属,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其便。这种答复与宗主国地位极不相称,所以等到1890年代初日本真要动手、东北亚危机爆发时,中国不仅措手不及,而且在道义上略显被动。

【寻找战争理由】

日本对朝鲜下手有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是日本发展战略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据可信史料,日本政府1887年制定了一份所谓“清国征讨策略”,并由此逐渐演化为以征服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根据这个政策,日本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进军满蒙,第四步征服中国,第五步征服亚洲,进而征服世界。所以说,中日在东北亚,在朝鲜发生冲突,既有偶然因素,也是事之必然。

吞并了琉球,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打开了空间。紧接着,日本的目标就指向了朝鲜。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制朝鲜打开国门,强制朝鲜与其签署了《江华条约》,公然宣布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交往的权力。如果不考虑中国因素,日朝之间关系正常化并非不可思议,只是日本在《江华条约》中蓄意排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这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日本要以平等主权国家和朝鲜交往,而中国则继续坚守宗藩关系原则,中日为朝鲜问题发生冲突已没有任何悬念,只是时间问题及冲突强度。

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中国以宗藩关系惯例向朝鲜派兵,而日本也在这个时候用兵朝鲜,双方理由一致,都是为了协助朝鲜平息叛乱恢复秩序。日本通过这一事件赢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对日本来说,这是历史性突破;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日本咄咄逼人的架势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中国此后有意识加强了对朝鲜事务的戒备。1884年,日本支持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企图一举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年轻军官袁世凯机智应对,率部击退了日军,平息了政变。

当时的中国正因越南前途忙于与法国的纠纷,无法与日本抗衡,日本顺势向朝鲜索要足够赔偿,并与清政府达成协议,规定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此后如果再出兵朝鲜,应互相通知。这就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一个巨大隐患,日本似乎与中国一样享有了宗主国特权。

机会很快就有了。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镇压无力,节节败退,不得不向清政府求援。日本政府自认为胜算在握,也不断敦促中国政府向朝鲜用兵。

后来许多研究者在检讨这一事件时,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其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可能是不对的。

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注意寻找战争理由。

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中方高度关切。6月7日,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日方。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电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

中日双方认知有异,各行其是。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

【不宣而战】

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方劝告。6月10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方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

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汉城与日人对抗。

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并不太满意,他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方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并事宜,表示自己已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

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对于日方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人“共改韩政”建议给予驳斥,不要给对方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朝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利用朝鲜内乱过多干预,中日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

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优势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主导权。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军,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出面劝说日本。

不过,日本“共改韩政”动议毕竟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向汪凤藻提交一份备忘录,对中方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几率越来越高。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方当然不再顾及中方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口舌之争以无济于事,日本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应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

根据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他详细列举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并无胜算。

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朝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

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第一,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经费,添置必备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第二,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

避免冲突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诞,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

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指示,调整布局,抽调精兵开赴朝鲜。

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启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

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

【水陆完败】

高升号沉没,标志着甲午战争爆发,尽管两国尚未正式宣战。

按照李鸿章的部署,中国确实不准备与日本决战,一是没有资本,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战斗力,李鸿章最清楚,好几年没有拨款更新装备了,远远落在日本后面。第二,李鸿章清楚,世界大势决定着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宗藩体制。宗藩解体,重建与各藩国的关系,应该有新思路,无论如何不能再以天朝上国自居,更不可能对藩国发号指令,阻碍藩国发展。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鸿章没有进行切实的战争准备,然而日本确实太过分,一步一步将中国赶上战争舞台。日军击沉高升号同一天,日方又威逼大院君宣布废除中韩《贸易章程》,宣布请求日军将清军逐出朝鲜。

大院君的宣布使清政府很没有面子,清军如果这样离开朝鲜,确实有损帝国威严,必然会在内部带来严重后果。

中国已进入朝鲜境内的军队主要驻扎在牙山一带,有两千多人,指挥官为叶志超、聂士成。当他们发现牙山可能将成为日军进攻对象时,突然感到牙山其实为军事绝地,易攻难守,不宜久留。于是他们主动调整部署,由聂士成将主力撤至成欢驿。

对于清军的行动,日军密切跟踪,悄然完成对成欢驿的包围。28日拂晓,日军突然发动进攻。经几个小时激战,日军占领成欢驿,聂士成率众突围,向平壤集结。

成欢驿之战,清军损失两百多人,并不算多,但这一战却使清军问题暴露无遗,失败主义情绪此后一直在清军中弥漫。相反,日军却通过牛刀小试,赢得了先机,振奋了军心。

对清政府来说,成欢驿失败,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损失不大,且在叶志超、聂士成分别带领下,先后撤至平壤,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新的战略布局,即以朝鲜旧都平壤为中心,背靠大清,固守北方,形成中日两军对峙格局。

在危机之初,李鸿章在向朝鲜南部派遣高升号的同时,也在北方派遣四路大军一万三千多人陆路入朝。至8月9日,四路大军分别完成在平壤的集结。

进入9月,日军分批进逼平壤,逐步完成对平壤的包围,切断清军退路。9月12日,日军分东西两路向平壤发动大规模进攻,清军将领马玉崑、左宝贵、卫汝贵等率部奋力抵抗,战斗至15日,双方互有死伤。

平壤战役是甲午战争中近乎惟一的亮点,但终因日军死死围困,清军有全军覆灭之虞。平壤战地最高统帅叶志超与诸军统领商量,决定放弃平壤,保存实力。结果,兵溃如山倒,后撤的清军犹如惊弓之鸟,一溃千里,闻风而逃,退守中国境内,整个朝鲜随之成为日人囊中之物,甲午战争陆路部分就此结束。剩下的,就是海军。

两天后,9月17日上午十时,中日海军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水域狭路相逢。日军正要寻找这个“亚洲第一”决战,而北洋海军也想替淮军兄弟报仇。

十二时五十分,两国舰队相距差不多五千米时,日舰第一游击突然左转,直奔北洋舰队右翼。犹豫片刻,北洋旗舰“定远”舰终于发出黄海海战第一炮。三分钟后,日本联合舰队“松岛”号发炮还击,旗舰“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摧毁,整个北洋舰队指挥系统在第一时间陷入瘫痪,海军提督丁汝昌身负重伤,指挥系统彻底失灵,此后各战舰基本上各自为战,激战五个小时,至下午五时许,“经远舰”被击沉,北洋主力损失殆尽,战斗结束。

是役,为甲午战争转折点。北洋海军“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军舰或被击沉,或被击毁。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伤。清军死伤千余,日军死伤六百。此后,北洋战舰退守旅顺、威海,避战保船,不再出战,黄海制海权,以及中国门户,均落入日军手中。

此后,日军乘胜追击,大本营分兵南北两路登陆作战,试图剑指北京,威逼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中国军队虽然也有顽强抵抗,但始终无法有效遏制日军疯狂进攻,转败为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895年2月11日夜,被围困在刘公岛很长时间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吞食鸦片自杀。刘步蟾、张文宣等将领也在此前后自尽身亡。他们不是选择一条逃生之路,而是坦然走向永生,用最后的选择兑现了一个军人的承诺。

丁汝昌自杀后,美籍洋员浩威提议守岛将士借用丁汝昌的名义投降。2月14日下午,双方将领签署投降书。17日,日军开进威海港,清政府倾三十年国家财力营建的北洋海军,一度号称“亚洲第一”,甚至世界第六或第八,至此全军覆没,成为历史陈迹。

山东半岛沦陷,使京畿门户洞开,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的危险大增,这是清廷从来最担心的事情。因而威海卫之战是甲午战争巨大转折点,先前的清廷即便在朝鲜陆地、大东沟海战连续失败,但只要本土防线不被突破,日军不大规模登陆作战,京师不受战争影响,战争总能支撑下去。现在,京师门户洞开,清廷终于在现实面前醒悟,终于知道李鸿章为什么在战前反复告诫不要轻启战端的理由了。

一场甲午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让中国人一度自豪的同光中兴、洋务新政颓然失色,中国向何处?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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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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