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艺术评论者。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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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挽救蒋介石的日本顾问团

—— 从“以德报怨”、“白团”看蒋氏对日怀柔情结(下)

刘柠 4月13日 16:30

本文为刘柠先生《蒋介石,隐藏最深的中国知日派》下篇。

…………………………

弹指一甲子。近年来,随着美国胡佛研究所对《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及日台相关历史文档的解密,“白团”的真相渐次浮出水面。尤其是日本,对“白团”的研究比较深入。除了一些旧军人的回忆录之外,仅笔者有限的学术视野所及,便有两种专著,尤其是2014年出版的《朝日新闻》记者、作家野岛刚的新著《最后的部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18】,以新闻专业主义风格的笔法,在重构一部“白团”史的同时,也廓清了一些史上云山雾罩的著名公案、谜团(如蒋介石的最终学历问题、冈村宁次何以“脱罪”的问题等)。

“白团”诞生的大背景,有中日两个方面,也包括美国因素。首先,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由于输掉大陆、政治腐败等原因,令美国失望透顶,暂时中止了1948年《援华法案》中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不介入台湾海峡宣言”,随后又把台湾和朝鲜半岛划在“艾奇逊防线”之外。

内忧外患之下,蒋深感到自己被美国抛弃了,难掩焦虑与绝望。1949年夏天,连续两次把常驻东京的曹士澂召回台湾,商议对策,“美国靠不住了,只有日本”,命曹全面调查日本的情况,拟定计划。其次,蒋原本就有极深的日本情结,作为“战胜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实战交手八年,深谙日军实力远在国军之上,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以德报怨”演说系出于对正义的信仰及对日本民族真诚的悲悯,其本身并无任何“表演”成分,但并不等于说以之为代表的对日宽容主张背后,没有政策考量。事实上,以“终战”为契机,“尽释前仇,以谋制苏”、“联日反共、光复大陆”确为蒋彼时的“深谋远略”。

而就日本方面而言,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旧军部势力,极端反共,视“赤魔肆虐”为亚洲大陆和世界的最大威胁,与蒋联手“抗共”,正求之不得。同时,这些人作为资深的“支那通”,在大陆深耕有年,自揣罪行昭昭(如在南京军事审判之前,冈村便有“恐难逃极刑”的觉悟),却蒙蒋的不杀之恩,内心确有很强的负疚感,“蒙恩必报”是武士道的基本信条。再加上当时日本国内,在GHQ当局所谓“永久排除军国主义者的权力及其势力”的民主化方针指导下,对战犯、职业军人、战争协力者剥夺公职,严惩不贷。战后初期,经济凋敝,黑市横行,百业待兴,这些被主流社会放逐的“军国主义势力”,均面临生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受到“恩公”蒋委员长的邀约,且条件异常诱人,既摆脱了目下的窘困,又可发挥专长,重续“理想主义”旧梦,在海外的新天地刷一份存在感,何乐而不为?

1949年9月17日,十几个人挤在一间逼仄的和式旅馆中,在举行了一个简短仪式后,签署了一份文件。为了避开GHQ当局和日本共产党的耳目,特意选了一家位于东京高轮的旅馆,地方有些背;出席者分别为“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和日本国的保证人及应聘者;签署的文件为“盟约书”,即“白团”的《招聘契约书》。“盟约书”上签字栏中写了三个人名:

……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驻日代表者 曹士澂

应聘者代表 富田直亮

保证人 冈村宁次

……

曹作为直接对蒋负责,拟定全盘计划的“始作俑者”,被称为“白团之父”;富田是白团的掌舵者、总教官,蒋最信任的日籍顾问,在“白团”解散后,被蒋挽留,仍滞留台北,把后半生献给了台湾;冈村则是“白团”的总后台,留在日本,从幕后推动,默默地为赴台成员做了大量后勤工作。后面是“先遣队”成员十七人的名字,日本名的下面注有中文化名,清一色是“陆士”出身的前陆海军高阶参谋。契约书中规定,成员的待遇不低于旧日军中相应官阶的待遇,且从离开日本之日起,到契约期满后回到日本之日止,国府方面负责免费提供衣食住。甚至连对家属的补助,都有相关规约。作为招聘合同,其事无巨细、条件之优渥,“简直堪比雇佣兵契约”(野岛刚语)。

先遣队首先面临的一个头痛问题是渡航问题。战后,日台间的直航联络船已停运,偷渡的渔船一时也未能确保。一行人(分批赴台,后一批十二人)只有先乘英国船赴香港,再从香港转台北。说是英国船,但船员净是中国人,这样比较容易“做工作”。1949年12月3日深夜,十二名先遣队员乘货船“威京轮”从横滨港启程。途中,船还要在大阪、吴等港口停留,每一次靠港,必有日本警察上船检查。当时,包括先遣队员在内的旧军官们,被看成“反民主”势力,即使在国内,也是被监管对象,不仅要提放警察,还需随时警惕日共的眼线,遑论持伪造身份证明的偷渡性质的海外行旅。

船在九州下关靠港时,突遭警察登船临检。后在台湾被称为“战史之神”、化名范健的本乡健,苦于无处藏身,躲进了司厨室,胡乱披了一件厨子的白制服,戴了顶白帽子。当警察进门时,他正专注地削着土豆皮。内藤进(曹士进)等人更狼狈,情急之下,跳进了煤库。警察下船后,哥几个从煤堆中爬将出来,已分不清是人脸还是褐煤……【19】

对甫逃到台湾,孤立无援,在金门海战的炮声中惊魂未定的蒋介石来说,“白团”的到来,诚不啻“雪中送炭”、“风雨故人来”(均为蒋等国府高官对日本教官的欢迎辞)。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出动第七舰队封锁台海,蒋才回过神来,痛定思痛,开始整军饬武,策定“反攻大陆”计划,以图东山再起。蒋的参照系仍是日本,但这一次,焦点则更加明确——从曾几何时的“以日为师”,聚焦为“以日军为师”。

“白团”成立于1949年,1968年宣布解散,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刚好与蒋介石作为第一线总指挥的时期相重合,是台日关系的蜜月期(1969年,蒋遭遇车祸,身体每况愈下;1971年,退出联合国;翌年,日中建交前夕,日台断交)。“白团”签约的招聘者逾百人,因出国手续等原因,实际赴台者共八十三人。其核心成员中,至少有五人,全程参与了蒋“反攻大陆”计划的制定。野岛刚按不同的据点和组织名称把“白团”活动分成四个时期:

……

Ⅰ期:革命实践研究院圆山军官训练团时期(19501952年)

Ⅱ期:实践学社时期(19521963年)

Ⅲ期:实践小组时期(19631965年)

Ⅳ期: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时期(19651968年)

……

(图注:蒋介石与“白团”部分成员合影)

其中,圆山军官训练团时期,既是“白团”的草创期,也是全盛期。蒋亲任训练团长,任命黄埔出身的嫡系彭孟缉为教育长,王化兴为副教育长。彭经过训练团的历练,后出任“陆军总司令”、“驻日大使”等要职。训练班分普通班和高级班,全脱产封闭式集中讲义,每日六课时,每期三十五天。普通版以少校以下的低阶军官为对象,高级班则面向大校、少将以上的高阶军官。除了脱产班之外,还设有非脱产的人事训练班和联合后勤班。

实践学社时期,又增加了联战班(党政军联合作战研究班)和科训班(科学军官储训班)。联战班的第一期生中,有蒋纬国——继彭孟缉之后,成了“国府”对“白团”的联络窗口。课程分战术、战史、兵站(后勤)、图上演习等科目。其中,蒋介石亲点的“菜单”有两种,一是武士道,二是社会动员。前者,是蒋介石青年时期以来的情结,他认为武士道是“日本精神”之精粹,日本之强国、强军,与武士道文化关系甚大;后者是蒋退到台湾后,基于在大陆的惨败及“反攻大陆”的战略目标,有意识要在台湾社会植入的一种政治理念和统治术。此前,国民党根本不懂、也没有社会动员,惯技只会“抓壮丁”,而打过“国民总力战”的日本,则有一整套国家总动员的成熟经验,蒋早就心向往之。实践学社时期的“高级兵学班”,便设有国家总动员方法的课程,受训过的中将以上高级军官有118名。

蒋介石对“白团”事业倾注了巨大的热忱。听课——有时竟会几天连着听,与日本教官们喝茶、交流,招待宴几乎成了月例会,仿佛回到了留日的青春时代。其五十年代初期的日记中,有大量与“白团”有关的记述,如:

……

四时,去军训团,听白鸿亮关于武士道历史的讲义。(1950年9月26日)

午后二时,于圆山,听武士道班的讲义两小时。(1950年9月30日)

白鸿亮总教官关于武士道的讲义,对学生们来说,有如暗黑世界之光,成了一种安慰。(1950年10月7日)

听白鸿亮的战争科学与斗争哲学讲义,计六小时。(1949年10月19日)

与白教官单独谈话,就今后国防的重要施策与陆海军建设的方法进行讨论。决意把装甲兵作为建军的重点(1950年9月14日)

白鸿亮从日本回来,约其见面。(1951年5月1日)

午前,在训话中称赞白鸿亮是朱舜水一流的人物。

与三十二师团的日本人教官三人饮茶,大笑,真的很愉快。【20】

……

蒋日记中,白鸿亮的名字频出,“富田事实上成了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或许肩负如军师一般的职责”(野岛刚语)。看得出来,蒋与富田和“白团”教官们相处甚欢,有种发自内心的放松感。野岛刚曾去美国胡佛研究所调阅蒋介石日记,“蒋在与属下将领会面时,类似‘真的很愉快’式的记录,据我对日记的浏览,一处也没有”。一般国人对蒋有“爱发脾气”的印象,可在“白团”教官们的心目中,蒋是一位“稳健和蔼的人格者”。

出于安全考虑,“白团”的活动始终处于“潜水”状态,连日籍教官团体的名称,也尽可能低调化,从初期带有军事色彩的“训练团”,改为中性的“实践学社”,后又改成“实践小组”。活动据点也从台北市繁华的圆山,转移到僻静的石碑。但到底还是被美军方面探到了风声,并开始施压。1950年3月10日,冈村宁次被GHQ传唤,同行的小笠原清后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针对美方的兴师问罪,冈村侃侃而谈:

……

不能失去大陆。我们是为了回报(蒋介石)在终战时的恩义,才积极参与行动的。而该行动并不与美国的利益相悖,甚至应该得到贵国的感谢——难道不正因为美国对中国大陆认识不足,才痛失那块土地的吗?!【21】

……

说到激动处,冈村却不忘从椅子上站起来,向美GHQ官员深鞠一躬,感谢前一年春天,从中国乘美军舰回国时,美方对自己的将军待遇(指在横滨港悬挂日章旗欢迎)。当晚,冈村即致信蒋介石,通报“敌情”,敦请商议对策。

翌年4月,美军事顾问团首脑切斯对蒋介石发出意见书,书面质询日本军事顾问团问题。名义上,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是“排他的”。况且,日本作为“战败国”,正接受美国的军事占领。占领国与被占领国的军事顾问同为国府“效力”,岂有此理,是对美国的“背叛”……美方的施压,令蒋深深烦恼,他在日记(1951年6月28日)中写道:“关于美国顾问提起的日籍教官的排斥问题,思虑颇久。”

对蒋来说,“白团”是台湾被美国抛弃的时期,邻国的拔刀相助,半截赶人家回去,有悖信义。但美方的压力,也不能不应对。于是,从1952年开始,缩编后的“白团”进入第二期——盛期结束了。

在“白团”受训的“国军”军官,多达两万人。用前“白团”成员,均需、动员教官糸贺公一(贺公吉)的话说:“现在那些带星(即将官)的家伙们,或多或少,基本上都是在白团用过功的主儿。”可以说,没有“白团”,便没有今日之“国军”。在“白团”解散后的1968年12月,台“国防部”发行的《日本军事顾问团(教官)在华工作纪要》的“结论”部分如此写道:

……

民国三十八年丧失大陆后,政府移至台湾之初,鉴于因国内外情势恶化,人的精神和心理濒临崩溃的状况,创设“革命实践学社”、“军官训练团”等各种革命教育训练部队,雇佣日本军事人员做教官,让党政军的中高级干部学习革命战术,理解革命思想,以促其决意于国之复兴,振奋其革命精神,以各种政策之实行来建设台湾,使之成为反攻基地。先后在各班受训卒业者,多达数万之众。

日籍军事教官最初抵台之际,正值我国濒临危机之时,他们不顾危险,与我们共度时艰,以无私之心与道义之力响应了我们领袖昔日的大恩大德。

尤其令我们感怀的是,诸位日籍军事教官在工作期间,不计报酬与利害得失,竭诚贡献于我们的作战战略策定,帮助我国完成军事教育,达成了国军干部在战术思想上的统一。日籍军事教官的功绩将永存不灭。【22】

……

毋庸讳言,“白团”是蒋介石在人生最大的危机关头,第二次选择“以日为师”——准确地说,是“以日军为师”。虽然情随境迁,时移势易,当初厘定的“反攻大陆”的战略目标渐行渐远,终于无从谈起,但其对国军重建、社会动员体制的导入和构筑,从而把台湾建成太平洋上“不沉的航母”的意义,仍不可低估。一个并非是政府间援助,完全是基于领导人的个人情结及日人对蒋的感恩之情,靠秘密契约和偷渡来维系的合作项目,却持续了整整一代人,可以说世无前例,借用野岛刚的表述:确确实实是“东亚现代史生出的怪胎”。其背后,是一个大陆、台湾、日本、美国及朝鲜半岛相互辐射、角力的“磁力场”。“怪胎”的生成、做大、缩编、解散,统统是这个“磁力场”作用的结果。

1953年,台湾前驻日大使董显光奉蒋“总统”之命去汉城晋谒大韩民国大统领李承晚:

……

我是负着双重任务谒见大统领的:一是邀请他答访蒋总统讨论组织太平洋联盟计划,二是劝请李大统领对日态度改取缓和。

在我第一次谒见的时候,李大统领率直地问我,为什么蒋总统对日本这样好。我告诉他,蒋总统对日本的态度第一次表现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他拥有三百万大军处于战胜国地位的时候。这足见他对日亲善的动机,不因弱而因强。联日联美是我们传统的国策,因此蒋总统眼看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深感遗憾。此后中日两国不能再有战争,因为战争沦丧两国的本原实在太大了。当然,要避免战争就得彼此容忍。【23】

……

董显光是蒋的“乡党”(同为浙江溪口镇出生),曾两度临危受命,先后出任驻日大使(1952年)和驻美大使(1956年),知蒋可谓深矣。“对日亲善的动机,不因弱而因强”,确实道出了蒋在战后,对日“以德报怨”的深层动因。而且,作为在对日美外交第一线折冲樽俎之士,董比别人更清楚“以德报怨”背后的政策考量——那就是“联日联美”。董试图改变李的日本观,但“李大统领坚持他日本人不可靠的信念,我无法使他稍作转变”。

李承晚之持对日强硬立场,固然有其作为民族主义者,基于历史记忆的痛感因素,但更直接的原因还是不久前结下的梁子:1953年,美国克拉克将军(Mark Clark)主导构筑“太平洋反共联盟”,拉日韩参加。但若想达成目的,先得改善日韩关系。于是,他动议邀请李承晚访日,李也欣然接受。可不承想,李大统领抵达东京的那天,日方只有外相到机场迎接,首相吉田茂没有露面。李大统领怒不可遏,遂拒绝接受吉田茂的宴请……董显光的斡旋效果也有限,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直到我离开驻日大使任所时,我看不到日韩两国有接近的迹象。”【24】这个桥段微妙地折射了东亚这个“磁力场”力学关系之错综。

与李承晚相比,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相互理解要深入得多。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地缘政治“力矩”的变化,与北京从边缘到中心的进程相反,台湾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化的“逆转”。但这种历史命运是不以政治人物个人的能力、操守和事功为转移的。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历史铭记,也并不一定是因为重要关头扭转乾坤,让历史的河川改道。当巨浪袭来时,能顺应潮流,因势利导,退不失据,甚至改弦易张,同样可以创造历史。日本民族虽然服膺强者,却并不鄙夷败者。

蒋在战后“坐拥300万大军”,以盟国“四强”(美英苏中)之尊,力主“对日宽容”政策,在日本朝野深入人心,至今仍被视为一种“亲善”的象征:在千叶县外房的海岸线上,还立有一方“以德报怨之碑”,以彰显“蒋总统精神”,而立碑者是一群寂寂无名的民间人士。

1975年4月5日,蒋去世时,日本《产经新闻》正连载《蒋介石秘录》。这是《产经新闻》社根据台湾的国府档案,以蒋介石日记为线索,撰写的一个大型传记专栏,于一年前开始连载,副标题为“中日关系八十年的证言”,“是蒋介石借用《产经新闻》之笔,直接向日本国民,倾诉他对历史的看法,自也蕴含着他对“台日关系”友好的期盼。将未开放的国家档案以及元首私人的日记,直接提供给国外媒体参阅,属历史上罕见的特例”。【25】连载一直持续到蒋逝世后的416天,总计刊载650天之久,恐怕在世界报业史上也堪称孤例。连载后的内容,即结集刊行。从1975年2月,到1977年4月,共出版了十五册。

《蒋介石秘录》至今仍是研究蒋介石其人和二十世纪前半期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学界亦早有定评。

…………注解……………

【18】《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黄自进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2月初版),350页。

【19】中村祐悦《白団—台湾軍をつくった日本軍将校たち》(芙蓉书房、2006年9月第1刷)、47页。

【20】野岛刚《ラストバタリオン—蒋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讲谈社、2014年4月第1刷)、169172页。笔者译。

【21】中村祐悦《白団—台湾軍をつくった日本軍将校たち》(芙蓉书房、2006年9月第1刷)、94页。

【22】野岛刚《ラストバタリオン—蒋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讲谈社、2014年4月第1刷)、326327页。笔者译。

【23】《董显光自传》(董显光着,曾虚白译,独立作家,2014年11月版),293294页。

【24】同上,295页。

【25】《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黄自进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2月初版),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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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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