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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春天里的花朵,长在秋天里

—— 关于崔健的电影《蓝色骨头》

叶克飞 2014年10月20日 09:27

《蓝色骨头》的题材其实是我喜欢的那种电影类型,有大时代,有青春,有叛逆,有爱情。影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费里尼的《当年事》、托纳托雷的《天堂电影院》、侯孝贤的《童年往事》,至于大陆,有我极爱的《蓝风筝》,还有虽用力过猛、失之直白但仍可打动我的《向日葵》……

但好题材不等于好作品,我当然不寄望第一次做导演的崔健能拍出一部经典,我甚至可以预料到这样一种局面:崔健自知不擅长讲故事,于是更多地使用各种意象和符号展示大时代,并将情怀置于技巧之上——就像当年的《孔雀》和《青红》。

可是,即使有这些心理铺垫,即使大大调低了心理预期,仍无法掩盖我对《蓝色骨头》在技巧和叙事表达上的失望。

这部在上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之间游走的非线性叙事电影并非没有亮点,文革部分的表达颇为惊艳。倪虹洁扮演的文工团美女施堰萍并不仅仅是影射“选妃”,也是那个时代文工团女子命运的共同写照。那是无法自主的沉浮,有许多阴暗相随。在这种压抑氛围里,个性是一样非常稀奇也不该存在的东西,可是,施堰萍却渴望爱情并为之追求。

这是一条有故事可讲也容易发挥的线索,即使不触碰政治,也足以通过个体命运表现大时代的悲怆,但崔健在全片的处理上显然力不从心。

这种力不从心,一方面与技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价值观有关。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崔健,处理“部队首长为儿子选妃”这个传奇题材,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熟悉,劣势则是他作为“红旗下一代”的优越感。在接受采访时,他坦言施堰萍被送随身听的情节看似前卫,实际上却很正常,因为那个时代的部队子弟恰恰有能力享受最新潮时尚的东西。但他对部队子弟的理解,仍是“好玩”、“阳光”。在那个采访中,他当然也提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将之作为“胜利者的后代”、“第一代打下江山的第一代子弟”可以骄傲的佐证,还认为这种骄傲是后来人无法理解的。

这当然是客观存在,但并不是我所认同的价值观,这也是我不怎么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原因——放到今天,它无非是个部队大院里的特权阶层无所事事甚至胡作非为的故事罢了,怎么就成了一代人的青春印记?人家带你一起混了吗?

这种优越感还存在于崔健的音乐中。八十年代太需要崔健了,也太需要《一无所有》了,当他喊出那嗓子之后,注定就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但许多人往往因此忽视了这样一点:崔健也许能做得更多。

所以,即使崔健愤怒、批判,即使有“我不明白为什么生在那个时代,却不能谈论那个时代”这样的台词,但片子仍然如隔靴搔痒,空有情怀。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在这个纷乱时代里,我们太需要情怀,以至于常常饥不择食。所以,《蓝色骨头》虽然结构凌乱,叙事飘忽,仍能让人想起这个时代的许多印记。

(2014年10月14日,北京,电影《蓝色骨头》首映礼。CFP供图)

在片子中,崔健的两首歌曲《迷失的季节》和《蓝色骨头》贯穿主线。《迷失的季节》险些成了此片的片名,但被崔健否决。可是,这首歌在我看来远比《蓝色骨头》更能诠释片子。特别是那句“你是春天里的花朵,长在秋天里”,简直是为了施堰萍和钟华这对母子度身定做。

施堰萍这个部队首长的“太子妃”,本可以成为时代的特权者,可她在文工团里“邂逅”六十年代的美国摇滚,又在感情生活中遭遇了“男同”谜云,自己的未婚夫爱的居然是另一个男性,这使得她注定要走上一条时人眼中的“歪路”。无论是“资产阶级情调”,还是对感情的追求,在那个年代都是极大的罪过。这当然是生不逢时,与时代格格不入。面对着内心挣扎和外界压力,她唱起《迷失的季节》,以“你是春天的花朵,长在秋天里”自况。最终,她主宰了自己的爱情,但同时也失去了原本唾手可得的特权与荣华,反而被时代所戕害并遗弃。这一段故事确实是片子里最大的亮点,不但故事完整,而且技巧圆熟,从浴室到排练场,再到领导审查室,三个转场在技巧上堪称神来之笔。一人演唱、一人弹奏、一人跳舞的场景,也是片子中最为温暖和具备张力的一幕。

儿子钟华同样生错了时代,有着这个社会很难容纳的耿直和单纯。住在地下室里的他无法适应这个社会,奋力挣扎却又茫然无助。他仍有底线,拒绝假唱、抗拒红包,无法与这个时代妥协。

这对母子注定是时代的失败者——如果我们以世俗的眼光来定义失败的话。他们没有抓住所谓的上位机会,没有主动适应这个社会,没有妥协,甚至越走越远,放弃世俗眼光中极为重要的东西,坚守一些被时人嗤之以鼻的东西,然后不停地吃亏。在许多人眼里,这种人实在太傻了。别的不说,部队首长的儿媳妇是一个多么令人欣羡的身份,它意味着在那个时代拥有高人一等甚至无数等的特权。可是,施堰萍竟然错过了。后来,个性刚烈的她还以自残对抗记忆的摧残,那“只有摧毁方可重生”的决绝,与她昔日的叛逆坚持相应。

崔健已渐渐老去,他依然尝试做音乐,但谁都知道,《一无所有》的火爆有时代因素,可当下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崔健,这种落差显然也体现在电影中,体现在钟华身上。但与此同时,崔健又一直有着世俗的一面。许多人将其奉为“摇滚教父”,甚至以为叛逆和愤怒就是崔健的全部,但事实并非如此。摇滚乐出现教化功能,本就背离了本意。以教父身份存在的崔健,注定有着妥协的一面,也正因此,片子里的钟华最终出现了变化,表面上看是因为父亲的病重和母亲的往昔,但这只是诱因,关键仍在于内心的妥协——也就是崔健的妥协。于是,“春天的花朵长在秋天里”变成了“春天的花朵正开在春天里”。这突然让我想起了汪峰的《春天里》,那不也是一首主旋律献歌吗?许多人会为此欣慰,发出“这孩子终于成熟了”的感叹,可是,《蓝色骨头》的歌词里还有一句:“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

崔健并非对这种堕落式的妥协无动于衷,或者说,以他的成长经历和思想结构,注定会做出妥协。但这并不影响他在片子中以一些意象体现妥协,父亲的睾丸问题其实就象征着当时社会对男性的整体思想阉割。只是,这样的意象在片子中的地位过于单薄,传奇般的故事撕扯着时代的创伤,但转眼间就成了“无悔青春”和下一代的精神教育。

我的朋友萧轶曾有一篇评价崔健的文字,直指崔健与红色美学传统的关系。他认为,“无论是摇滚音乐产生的历史背景,还是崔健寻求的个体价值,从《一无所有》里自我陈述的角色定位开始,崔健从一开始就开启了他的摇滚表达需要将价值维系在集体主义的革命运动之上”,进而指出“崔健摇滚的洋为中用,姜文电影的故弄玄虚和王朔小说的古为今用,以三种文化形式从红色美学里汲取思想资源,展现了红色美学的记忆与诱惑的再生产。这种红色美学思想资源的汲取,注定着崔健往后专辑歌词里必然会表露出作为摇滚话语极权者的形象出现,也注定着以摇滚‘解放’年轻听众群体的美学动机在我们这个一无所求的文化工业时代逐步破产”,“无论是崔健也好,还是王朔与姜文也罢,他们所表现的颠覆姿态,恰恰证明着红色美学的突破与颠覆尚未成功,只不过是将红色美学根深蒂固的历史遗传躲在了形式的幕后而已。”

《蓝色骨头》同样印证了以上的观点,无论是对历史的批判还是继承,崔健都无法摆脱红色美学的影响,甚至以此为傲。部队大院的经历,甚至成为了猎奇的筹码,但猎奇不等于能把故事讲好,更不等于对历史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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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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