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选凝,香港媒体人,文化评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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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方式“看见台湾”

—— 评《很久没有敬我了你》

贾选凝 2月4日 15:26

过去我很喜欢讨论一套电影的优劣。后来逐渐摒弃这种过于简化的两分讨论,是因为许多电影所创造的意义本身就很矛盾:譬如一套大师级佳作,却可能已从姿态上拒绝了大多数观众。而一套“烂片”,有可能只因其中某句对白的诚挚,就点亮了一位观影者封闭已久的心。写影评的人对电影更加谦卑的一个表征是意识到在电影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之中,“优与劣”只占其中一部分——还不见得是最重要那部分。

而《很久没有敬我了你》就属于这类不适合用两分法评价的电影,审视它是一部好片还是烂片反而意义不大。它更像一条好的线索,得以让有心人透过它,去凝视台湾。

内地观众对这个奇怪的片名和它的导演吴米森大概都非常陌生,豆瓣上有个群组把吴米森的电影归为“拐弯抹角的独立片儿”。事实上吴米森在台湾电影中确实挺边缘,他的上一部剧情片《松鼠自杀事件》已经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事,里面充满典型的文艺片特质:超现实、隐喻、身份与记忆虚实交错,甚至带点村上春树的画面感。之后这些年,他一直在拍纪录片。一个好的纪录片导演是否也能同时做个好的剧情片导演?这种可以写书的复杂问题暂且不表,不过吴米森是个挺好的纪录片导演,他总能敏锐地“看到”台湾主流电影市场所看不到的议题,而他的视点焦距,每一次又都会精准地拉回台湾。

(电影《很久没有敬我了你》剧照,2015年1月23日上映)

他的《西藏台北》是第一部台湾导演用台湾观点去探讨西藏命运、再藉以和台湾自身的命运进行对照的纪录片——虽然荒诞的是,因为各种原因,该片的拍摄由头至尾压根就没踏上过西藏的土地,而只能从台北那条西藏路开始,然后在历史、预言甚至是梦里一路寻索,兜兜转转,到头来说的是西藏的事,表的却全是台湾的情——吴米森的功力,体现在他把台湾与西藏之间那层暧昧的互文关系诠释得十分清晰。而让他拿到去年金钟奖非戏剧类节目导演奖的纪录片《关于二十,以及__。》(公视《青春的进击》三部曲之三),则观照眼下台湾的世代隔阂,藉片中受访者之口,道出整个台湾社会对未来难以摆脱的忧虑:“十年之后,你们希望的台湾,是什么样的台湾?是鬼岛还是美丽岛?”

所以简单概括来说,吴米森是个在台湾不太主流但其实非常台湾的导演。

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很久没有敬我了你》当中,这是一部又大众又小众、又商业又文艺、又接地气又边缘的电影。有些电影所创造的意义,不是本体的而是发散的——更接近于某种媒介或线索,使你能够依循它去“看见”另一个世界。而《很久》这条线索,对并不熟悉台湾原住民音乐的内地观众来说,意味着换一种方式“看见台湾”。

拗口的片名,源自台湾原住民讲国语时的独特语法,背后的逻辑是认同与尊重:即使同样用国语对话,原住民仍保有他们自己的思维习惯。相比吴米森过去那些剧情片,《很久》其实有个更易被大众所认受的起点:它改编自2010年轰动台湾“国家音乐厅”的同名原住民音乐剧(《很久没有敬我了你》)——这段前史也是近十年来台湾原住民音乐发展的一次成果展现。从时间概念上来说,台湾原住民音乐被聚光灯照亮、开始进入主流市场的时间点,正是当年《云南映像》在内地打响“原生态”之名的那个timing。

伴随着唱片的热销和金曲奖的一次次加持,以卑南族南王部落、陈建年、纪晓君为代表的众多原住民歌者,为整个华人地区所瞩目。他们音乐中的感染力,源自山川、海洋、土地与祖灵,是最原生不加雕琢的台湾音色。而音乐剧版《很久》把原住民音乐的影响力又推上了一个台阶:他们的声音不再止于部落乃至唱片,更第一次走入台湾最高层级表演殿堂“国家音乐厅”。

至此,音乐剧皆大欢喜圆满收场,而吴米森的电影却刚刚开始。吊诡之处恰恰也在这里,当胡德夫、纪晓君、南王姐妹花这些认受度极高的原住民音乐人成为戏里卡司时,电影的焦点就不可能只是原住民、天籁之音和音乐所创造的感动,那些都太“真实”。电影必须用虚构的手段去重新找到与“真实”的连结,吴米森所选择的那个连结点,再度落回“台湾”。

(电影《很久没有敬我了你》剧照,胡德夫等音乐人走进音乐厅)

音乐剧版的故事,源自留在指挥家简文彬幼年记忆里的原住民保姆无心哼唱出的动人歌声,那旋律让他魂牵梦系,走入部落一路寻索。到了电影里,这场寻索,并未局限在原住民议题上,而是指向记忆与母亲,最终更指向对母文化的认同和对身份(台湾)的重新认可/接受。

记忆、寻找、隐喻,都是吴米森偏爱的元素,《松鼠自杀事件》里的记忆拼图,到《很久》里变成了将残缺乐谱还原出岛屿的形状:用一部电影的时间,去找回自己血液里的历史;知道了过去从哪里来,才会知道未来该往哪里去。于是,当灯光亮起、片尾字幕打出“献给母亲献给台湾”时,我几乎瞬间就原谅了女主角的那些表演硬伤。善意和诚恳有时比技术上毫无瑕疵更动人,属于台湾的故事有很多种讲述方式,而《很久》选择了其中还原碎片、弥合伤害、达成和解的那一种。

曾读过一篇吴米森关于《西藏台北》的访问,他说“创作要抵抗冷漠、谎言以及被石化的真实”。《很久》其实也是有抵抗意识的电影,首先是人与体制的关系——戴立忍在片中说“我最讨厌国家以国家的名义做任何事”,而相比音乐剧的主题是把原住民的声音带进“国家音乐厅”,电影又深化出一层反省:总有一天,要再把这声音带离“国家”。至于串联起“美丽湾”、“我是人我反核”等社会运动的心意,对台湾之外的观众来说,则是引领他们探索下去的提示。有心人向下追寻,自然会了解更多音乐之外的故事:像原住民歌手巴奈在美丽湾开发案和反核议题上身体力行的坚持……不过大概这次,人们很难再把吴米森归为“拐弯抹角”那类独立片导演了,《很久》相比他的过往作品,把一切要说的话,说得过于直白了当。

音乐的巨大力量不是本文的重点,但《很久》确实让我联想起了人权绘本《幸福小提琴》的作者幸佳慧对自己的承诺“我要让乐谱展开,我要让乐音飘扬”——那是另个属于台湾的痛楚故事。被囚于绿岛长达十五年的白色恐怖受难者陈孟和曾经对乐理一窍不通,但他从书中自学了音乐史和乐器知识,更花上一年时间为素未谋面的外甥女亲手做了一把小提琴,琴弦就用缆线、铁丝网和收音机的细铜线层层缠匝出来。这独一无二的绿岛小提琴,凝聚着他抗衡监禁岁月的希望……

或许正因为台湾的历史中已经有那么多无从偿还的亏欠和泪水,如今的我,才更容易为每一部尝试抚平愤懑、疗愈记忆的“国片”所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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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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