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学者、专栏作家,著有《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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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流泪的教授

严飞 2014年10月9日 09:19

在最近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浪潮中,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的一项规定,引起了学术圈和媒体圈的广泛关注。该项规定指出,对所有新进的副教授以下职称的青年教师,将给予8年的时间专心从事科研工作,而不用走上教学岗位从事教学工作。这项简称为“副教授、教授必须上讲台,青年讲师不许上讲台”的新规,按照最初设计时的设想,是想将青年教师从教学和科研的双重压力下解放出来,“青年教师没有实际科研经验和足够生活阅历,还要应对住房、婚姻等诸多压力,直接上讲台,容易把一些社会焦虑传递给学生。”

我在之前一篇《清华解聘教师是进步之举》文章中曾指出,内地一流高校按照西方tenure聘任制度改革,实行一套有严格奖惩制度的激励标准,是学术建设的关键。而在这其中,科研投入和具有高质量的论文产出是评定一位青年教师是否在学术领域称职的重要标准,但与此同时,教学也不可因噎废食。只谈研究,不谈教育;或者只谈教学,不谈论文,都是有失偏颇的做法。当然前提条件是高校要提供有充分竞争力的薪酬待遇,特别是保证青年教师群体可以过上安静、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创造之中,不用整日为学术以外的物质压力而忧心(此处并不讨论如何切割教学和科研的双重压力,因为学术的潜台词,是对于学术的高度热情和自觉激励。在食无忧这个前提之下,学者应该且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持好两者的良性互动关系)。

为什么说上讲台从事教学工作是高校tenure制度里必不可少的一环呢?

首先必须提到的一个常识,教书授课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对于大学教授,我们常常有种错觉,认为他们是博学广知的代名词——博士学位毕业,又在大学里饱览群书,自然应该有坚实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可是现今的学科训练已经愈来愈收窄,博士生常常被要求在某一到两个特定的领域里进行长时间段的钻研。我们都常戏言,我们都是学术这台大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每一颗都不尽相同,发挥着不同的功效,有的螺丝钉是尖头的,有的螺丝钉是螺纹的,有的擅长被用来做固定,有的擅长被用来做联系不同的部件。

在社会科学领域,虽然现在越来越讲究跨学科的方法,但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本身就存在着天壤之别的理论基础。譬如经济学强调理性人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逐,而社会学则强调人是镶嵌在社会中的关系人,会考虑他者的得失。学科细化的结果,博士生们往往被训练成为本行业里的高级技术师(technician),或者体面一些的说法,社会科学工作者(socialscientist),而非学者(scholar),只和本领域里的具有相同思维范式的头脑打交道。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从博士转变为教职人员之后,就更加需要汲取不同的养分,扩展自己的知识维度,倾听更加鲜活的,富有生机的声音。特别是青年教师,对于知识的掌握,往往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微观的具象化的领域里,缺乏一个宏大的看问题的框架,因为这一视角的获得常常需要经年的经验累积和思索(所以我们看到,博士论文常常是针对某一个具体小问题进行实证性的分析阐释,而鲜有去探究一个宏大的全局性课题),这就需要对本身单一的知识结构进行多方位的补充。

教书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在课室里,博士学位不意味着对于知识的独裁和垄断,教师头衔也必然不是等同于权威。当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更加年轻的一代时,这些年轻人不仅仅渴望求索知识,也同样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尝试分享自己所知道的信息——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更加在地,甚至更加指向于问题的本身。譬如一位教授政治社会学的老师,当讲授理论的时候,也许台下的学生就曾经是某次事件的参与者或者亲历者,可以分享第一手的现场经验,从而帮助丰富理论的维度。这对于授课老师来说,无意于一次崭新的再学习再扩充的过程,兴许还可以激发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问题。教学相长的精髓正在于此。特别是在社科领域,不能只是一味地闭门造车,还需要更多的和学生的交流和互动(并不局限于课堂上,课室之外的讲座、读书会、田野调查都是载体)。

其次,教学更是一段育人的经历。我们常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工程师的角色又具体体现在哪里呢?在我看来,上讲台之后的一个重要角色转换,就是要做到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年轻一代的价值观。

大学老师不仅仅传道授业,更是燃灯者、渡人者。当社会充斥浮躁、病态和粗鄙的时候,他们是同流合污沾染物欲主义,去传递社会焦虑,还是坚守道德的底线,保持对于理想的追求?那一点点不可理喻的浪漫主义情怀,有的时候就会像小小的火星,可以点燃年轻人的梦想,帮助他们渡向纯净的彼岸。当学生去呼吁社会良知的时候,他们是以身作则还是置若罔闻,或者用教条主义去惩戒学生的能动性?

前段时间在细读齐邦媛的《巨流河》,书中有一个小细节很让我感动。在战火延烧的抗战时期,齐邦媛在武大,当时教授二年级英诗课的是朱光潜先生。齐邦媛动情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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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师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 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便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若有人为我叹息),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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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维艰之下,朱光潜先生这种融会言行感染人格的率真教育,真正可以开启国难时期一代学子的心性。多年之后,齐邦媛自己也已成为了大学老师,回忆那段峥嵘岁月,依旧深感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传授青年人献身与爱。而对于自己的学生,齐邦媛从来不会用泛黄的讲义,总是尽心尽责地去诠释学问的本真和人世间最质朴的道理。而这之后,当这些学生“离开我的教室,他们投入现实的人生,那些青年人之中,总该有几个人是我的知音,在他们中年的喜怒哀乐中,记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叶林中听到的声音”。

有什么样的教授,用什么样的方式育人,就会生发出什么样的个人情怀。今天,还有多少大学老师,还可以在学生面前留下由衷地热泪?

(《放牛班的春天》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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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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