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学者、专栏作家,著有《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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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锣湾里的寿司味道

—— 香港与日本文化间的杂糅效应

严飞 2014年2月20日 11:23

按照道理来说,在经历了164年的殖民淬炼之后,香港人应该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至深,特别是那些接受港英政府精英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然而近年来,随着日本文化的强势崛起,并伴随着日剧、电影、卡通、饮食、服装等多领域潮流的涌入,香港的中西交汇也或多或少地加入了两种文化杂糅的味道。

(铜锣湾世界贸易中心前的一家寿司店,每天无论任何时候,永远站立着众多等候进场的食客。图片源自网络)

翻开香港的报纸,几乎每家主流媒体的娱乐版,天天都会有日本明星的大幅照片和海报,每家主流媒体的广告版,也天天会注销日本旅行团的宣传和推介。铜锣湾世界贸易中心前的一家寿司店,每天无论任何时候,永远站立着众多等候进场的食客;专门售卖日本食品的Citysuper超级市场里永远人山人海,尤其是那些高学历、高收入的城市中产阶级,更是把逛Citysuper视为每日必修的功课。至于今天的香港年轻人,一提起日本,更是有说不完的话题,Kawaii时刻挂在嘴边,Cosplay成为服饰代名词,电车男、御宅族(Otaku)、单身寄生族(Parasite Single)纷纷现身,壮大为当下至潮的新生代族群,经过漫画改编的各色日本电影更是高票房的保证。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间放大了香港年轻人对日本文化的疯狂,并逐步成为影响他们价值取向的主流力量。

可是另一方面,香港民间的反日运动,又往往冲锋在前,让台湾和内地都自叹不如。18年前因保钓而牺牲的保钓运动领袖陈毓祥,可谓是香港人的骄傲。如果说陈毓祥只是一个激昂的“左仔”,他去世后的棺材,覆盖着当时还未收回香港的中国大陆赠送的一面鲜艳五星红旗,并借新华社之口给予他高度评价:“他是高举五星红旗而去的,他是爱国烈士”,那今天的保钓起航以及反日运动,更多的影像焦点似乎都投给了民主党,体现出香港不分左右政党、亲疏派别的稀有团结一面。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就曾撰文,指出目前香港已经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反日据点,并担心两岸三地会以香港为中心形成新的反日同盟。这种担心,应该和香港反日运动有组织、有秩序、有支持、有关系的政治背景和地缘优势有着密切关系。

香港似乎天生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地,它融会中西又不中不西的特质,它看待日本一只眼怒火一只眼柔情的纠缠。香港人会冲在保钓运动的最前线,但是又绝对不会抵制日货;他们可以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走上街头高举标语示威游行,但是又会在假期将日本作为主要旅游目的地进行考虑。事实上,自从日本外务省于 2004年4月1日开始让香港人享有90日内免签证短期逗留日本的待遇后,香港人旅日的风潮就好象内地开放自由行一样,猛烈而疯狂。根据万事达卡曾做的一项“Master Index旅游指数”调查显示,日本已经成为最受香港人欢迎的旅游地点,看一看充斥市面、屡登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日本旅游功略、指南类图书,就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香港对日本文化的这种移植,以及香港看待日本的矛盾心态?

一般而言,要更清楚地认识一个地区的文化,比较就不可避免,尤其是当文化交融并行的时候。这种交融,又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相互影响,你方唱罢我登场,另一种就是强势文化辐射弱势文化,在弱势文化所在地区构建出一个主流文化体系的同时,又扶持弱势文化的发展,让其不失本身应有的光芒。相比较而言,香港,这一块长久以来都被视为文化缺位的地区,应该更适合介乎于两种情况之间:在强势文化向心力的吸引下,年轻一代香港人的潮流风向标相应得到改变;与此同时,本地文化人则在努力向内延伸挖掘出新的含义,藉以满足本土文化的需要。

与此同时,日本文化在进入香港之后,也逐渐被香港本土的文化所糅合,产生出一种富有香港标准和特色的新的交叉文化。

在以往,香港大众对日本文化多给予较大程度的尊重,若在日本社会里涌现出一个新的名词,有心做日本文化研究的人士就会热切地追求该方面的知识、寻求更深入的了解。他们会以“社会一分子”的方式主动进入对方的世界,目的就在于可以感同身受地理解日本文化所产生的社会、人文、心理等多重因素,从而产生一种“共在”的状态。可是在现如今,香港人更加在意的往往是如何吸纳该名词、术语,对之进行再利用,而非结合本土特色再创造。

譬如说“蛰居族”(Hikikomori)这个词的使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日本,所谓蛰居族,是指在加速运转的社会压力面前,因感到不能满足社会角色的要求,而选择以逃避来断绝与社会联系的年青人。这类人群的出现,离不开日本家庭中存在的“恋母情意结”的文化根源和民粹倾向。而当这个词汇传播到了香港,在香港的社工眼里,他们所关注的并非日本那些蛰居族、隐蔽青年的真实情况,而只是纯粹片面地借用这一名词,套于香港的状况之上,继而用作向政府争取资源的根据。

相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内地。伴随着这几年文化事业的神速发展,内地在对日本文化的接纳与吸收上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多元和开放。特别是在文学领域之内,村上春树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一种象征,对于村上春树的作品,内地比香港、台湾所推出的翻译版在产量和速度上都来得快。然而,由于内地作家之生活标准、形态均与日本社会的状况大相径庭,他们不曾经历因极度繁荣富庶而产生空虚感的心理状态,因而在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时,只会流于表面,无法深刻传递出文字背后的文化蕴味。

由此可见,当不同文化通过碰撞产生出杂糅效应之后,由于再解读、再吸纳的过程中“不共在”的这种缺陷,使得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他们在接收整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各潜藏着不同的毛病。可以吸取的一个经验是,若凡事只从自己的本位出发,而非吸纳外地之文化,那只是于既有的基础系统里,找一些东西藉以强化自己既定的看法;若想真正意义上认识外来文化,就必须以外国的情况、背景作基础,以“进入者”的身份和立场再与本土的境况做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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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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