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学者、专栏作家,著有《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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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座输水管森林(上)

—— 什么使建筑远离了绿色

严飞 2014年4月14日 10:37

香港的都市空间是让人迷失的。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住在深水埗一间不足10平米的唐楼小屋里,潮湿、拥挤,夹杂着街坊邻居的各种市井声响。在密密麻麻拥挤的香港,这一栋窄小而破旧的唐楼只不过是城市空间特色的一个缩影;而那些居住在局促空间里的香港人,他们一生都在和拥挤打着交道,在一个输水管建构的都市中为生计奔波——诚如本土小说家韩丽珠在《输水管森林》一书中所言的那般,“天色已经黑透,我仍然走不出巷子,如被困在迷宫般没有希望。”

在香港这座输水管森林里,一切都是没有灵魂的,一切都是和绿色绝缘的。地产商为了求快,政府为了求快,大量使用混凝土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疯狂地建设新楼盘。高密度的高层建筑群体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城市哥特式风景,而在这风景之下的灵魂和动力,则是无孔不入的商业利益。

是什么使得建筑远离了绿色,远离了其最本质的价值内涵?

曾担任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的英国著名人文学者杰弗瑞·布罗德本特帕(Geoffrey Broadbent)曾指出,事实上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建筑的形态就一直是“绿色”的,例如那些用石块或者木材堆砌起来的柱洞、棚屋等,都具有改善室内温度条件的最基本功能。

但伴随着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这个标志着西方现代化开端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厂房因为防火需要,采用起框架结构的建筑风格,并在四周砌上石墙或者砖墙,以遮护那些笨重的新式机器。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大大提高的背景之下,城市化急速发展,城市住宅的需求快速膨胀,人们的审美观念也不断更新,并开始要求建筑从中世纪式的手工业操作发展为工业化操作,一种强调“技术英雄主义”的情节肆意高涨,加上在同一要求下新的建筑材料,新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设备的不断涌现,从而促成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建筑革命。

这场现代化标志下的建筑革命,其核心要素就是摆脱建筑物自然、原始的形态,追求一种“理性化、标准化、效率化”的建筑精神,建筑由是被比喻为一部“居住的机器”,“去绿色”主义大行其道。

杰弗瑞认为,具体说来,工业革命时期的六项发明加剧了建筑物的这种“绿色衰退”(de-greening)浪潮。1853年奥蒂斯(Otis)发明的安全电梯;1879年电动机开始被用来驱动第一辆电气机车;同样在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英格兰的马尔文钱斯公司(The Chance Company of Malvern)又先后于1884、1885和1886年发明了平板玻璃;1884年,后来被赞誉为 “摩天大楼之父”的美国建筑师威廉·勒巴隆·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ey)设计建造了芝加哥家庭保险公司大楼(Home Insurance),标志着世界上第一座钢铁框架结构建筑物的诞生;到了1902年,威利斯·开利(Willis Carrier)在纽约一家印刷厂安装了其所开发的第一台商用离心式制冷机,从此开创了制冷和空调的现代纪元。这些发明在随后的50年内相互结合,逐渐促使现代建筑向耗能、强调功效、注重实用性等方向发展,并将“绿色”与生态环保这些古老但却有益的概念抛之于身后。

但从20世纪中期开始,有着现代化标志的建筑却给城市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城市拥挤而滋生出的城市暴力与犯罪。人们面对着那些千篇一律,缺乏人情味的巨大钢架结构式建筑,感到愈加单调而不满。他们的精神需求急剧高涨,要求重建建筑的精神价值。但人们又找不到精神价值的依托,萨特的存在主义更促成了强调自我,突出个人思潮的膨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相对于工业革命时期“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人们针对现代主义“形式服从功能”,提出“形式引起功能”、“形式启发功能”、“形式跟从形式”,并开始公开反对“房屋是居住的机器”、“少就是多”、“装饰即罪恶”等口号,要求传统的复归、艺术性、人情味、乡土、大众化和装饰。按照美国著名建筑师文丘里(Robert Venturi)的说法,就是宁要混杂而不要纯粹,宁要折衷、含混、凌乱而不要洁净、明确和统一。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在震惊了世界的同时,也动摇了人们对地球肆意恣难的信念,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省,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自然环境,怎样对待我们所生活的城市。

1962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传世之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美国出版发行。这本文明社会环保意识觉醒的标志性著作不仅唤醒了无数美国人的环保意识,也同时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环保时代。这之后不到十年,在美国全面保护环境的法律就得以通过。也难怪一位作家曾经说过:“雷切尔·卡森写了几千字,这个世界就改变了方向。”

另一件必须提及的事件则是1973年起爆发的数次石油危机。在这些危机中石油输出国组织选择将原油的价格上涨4倍之多,特别是在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之后,原油的价格在此基础上又上涨了150%。石油危机的结果,就是给予石油相关产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而对于建筑行业来说,则直接影响了建筑物内部的照明、供热和空调系统,并促使各国意识到能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纷纷投入到各种省能建筑的研究中,引发起建筑界设计节约能源的热潮。

在这三大背景之下,人们逐步开始重视绿色环保这个崭新的议题。1972年6月5日,世界上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世界上133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探讨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在该次会议上,不仅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或斯德哥尔摩宣言》)和《行动计划》,也同时第一次提出了永续建筑(Sustainable Buildings)这一议题。

所谓永续建筑,根据联合国全球永续发展宣言的定义,其含意为:“一个永续需思考的操作事项是建材、建筑物、都市区域的尺度大小并考虑其中的机能性、经济性、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为达到永续建筑环境必须反映出不同区域性的状态和重点以及建构不同的模型去执行(如全球性和区域性等的模型)。”这一概念充分反映出人们对绿建筑的渴望与需求,一个真正能提供人类生计、万物生存与地球生命的建筑朝向,则必然是从过去消极的管末式处理转向积极的源头减废,从而建立起一个“生态都市”的时代。

但是香港,显然不是一个生态的都市。在这里,政府不容许早开晚收的茶档小铺摆放在露天街头,因为这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太没规矩太过危险;公共空间的功能只能是吸引人流的通道,没有生机和活力,因为野心勃勃的政府早已经将其规划为缤纷绚丽的商场以吸引客流,增加投资的回报。这些个短视、功利、投机和肤浅,使得香港演化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输水管森林。

(深水涉香港老街一景)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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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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