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梁漱溟评传》、《汉代春秋学研究》等大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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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说故事

—— 序《局中人》

马勇 2013年12月20日 15:12

早些日子,中央党校年轻朋友王学斌博士发来一部未刊书稿:《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一部《局中人》,并嘱我方便时为这部书稿写几句。

学斌是我们所里在站的博士后,年龄不大,著述不少,读书更多更细,很有心得。博士论文专攻清代学术史,研究“颜李学派”的发展及结局,颇见学术功力,也打下了一个广博而坚实的学术基础。稍后,著有《民国底气》等,对徐世昌等一大批民国人物均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文笔清新,善讲故事,兼及精深与广大,在青年一辈学人中确实比较突出。

对学斌的这部新著,我怀着浓厚兴致翻看了一遍,因为书中描述的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的清末民初。这确实是一个“最好的”,又是“最坏的”时代。

作者在书中描写了清末大佬荣禄、摄政王载沣、“太子党”善耆、铁良、载涛、端方、那桐,以及清末重臣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陈夔龙,还有民国新旧人物张继、柳亚子、李叔同、苏曼殊、胡思敬、汤寿潜、郑孝胥、黄远庸、邵飘萍、林纾、黄侃、辜鸿铭。还有一篇上溯近代早期同文馆之争,论及恭亲王、倭仁、徐继畬、郭嵩焘、冯桂芬等。另有一篇追溯近代变革思想起源,讨论何启、胡礼垣等几个近代人物的思想。这些人物与论及的事件,也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话题,因而拜读了学斌的讨论,也有几句话想说。

学斌在导论中讨论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时代,并引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表述,以为“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岁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套用狄更斯的描述,清末民初确乎是一个矛盾的时代,新旧杂陈,希望与绝望共在。学斌的这个观察是对的,清末民初,甚至可以说整个大近代都属于这种过渡性质,从传统到现代。

古典的中国创造了精致而早熟的文明,这是不必怀疑的。不论近代西方知识人如黑格尔怎样贬损中国文明,至少在十八世纪之前很长时间,见到过中国文明的人,比如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不对中国文明心存敬仰,以为中国文明达到了一个非常不得了的高度,也给人类文明以重要启示,西方的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即便与中国文明没有血缘上的直接关系,也与早期传教士对中国文明的观察有着因果关联。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四大发明”。

毋容讳言,中国文明到了十八世纪发生了逆转。不是中国文明不行了,而是中国文明没有跟上时代步伐,没有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情形那样,如饥似渴汲取域外文明、异样文明,中国文明在十八世纪之后,顶着“康乾盛世”的虚名,向世界大声说不,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历史逆转,中国从西方人膜拜的对象一变而成为野蛮、不文明、不开化的象征。

(资料图: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辛丑条约》签约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于这个逆转,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以“悲情主义”进行观察,以为世界亏欠中国,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蚀。这个评判大方向当然不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确实在这个时间段深刻影响了中国。但是,我们过去没有弄清这种影响的真意义。

古典中国的文明精致而早熟,是对的。古典中国的文明对域外文明、异样文明始终抱有浓厚的性质,接纳、吸收,融为一体,重构自己的文明体系。所以在过去几千年,中国文明的“文化边疆”不断扩大,中国文明的“政治边疆”也随之扩充。从十八世纪回望,中国文明从黄河一隅扩大到东亚如此广袤的地盘,并不只是血与火,不是战争,而有着文明的因素。

但是必须看到,古典的中国文明只是一个农业文明,是在中国这块以农业立国的土地上发生、发展,古典文明的全部成就都能从这个视角读出新意,从这里才能明白中国文明的真价值、真意义。而西方文明则不然。西方文明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启蒙运动之后的产物,是近代文明,又是工业文明,如果与中国文明相较,显然不是优与劣,进步与落后,而是时代之异,历史的落差。

在古典中国文明中,并不缺少工业文明、近代文明的因子。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知道中国人的商业意识、经商才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相比都不弱。问题在于,中国智慧太高超了,两千年前,中国人为了社会稳定,坚定不移实行“重农抑商”基本国策。两千年不变,于是遏制了商业,遏制了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成长,成就了一个“超稳定”的中国文明形态,也是中国再次遇到西方时发生了巨大困难。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遇到西方,就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开始。中国可能没有走好第一步,但要相信中国文明的基本智慧,中国一定能够像一千多年前接纳印度佛教文明一样,接纳西方,中国不仅会将西方文明像佛教文明那样吸纳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重组成宋明理学,而且中国文明一定会像过去创造“中国佛教”一样,创造出一个“中国西学”。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就像从东汉至宋明遇到印度佛教一样,异样文明的交流并不必然发生冲突,一个善于学习的文明一定会利用机会改造自己,丰富自己。

在历史的大转型时期,新旧杂陈,旧的未去,新的已来;旧轨已破,新轨未立。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有新东西;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的时代,因为转型没有完成。我们都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份子,学斌这本书所描述的那些人物,其实都能在生活中找到相似,乃至原型。

历史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学问,历史无定式,是因为历史学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考验,没有办法模拟,没有办法复盘。历史学就是要学会讲故事,这是自司马迁以来的优良传统。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新鲜故事,吸引读者,启发智慧。无论到什么时候,这都是历史学的一个基本功能。

学斌就属于很会讲故事的人。读了学斌的新著,写下这点感想,仅供学斌批评,供读者各位参考。

附,《最好与最坏的时代:局中人》相关信息

作者:王学斌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2013-10

ISBN:9787506065252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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