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杂文家、评论家。《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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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长式的道歉

刘洪波 2014年1月15日 09:26

(资料图:电影《抓壮丁》中的王保长<中>,图片源自网络)

很久以前看过电影《抓壮丁》。

说是很久,也是“新时期”了。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岁月过去,有许多老影片恢复上映,其中就有1963年拍摄的《抓壮丁》。

故事已经有些模糊,不能在脑子里很清晰地过电影,但这部影片说的四川话,我印象还是很深,影视中的方言剧也算早已有之。另外印象很深的,就是剧中主角王保长经常说起的“我有罪,我悔过”,四川话的道白,说起来格外滑稽。

大致是抗战刚刚结束时期的故事,乡村里大抓兵丁。王保长在乡里负责征兵,也就是抓壮丁。这是大好的生意。地主是“先富起来”的农民,为免于出丁,得被保长勒索;“待富”的穷农民,也要行贿,但抵死也出不了多少钱,那就即便是独子也要被抓了。

故事后来是地主家的儿子带了“抓多少人当多大军官”的委任状回来,王保长就开始不断地“我有罪,有悔过”。但王保长的“悔过”是不能当真的。只要比他弱的人,他总是威风凛凛,颈脖子强直;而在比他强的人面前,他就永远准备说“我有罪,我悔过”了。他的“有罪”和“悔过”,用词不可谓不严重,配合起耷拉着的脑袋,状甚诚恳,但说得又是那么随意,不过应景的辞色。

一些年前,陈凯歌回忆“文革”中自己憎恨父亲,文章结尾曾有精彩的总结:“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这应该是大约20年前的事。想来,这也是我读到的关于“文革”忏悔的较早的思索。

在那之前,关于“文革”的时代叙事,已经走过了从“就是好”到“彻底否定”的路程。无论“就是好”还是“彻底否定”,都具有“打包处理”的总体性特征。至于个人,在这两种总体性叙事之下展开,就变成歌颂与控诉两种模式。在“就是好”的时代里歌颂,在“彻底否定”的时代里控诉。劫难之中的幸福感,劫难之后的受害感,转换迅速,而忏悔是没有的。

近来,忽然有“道歉”到来。粗粗一看,似乎是一种好现象。毕竟,过去我们只看到“彻底否定”而又“宜粗不宜细”,也就是不必具体到人的打包式处理,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地道歉的个人了,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吗?然而,稍微过细一点,又看到道歉者基本上是在表示自己其实不仅没做过什么野蛮之事,甚至在劫难的时代里做着阻止野蛮行为的事情,如果有什么暴行发生,那只是因为自己没有阻止住。“为那个时代做过的事表示道歉”,笼统的表述之后,说的却大多是哪些事情与己无关,对哪些暴行进行了阻止,不仅自己说,还有人作旁证来说。

已有的道歉者中,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默默无闻的人,还能见到一些具体的事由,有需要道歉的情节细节。而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出来道歉时却进入了表功模式。我看了很纳闷,事主什么恶事都没做,有什么必要道歉呢?但舆论一派赞赏,说这是面对个人责任的可贵之举,而且期待带来更多的道歉,并为此而欣慰。

这样的道歉,有道歉之词汇,无道歉之内涵,姿态做出,誉满一时。道歉是如此容易,又有好收获,就算带来更多的道歉,不过产生更多拥有虚誉的洗刷者乃至表功者,带得出为历史劫难承担个人责任的风尚吗?相比而言,道歉比不道歉要好,这大概是很多人的看法。但那也得是道歉是真的道歉,哪怕程度深浅不一,而不是顶着道歉名号的自我宽慰、沽名自安、曲线表功。与拒绝道歉比,作势的道歉好一点,是否说得过去,另说,就算真的这样,也不过是比滥而已。

道歉本非忏悔,尽管我们往往设想道歉建立在忏悔的基础之上,然而道歉是表现型的外在动作,而忏悔是面向内心的自我审视,有形无神的道歉是可能的,哪怕形神兼得的道歉,也可能仅仅只针对给他人造成的后果而非针对自己行为的是非。连道歉都能道得虚头八脑,让人不知道歉所为何来,这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呢。

依样画瓢,道歉真不难。论以身作则,已见的道歉者开的不是好头;论推动风气,已见的道歉能推动的不会是什么好风气。抽象道歉、具体撇清,道歉其外、表功其里,“我道歉”在变成“我控诉”、“我申明”的特殊说法。讲用词,王保长说的“我有罪,我悔过”,比起现在大受叫好的“我道歉”还要厉害得多,但论真诚,我不知两者有何高下。暴行之后拒绝道歉可耻,但道歉而不着实也无意义。这算是责备贤者吧,如果道歉者是真的贤者的话。

【延伸阅读】:

叶匡政:《“文革”更需要公共政治层面的反思

(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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