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学者、专栏作家,著有《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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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焦虑

—— 我们的香港(一)

严飞 2013年8月14日 10:26

(编辑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2008年的时候,香港文化圈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梁文道在《明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文章,指出香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漠视,香港人对人文艺术的冷淡,都促使他愈发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内地,因为那里有更良好的创意环境,理性的观念受到尊重。梁更是在结尾一针见血地发问,现时“是到了我们这一代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走,还是不走?走,不是因为不感激香港养育我启蒙我的恩德,而是出道近20年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为这个地方付出。我们‘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可以做的,就是走出香港”。

不得不承认,2008年前后的香港,整个文化圈的生态是十分凋敝的,不仅有小书店老板被所心爱的读书砸死的凄凉,也有无休止的世代纷争在喧闹。很多本土的文化人开始反思,觉得自己的文化市场是在大陆,留守香港只会孤独的死去,于是纷纷选择北上,希冀在内地拓展出另一片天空。

一方面,他们可以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诸多内地媒体上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哪怕再小众的话题也有市场,读者数量得到成百上千倍的扩大,其所带来的影响力自然不是狭小的香港可以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内地多元的社会形态无时无刻不在提供新鲜的话题和素材,现实的生活比小说都要精彩,很容易激发出一股冒险家的精神,点燃起新的创作热情。

以文学创作为例。香港社会的文学空间小于内地,他们更加封闭。封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空间上的局促和有限。我有一次在香港书展上和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聊天,讨论香港为何难以产生一流的作家。他提出了一种解释,就是香港人的视野和想象力因囿于城市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双重束缚,而难以产生出超越城市主题的作品。

从小说的创作方面来讲,香港比较多的题材集中在《我城》《失城》《伤城》《孤城》之类的“城”小说;电影也是,《玻璃之城》《浮城》等都是以城市为主体进行情景打造。简而言之,这是一座只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内地那种色彩斑斓、波澜壮阔的历史类或乡土类作品都难以在香港得到复制。这种解释自然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譬如西西的《我城》就通过细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历史细节,而孕育出了今日香港的本土意识。不过香港空间的局促感,确实也给香港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一些问题。

香港人太忙了,非常讲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每日在城市的石屎森林里为搵三餐而奔忙,回到家之后,几百呎的房间里又没有多余的地方再去放闲书和杂书。在读者的角色上,他们是不合格的,他们的口味也决定了作者必然要将题材更多的偏向于一次性速食作品和娱乐消费类作品。

二是指商业的阻力太过于强大,市场只关心单一的经济类话题。对香港来说,文学是一个谁比较出名的问题,文学馆的兴建也是一个是否可以匹配香港国际化大都会地位的问题。文字写得是否有深意并不重要,只要能多多卖书就可以了。而从文化政策的角度来看,香港不设文化局,所有和文化相关联的事务都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负责,在政府层面上,文化等同于活动,文化政策等同于邀请国际一流的表演者、艺术家来港举办各种演艺活动,从而扩大香港国际性的口碑。

在这种情况下,本土文学少有人问津,只能处于边缘的地带,文化人发不出声音,或者发出声音却难以获得支持,市场不理会,政府也不理会,只能在民间进行内部的自我消化。香港文学创作的困境,套用本土小说家韩丽珠在其代表作《输水管森林》的暗喻,就是“天色已经黑透,我仍然走不出巷子,如被困在迷宫般没有希望”。

这一段文化人的北上潮,和香港人经年累计的城市疏离感有着深厚的渊源。虽然西西写了“我城”,但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都被人们看成“他城”,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本土学者吕大乐曾将此形容为“浅薄的本土意识”,意指在前途未明的殖民地岁月里,抱有“过客心态”的香港人不愿作多于五年的投资,只是将其看作栖息的暂居之地,准备着大难临头各自飞。

到了回归之前的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香港人对未卜的前途感到恐惧和担心,九七就是“大限”,香港就是一座《玻璃之城》(虽然张婉婷导演的这部电影讲述的是黎明和舒淇的爱情故事):玻璃从外观上看是繁荣和璀璨的世界,但是当飓风袭来的时候,却很容易破碎,那些繁荣在一瞬间就会烟消云散,再也无法复原。这反映出当时香港人普遍的焦虑、迷茫、不知前途的心态。在这样的心态之下,香港人纷纷选择移民,前往加拿大、英国、澳洲等发达国家。

2003年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那一年,后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和二十三条立法等问题相继爆发,港府出现深层次的管治危机。

从数据上来看,香港名义上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已经由1997年的11%急速跌至2003年的负3.4%,香港的失业率也由1997年的2.2%跃升至当年8.6%的历史最高。1999年至2004年间,香港又经历长达六年的通缩期,由1999年的负5.8%直至2004年的负3.3%。内忧外患之下,中央推出《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启动自由行,内地因素由此构成之后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帮助香港从低谷中走出,再次重现繁荣。

与此同时,中国在2003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开始持续发力增长。在“中国速度”的高速推进下,内地的城市发展往往在一夕之间就可以改头换面。紧挨着这么一个快速崛起的巨大经济体,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放弃持续了三十多年对内地的优越感,他们的行为方式悄然发生了改变。当初移民海外的港人掀起了回流的大潮,根据《南华早报》今年5月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996年至2011年期间,有超过65,000名在香港出生的加拿大移民回流香港,过去15年的总人数则超过153,000。另一方面,香港人前往内地消费、置业,乃至工作、定居则成为一波新的潮流。在这样社会流动的大背景之下,本土文化人只是香港北上大军中一个并不特殊的群体,香港依旧只是“他城”。

在社会结构层面,这一批北上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学者吕大乐《四代香港人》划分中的第三代香港人。他们普遍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人生壮年,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但却受制于香港奇特的跨代结构而不易在历史中顺利登场。挡在他们前面的,是战后婴儿潮的“第二代”。这一批精英一代是香港繁华时代的受益者,代表着九七回归前的“香港成功范示”。他们掌握了各行各业的人脉资源,自然不会轻易地从位子上离开,让位给下一代即第三代香港人,甚至更要以百业翘楚的姿态对下一代指指点点。

譬如说一位媒体人,二十多年前就当上了报纸总编辑,现在他还是在当报纸总编辑,他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年轻的一辈永远都不会有——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后来就更不会有,只能永远浮沉,永远不会有处理大问题的经验。这种跨代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不得不逼迫第三代香港人喊出“香港的郁闷”,促使他们去到一个更广的框架下寻求发展机会。用北漂文化人李照兴的话说,就好比一粒方糖,需要放进更大的中国茶中去溶化,这样才能“重新磨合出一种独特性,发挥出一种新味道,成就新香港”。

时隔五年之后,我们再回头重新审视香港彼时的焦虑,并将其与今日做一对比,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今天香港文化和文化人的本土性之强,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香港新一代文化人的定位,内地已不再是一个很强的参考点,大家也不再去谈论北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要知道,香港的新一代是读内地《城市画报》成长的一代,他们较之浸润在《号外》阅读经验中的上一代更加内地化,但是他们现在却更强调本土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这层转变背后的社会动因是什么?我将会在下一篇文章中和大家具体谈谈。

(责任编辑: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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