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独立学者。研究近代历史,见证当代历史。1999年以来在《书屋》、《随笔》、《东方》、《读书》、《南方周末》等数十种报刊发表文章,作品曾多次被《报刊文摘》、《读书文摘》、《杂文选刊》、《中华读书报》、《中外文摘》、《书摘》等报刊转载,并入选《大学人文读本》等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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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遭遇的拆迁

—— 杭州耶稣堂弄7号,即将消失的家

傅国涌 2013年5月28日 12:17

【作者按:此文本来是2010年春天应《独唱团》之约而写,不料《独唱团》一辑而终,此文一直没有发表过。2009年秋天,我在杭州耶稣堂弄的家面临拆迁,没有想到房子迄今还在,官司依然继续,三年半以来多次的信访、无数的行政诉讼开庭,官告民,结局其实早已注定。我当初没有想到能坚持这么久,今天我同样不知道我耶稣堂弄的家何时消失在地平线上,虽然这一天终将到来。此文只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中国公民真实的独白。】

已经是(作者注:2010年)3月中旬,西湖边的柳枝都冒绿了,上个星期二傍晚,华灯初上,我从公交车上下来,迎面就是大朵大朵的雪花,漫天飘来。这天气越来越变幻不定,就如我们眼下的生活,好好的房子说拆就要被拆了,连商量都没有。

(注: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我的家在杭州耶稣堂弄,紧挨百井坊巷,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我家是耶稣堂弄7号,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所在的耶稣堂弄6号,虽然真故居拆了,新建的假故居已成为“文保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称是“一个中国人多于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因了那篇划分一个时代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而家喻户晓过。

司徒雷登到底是什么人?绝大多数国人其实了解不多,在那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是中美友谊的象征。闻一多先生最激烈的时候对他仍怀抱敬意和温情,在传世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本来有这样一段话:“……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在收入中学课本时,被悄悄地删节了。

传教士世家出身的司徒雷登来中国传教,创办燕京大学,出任驻华大使,在教会史、教育史、中美关系史上都是一个不能轻易绕过去的名字,他对中国的感情确实比美国还深。他生在中国,完成神学教育后步着他父母的足迹回到中国,在中国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50年,1949年当他黯然告别南京时,已经73岁,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

耶稣堂弄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那一天是1876年6月24日,一直到11岁他才回美国接受教育,28岁那年,他神学院毕业又回到了这里,并接过父母的衣钵。他在耶稣堂弄前后生活14年之久,唯一的儿子也出生在这里。

耶稣堂弄是司徒童年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对于他的出生地,他一生感念,他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追怀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儿时光景,笔触中充满喜乐和烂漫,“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

他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旧历新年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曾与杭州的“小伢儿”一同上学,会一口带杭州口音的中国话。

1947年,他最后一次重回耶稣堂弄,在教会的院子里和儿时同伴笑叙当年情景,记忆中“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那一刻“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 就是那一次,杭州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并送他一把金钥匙,他在答谢辞中说自己只是个普通杭州佬,来杭即是回家乡。

而今百井坊巷有一幅彩绘壁画,画的是这位金发儿童与杭州小伙伴做游戏的场景。“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耶稣堂弄两棵高大的银杏树中间新立了一个司徒雷登铜像,也许司徒幼时,银杏新植,而今高入云天,已属保护级别。

在司徒雷登的记忆里,小时候,武林门处于杭州的城市边缘,周围即是乡村,在他出生十来年前,遭遇太平天国兵火的毁坏,号称天堂的杭州还没有恢复过元气来。他的父辈远渡重洋,选择杭州最贫穷的这个地区,建立起一座教堂,一所学校,还有几幢他们自己住的二层小楼。这条小巷也就被人叫做“耶稣弄”。

岁月流转,往日的边缘武林门成了杭州城市的中心,围绕着武林广场,浙江科技馆、电信大楼、展览馆、杭州剧院以及商业重镇杭州大厦、银泰百货、杭州百货大楼、国际大厦、杭州大酒店、浙江大酒店……繁华的程度已不是柳永的名篇《望海潮》所能想象。

耶稣堂弄和百井坊巷生活着上千户居民,在变幻不定的霓虹灯背后却是一片宁静的住宅区,我所住的耶稣堂弄7号小院正好在杭州百大的背面,闹中取静,围墙隔开了外面尘世的喧嚣,进了院子,仿佛就是另一个世界,甚至显得有点儿僻静。这是我的家,是我喜欢的地方。出门方便,离孩子上学的杭州高级中学近在咫尺,星期天去教堂,不出弄堂就是“天水堂”,回到家中,安安静静,读书写作,窗外并无熙来攘往、人声鼎沸。

小院里有一片空地,春有桃花,秋有桂花,还有芭蕉、无花果树和高高的棕榈树,夏天,一楼老人家种的葡萄熟了,一串串,挂在架上,邻居们都可以分享。冬天,院子里也有不知谁家种的腊梅,静静地开放。最好的当然是秋天,进进出出都能闻见桂花的香味,有时忍不住要在院里多停留一会。

然而,这样的好地方,商家眼中的钻石地段,在土地比金子还要贵重的今天,早晚是要被某些人盯上的。在急速公司化的地方政府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地方官员眼里,耶稣堂弄“位于目前杭州最成熟、最繁华的商业商务功能区——武林商圈东南侧”,“具有‘寸土寸金’的商业地脉价值”,他们对这块地盘算过不知多少遍了,他们的设想当然是把这里的百姓搬走,然后把寸土换成寸金,不仅袋中有真金,脸上也贴金。

2009年10月16日,一纸告示贴到了小区门口,宁静的小院从此再无宁静,耶稣堂弄7号,我的家园从此要在地球上消失。

与“拆迁许可听证公告”同时张贴的还有“听证会须知”。 听证会将于10天后举行,1335户居民只许推举5名代表参加,要求在五天内,也就是10月21日带齐三证和身份证前去登记报名参加听证,先取得推举或被推举的资格,次日再去参加推举。这两天恰好都不是双休日,多数人要上班,没有办法参加,所以申请听证的居民大约只有300多户,参加推举代表的人更少,只有100多人。因为时间仓促,彼此不熟悉,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选举,最后推出的5名代表,得票最多的一个也只有20来票,少的不过5票,所以有代表在听证会上直言,不知自己的代表是如何当上的,他也代表不了别人。

10月26日的听证会上,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和其他邻里,当场以递纸条等方式提出了大量质疑和意见,特别提出要求再次听证,都未得到答复。听证会在一片质疑声中慌乱结束。五个听证代表中有四个拒绝在听证记录上签字。

然而,仅仅相隔几天,我们家家户户都从传达室的阿姨那里拿到了一本印刷精美的“拆迁补偿安置手册”, 原来一切都已安排好了,所谓听证会就是走个形式,难怪对我们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意见和要求,统统都不予理会。钻石地段的平静生活就此消逝,无情的推土机即将高高举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一刻起,耶稣堂弄成了电影《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球。不知司徒雷登先生看到他的邻居遭遇拆迁,会有何等的感想?

突如其来,遭遇拆迁,而且是第一次,一开始,我们几乎都懵了,不知从何处着手去捍卫自己的家园。到12月,邻居们开始到市政府信访,并决定先走行政复议的路。在某些人眼里,权力就是全部,无论信访还是行政复议,这些渠道都更像摆设。即便结果已经命定,这些路我们也必须去走,因为在此之外,我们别无其他渠道可以寻求公正。

2010年1月初,在信访部门组织的唯一一次与拆迁指挥部的对话会上,我曾问骄横不可一世的指挥部头头,“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的房子不卖给你们,可以不可以?”他回答不了,在我追问之下,他答以:“依法拆迁。”我问:“依什么法?”他说,“省、市的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我问:“哪一条?哪一款?”他说背不出来,并责备我刁难他……对话在大家的哄笑声中不欢而散。

本来约有200户居民集体签名,要求对拆迁许可证进行复议,因为技术上的问题被拒绝受理,只有我们11户分三波向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建设厅提出的行政复议被受理。杭州市政府专门受理行政复议的机构法制办,又名行政复议办公室,它不在市政府里面,而设在市政府后面隔着一条大马路的商业大楼18层上面,淹没在一片商业公司当中,有做服装的,也有做其他产品的,大门口没有标志,如果没有人指点,还真的不容易找到。

我第一次去,在上电梯时还将信将疑,堂堂政府机构怎么会在这里。到了18楼,果然是。对面、隔壁都是公司。我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连个牌子都不挂,让我们怎么找?他回答,我们下面有牌子的。下了楼,我专门去大门口找,什么也没有,又回到大厅里,才发现墙上钉了一块牌子,有行政复印办公室字样。

信访办也一样不在市政府,而是在一幢商业大楼里,与市政府后门遥遥相对,隔着马路,还隔着一个种满了树木、花草的公园,信访办的门前只有一小块平地,停了几辆车,就没有多少空隙了,一条狭隘的小路两边都是铁栅栏围着,右边是一条小河。我第一次到这里信访,禁不住感叹,政府真的会选地方,挑了这个好位置。将信访的公民打发到这个只能远观市府大楼的去处,而且看停留的人数有限,又有公园、河流的隔离。

2010年2月9日上午9点,我们代表143户居民去上访,好不容易等到近11点才轮到我们,接待人员挂的工作牌只有号码,没有姓名,那天接待我们的是03号和另外一个人,一进门,就拉下脸说,不准拍摄、不准录音。

我说,请出示法律依据。他说,你说可以拍摄、录音,你拿出法律依据来。我说,我是公民,凡法律没有禁止的,都视为可为。我接着问他,你是否需要依法行政。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我不依法行政?我说,我没有说你一定不依法行政,你只要回答我是否需要依法行政。他扭扭捏捏地表示是。我说,那好,请拿出法来?

他拿不出来,反复与我们纠缠这个问题,要我们拿出可以拍摄的法律来。我正告他,请你遵守宪法,你说有依据,那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定的,不是你03号个人制定的。如果是你个人定的,我们也无须遵守。纠缠良久,他甚至告诉我们5个信访代表,自从信访局成立以来,就是不许拍、不许录的……我们质问书面依据在哪里?他无法回答。借接电话起身走开……

信访结束, 我们索要回执。03号和另一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回执,向来如此。我们说,口说无凭,如何证明你们接受了我们的信访。他们说,已登记到内部信访网上,你们可以来这里查。我们算是开了眼界。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提出五个行政复议,对杭州房管局的《拆迁许可证》、杭州市发改委的项目批文、市政府的土地使用权批准书、规划局的项目规划、过期无效的拆迁资格证书等。其中,一个已裁定,我们即将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月14日下午,也就是“315”维权日前夕,打着雨伞、穿着雨披的街坊邻里陆续聚集到小区门口,不少老大爷、老大妈都拄着拐杖出来了,大家一起在雨中唱国歌、唱国际歌,呼喊依法维权等口号,歌声在雨中传荡,场面激动而有序,行人纷纷驻足。

当我独自回到耶稣堂弄7号的小院,驀然见自行车库前的那丛月季正在开花,似乎无人打理,听凭雨露滋润,照样长得很好,抬头发现桃花也在春雨中悄悄地开了,春天确已不可抗拒地到来。然而,我不敢想象,来年的春天,还会不会有这个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小院?院中的桂花还有没有下一个秋天? 我知道,无论我们做什么,信访也好、行政复议也好、行政诉讼也好……都不能改变家园被拆的结局。

我知道,耶稣堂弄7号,我的家即将消失的命运已经注定,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的日子即将结束。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废墟一片,再将来,一幢幢不再有我栖息之处的商业大厦将在废墟上蛮横地崛起。尽管如此,我依然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我还要在寻求公平与正义的路上继续走下去,哪怕仅仅为了这个将“被”消失的家园。

2010年3月17日,杭州

(注:本文原标题为《杭州耶稣堂弄7号,即將消失的家》)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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