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学者、专栏作家,著有《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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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上的人

严飞 2013年8月1日 09:37

(图注:旧时的香港;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自己形容为门槛上的人,将自己观察城市的视角形容为门槛上的视角。所谓门槛上的人,其实是套用了天津作家冯骥才的说法。冯骥才曾说,评说一个地方,虽然可以采用很多种方法,但是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边,一只脚踏在外边。倘若两只脚都站在门槛的外边,隔着墙说三道四,难免信口胡说;倘若两只脚都在里边,往往身陷其中,既不能看到全貌,也不能道出个中的要害。只有身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某个事件的亲历者又是观察者,才可以拥有双重的批评特权,在兼容“本土”、“外地”的基础上,更好地观人所不察的细节,发人所不觉的忧思。

但门槛上的人也各有不同。我2005年初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和当时所有其他进入香港的内地朋友都抱有相同的想法,我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跳板、未来职业发展的中转站,香港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份优厚的薪水,更为我提供了未来继续前进的平台。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内地在港的精英,每个周末流连于那些大型的购物商城和食肆酒楼,再时不时到深圳拿着港币去消费。我甚至拒绝学习粤语,坚持在所有场合里说普通话或者英文,以彰显自己在政治上的一种优越感。用香港文化人陈冠中的话说,这根本就是一副天朝主义的心态和嘴脸,用大中华的中心思想在香港体现自己的存在感。

直到今天,我的很多从英美名校毕业来到香港的朋友,他们保留的,还是这种类似的思维模式。他们大都从事投资金融行业,活动范围局限在中环、金钟;他们有自己的港漂圈,每个周末会组织游艇出海钓鱼,或者内部举办非诚勿扰之类的相亲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极少去到深水埠、新界,更不用说天水围这样的地方,至于菜园村的抗争活动,反国教的集会游行,更是和自己的生活圈和消费圈没有任何的交集。作为一种门槛上的人,他们(包括当时的我)虽然身处香港,但其实是抗拒跨进门槛里面,更多的时候是有意识地将那只踏在里边的脚收回来,隔离于城市之外。换句话说,当我们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仅仅只是这座城市的匆匆过客,贪享着香港身份所赋予的种种便利。

2006年,受朋友的邀请,我加入了《纵横周刊》,开始每周撰写一篇香港文化方面的专题文章。这本电子刊物是一份基于国别政治的研究性学刊,参与者按照国别地区每周完成一篇该地区的时政分析性文章。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写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选举,结果文章出来后被组内的同仁批评的很厉害,批评的要点是一点不接香港的地气。于是我就再写,写到第三遍还是被批评。我不得不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自己认为写得不错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却认为不行,为什么我对香港的近距离观察却是如此地游离,如此地不接城市的地气,这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发现这可能与我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我虽然每天都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工作,但思想和情感并没有融入到这个社会中去,香港于我而言,只是人生的跳板和驿站。我这个所谓门槛上的人,其实尚在门槛之外。我不仅不是香港人,甚至连香港的人都不算,充其量只是在中环的人,或者在金钟的人。

我相信,不仅是香港,在任何一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都有很多门槛上的人。他们虽然把头已经伸了进去,但脚还在门槛之外,只把自己居住的城市看成方便自己栖息的一个地方,是一个载体而已,可以从中获取各种资源,从不会主动和这里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融入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他们不会对这座城市产生任何的痛或者爱,他们的喜怒哀乐依旧停留在个体的层面,却没有意识到,城市里正在发生的诸多公共议题,其实也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广州在守护粤语、南京在保卫梧桐树、北京和昆明都在进行邻避运动,但是这些抗争是“他城”的事情,是“他人”的责任,和自己职位的升迁、薪酬的多寡并不息息相关。就算牵扯进入日常的都市生活,但只要不伤筋动骨,就能避则避,在一种群体性犬儒主义下寻求自我的组织性庇护。而可悲的是,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多,这样的思维正在慢慢主导我们城市运行的基本逻辑。

也许偶尔,我们可以看见一两个勇敢的人士站出来,从喉咙的深处喊出嘶哑而孤独的音符,但沉默的大多数还依旧选择默不作声。当无数在门槛上的人都选择把自己的脚踏在外面,整个社会的勇气中位线就难以凝聚在一起而得到提升,每一座城市也因此无法升华为“我城”。

当然,作为门槛上的人,要保持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的平衡并不容易。身份与立场的不同,往往会让人们在内心挣扎,不知该如何做出选择,尤其是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一味地纠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投入其间,迈出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作为我自己而言,我渐渐发现,当我和香港的交集越来越密集之后,我反而逐渐将两只脚都走向门槛里面,并且是毫不犹豫地,开始尝试一种建构本土化的努力,对香港的批评也因此越来越厉害。这是一座正在迅速变化的城市,她的未来到底会怎么走,不仅仅在乎本地的力量,也取决于门槛上的每一个人,他们对公共事物的立场,以及投入其间的决心和力度。

(责任编辑: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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