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学者、专栏作家,著有《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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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的抗争

—— 我们的香港(之二)

严飞 2013年8月23日 15:14

2008年底,我开始了一项全新的写作研究计划,目标是访谈15位年龄介乎于30-35岁之间的新一代香港文化人。他们涉足的领域分别为出版、书评批评、艺文杂志、小说文学、独立音乐、独立漫画、公民运动、剧场戏剧、国际关系、新闻媒体。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佼佼者,有一些甚至已经成为了行业的领军人物。

我最初的想法是想了解新一代香港文化人的思想结构和人文关怀,以及他们面临香港经济上边缘化、文化上日渐衰微以及在与内地诸多碰撞的大时代之下的困惑、挣扎和对于未来的冀望。但随着访谈的深入,我逐渐发现一个新的主题正在慢慢变成全书的骨干,而两个词汇也不断被这一批不同领域的被访者不约而同地重复提及。

第一个词汇是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手无寸铁的公民们介入政治的重要据点,也是凝聚公民社会力量的重要手段。但香港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香港也发生过一些激烈的社运,但大部分都只限于在路上的静坐,并且连静坐这种形式香港人也常常无法接受。到了2005年WTO在香港召开的时候,韩国农民和工人一些激烈的抗议行动,给了本土社运分子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原来香港也有社运的空间,香港的街头也可以变成一个抗争的战场。

2006年底可谓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一个月,港府为了建设中环新海滨,决定拆掉有一百多年历史、承载了无数港人集体记忆的天星码头。为了保卫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自发的来到码头,他们手挽着手,用身体挡在推土机前面,他们虽然不停地被警察阻挠、不停地被抬走,不停地被驱赶,却一直坚守在码头前,为香港的庶民历史和公共空间而呐喊、流泪、流汗。

除了这一批用身体进行对抗的年轻人之外,很多艺术表演者、文化工作者,他们也积极地加入到社运的队伍中,将码头转化为抗争的舞台。他们在码头前的小广场上朗诵诗歌、演出戏剧、弹奏音乐,并将游行海报、宣传单张与影像、漫画结合起来进行再创作,这种充满了艺术和文化形式的对抗,吸引了大量普通市民前来拍照,极大地增强了码头保卫运动的社会感染力。

从天星码头起,这之后的皇后码头保卫运动、反高铁运动、五区苦行、反国教运动,每一次的社会运动,香港本土的文化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从不缺席。他们不仅仅具有文化上的敏锐,同时也深含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关注。他们会通过自己的专业领域,介入到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去,而他们每一次的介入,都丰富了香港社运的动员手段,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社运等同于“激进”“暴力”的认识。

(资料图:2007年7月底,香港年轻人参与“皇后码头保卫运动”。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个词汇是本土性。在初始的访谈中,每一次我几乎都会询问被访者他们对文化届北上热潮的看法,以及他们是否有考虑像梁文道一般进入内地发展。整个访谈系列断断续续,一直从2008年持续到2013年中,在2009年后进行的访问中,几乎每一位被访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都很坚决地表示,香港是我的家,香港是所有创作的灵感源泉,是所有行动的动力来源。如果在香港都要灰心,那么在其他地方就更没有任何理由再站出来了。所以我要根植于此,不会趋之若鹜地选择北上,而是要用香港的方式投入到本土社会中,用每一次的参与去改变这座城市。

香港给予的这种存在感,诚如剧评人邓正健所言那般,“这种‘生根’不是指感情上的认同,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存在状态。正如民族主义者总喜欢说我们生来是中国人一样,我仿佛觉得,我生来是香港人,虽然我不一定以香港为荣,也不一定以香港为耻,但这种无法摆脱的存在感使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然会跟香港的命运连在一起。”(有趣的是,2008年宣告北上的梁文道,亦于2012年7月选择将重心重归香港,与蔡东豪、刘细良和宋汉生一起创办了网络媒体《主场新闻》,标榜“我城”是“我主场”的本土观点,而一跃成为香港最耀眼的新媒体。)

社会运动与本土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互为依托,交织在一起,建构出的是一个全新的主题:我们的香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议题,人们却都已经习惯按部就班地去做一些事情,而不去关注社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香港很小,如果不参与其间,就会缺乏对本土的投入感。反过来,本土身份的自觉又意味着更广维度和更高强度的公民运动。当年轻一代的香港人愈发觉醒到自己的身份时,便会意识到,这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城市,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息息相关,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世外,做一座互不联系的孤岛。

如果说在过去,香港人的焦虑体现在身居一座“浮城”而看不清未来的道路,那么今天香港人的焦虑,则体现在对于前路的症结看得太清楚。当香港逐渐陷入到一套单一的政治思维的规制之下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开始不断地发问,香港到底怎么啦?香港是谁的香港?香港的未来,是否可以遵循另一套选择的逻辑?

在这样的提问下,他们会非常本土的热爱香港,对本土元素越来越珍视和重视。虽然较之于上一代,他们跟内地有更多的接触与了解,但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促使他们更加意识到守护香港的重要性。于是很自然地,他们的爱包含着很强烈的改变香港的抱负,无论是身处何领域,都愿意介入公共论述去扭转它,参与政治议题去改变它。用“本土行动”的发起人朱凯迪的话说,就是“我的野心愈发膨胀,希望自己能参与一场运动,并且能通过这个运动给社会带来一些新的看法,而且,这个看法要大到整个社会都会因为这个运动而改变。”

这些在行动力度上点点滴滴的积累,不仅展示出香港民间社会强大的主场抗争力量,也照射出新一代香港人对本土社会发展的一种希冀——这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地方”,是“我们的香港”。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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