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徐贲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文学博士,加州圣玛丽学院英语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

纳粹德国时期的笑话

导读

柏林秘密警察一份题为《谣言、政治笑话和民间幽默》的报告写道:无论是否为诋毁性的笑话必须一律禁止。诋毁性的笑话包括集中营笑话、战争事件笑话、宣传的笑话等等。

德国历史学家鲁道夫·赫尔佐格(Rudolph Herzog)的《致命的可笑:希特勒德国的幽默》是一部研究纳粹时期德国笑话的专著。书的题目“Dead Funny”从词义上说是“非常可笑”或“可笑得要命”,但却有着一层更深的意思:这是一种像“死”一样严肃的“可笑”,有极为严重的后果

德国人那些漫不经心的笑话在他们那里只是“可笑”而已,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正是这些看似轻松的玩笑让他们有了容忍、顺从甚至协助纳粹极权统治的借口。

赫尔佐格把纳粹时期一般德国人说的笑话与犹太人说的笑话作了区分。纳粹上台的初期,普通德国民众支持和满意纳粹的统治,“随着失业率下降,德国人在经历了深重的不安全感和沮丧后,又开始有了信心”,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这个时期普通德国人的笑话并不是政治反抗,而只不过是对纳粹政权某些滑稽可笑的现象,如纳粹的衣着、行为、习惯、希特勒敬礼、纳粹领导人物的外貌和嗜好等等的“无害取笑”(harmless teasing)。这样的说笑对纳粹统治并无大碍,所以惩罚并不严厉。一直要到战争时期,尤其当德国在战争中节节失利时,政治笑话才成为严重的罪行。

相比之下,犹太人从纳粹一上台便成为完全失去国家法律保护的受害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普通德国人那种“幸福感”,随着生存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他们遭受的迫害也越来越残酷,直到被送进死亡集中营。因此,犹太人的幽默中有一种属于它自己的苦涩、愤懑和绝望,也使他们的笑话具有一种特殊的悲剧性。

对此,赫尔佐格写道:“德国人和德国犹太人笑话的根本区别不只是语调和所指,而且更是其功能。德国人的‘耳语笑话’主要是起释放大众挫折感的安全阀作用,而德国犹太人的笑话则起着鼓起勇气的作用。”

正如犹太-德国笑话的收集者,经典名著《犹太幽默》(Der Jüdische Witz)作者赛尔西娅·兰德曼(Salcia Landmann)所说,“犹太人笑话是帮助他们在遭遇任何厄运的情况下都要活下去。这些笑话嘲笑的是犹太人每天必须面对的恐惧。正因为如此,最深沉的犹太黑色笑话表达的是一种反抗:我笑故我在。我虽无退路,但我仍然在笑。” 这种社会功能是普通德国人玩笑所不具备的。

一、普通德国人的玩笑

纳粹执政的初期,一般德国人的笑话语气比较轻松,他们说笑话的事情和人物并不对他们构成直接的生存威胁,玩笑的题材也不过是一些他们在生活中感觉古怪、过分、不自然、做作、扰乱正常秩序和日常习惯的事情,包括变成全体德国人“新习惯”的“希特勒问候”(希特勒敬礼, Heil Hitler!)。

正如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说,“问候本身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行为,不是一种产生并完成自我目的的习惯。相反,问候这种习惯,却成为其他所有习惯的象征,因此成为‘习惯中的习惯’”。纳粹上台之后,一句不完整的套语“希特勒万岁”,加上一个摊开手心,伸展至眉梢的动作所构成的问候,成为德国人在任何场合下的标准用语,也成为笑话的靶子:

德国人还说关于纳粹领导人的笑话。戈培尔相貌像犹太人,个子矮小,被叫做“米老鼠”(Wotan’s Michey Mouse);他说话装腔作势,被叫做 “有毒的矮子”(Mahatma Propagandhi); 他还是个平脚底,被叫做“侏儒怪”(Rumpelstizchen)。党魁戈林因其肥胖的长相被叫做“肥厚”(Der Dicke)。戈培尔善于说谎,戈林爱虚荣,他们都是德国笑话的对象。

(1)戈培尔有自卑症,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你每天站在镜子前15分钟,不断对自己说,我重要,我重要,世界离不了我。这样就可以治愈你的毛病了。” 戈培尔对医生说:“你这个法子不管用,我对自己说的话一个字都不相信。”

(2)戈林有一次在柏林散步,见到一群孩子在用泥巴和马粪塑人像。戈林问,“是谁的像?”“是戈培尔博士和雷伊博士。”“要不要也塑一下戈林的像呢?”“不行,没有这么大的一堆马粪。”

(按:纳粹党的组织部长雷伊博士[Dr. Robert Ley]是个小个子,绰号是“小鲍比”-Klein Bobjie)

(3)戈林在胸口的许多勋章之外加了一个箭头,指示是,“请继续看我背后”。

(4)德国有了一个新的度量叫“戈尔”(Gor,戈林的谐音)——戈尔等于一个人的胸膛前可能挂满的勋章的最大量

赫尔佐格指出,“像这样的笑话即使是针对一些头面政治人物,从本质上说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这样的笑话形成了一个“套子”或“罐头”,可以填加新的内容。

东德也有一个讽刺领导人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说话沉闷无味的类似笑话:东德1960年代末有了一个新的时间度量叫“乌布”——乌布等于总书记讲话时东欧人需要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转换频道的时间。在纳粹德国或后来的东德,这样的笑话之所以被当作政治笑话是因为笑话的靶子是领导人,人们拿戈林的虚荣和乌布里希的沉闷开玩笑,“但他们两个的缺点都不涉及肆意破坏社会规范或对人类文明犯下大罪,所以这样的笑话并没有政治颠覆的力量,它们都不过是在语言上耍了一点小把戏,为的只是逗乐,如此而已”。

许多德国笑话都与普通德国人不满他们社会和生活里一些事情和人物有关,由于这些事情和人物与统治权力关系密切,这样的笑话也就自然被当作政治笑话。例如,有的笑话是挖苦那些“吃党饭”的,还有的则是讽刺党卫军和冲锋队的不法和傲慢行为。

(1)一个厨子正准备煎土豆,她没有猪油,不住地在锅灶上挥动万字旗(纳粹党旗)。有人问她为什么,她答道:“在这面旗下,许多人都肥得流油。”(按:这样的笑话并不是批评和攻击纳粹本身,而只是指向一些不正派和谋权自肥的个人。)

(2)2月27日傍晚,戈林的助手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戈林的办公室大叫道:“报告戈林总理,国会着火啦!”戈林看了看钟,摇摇头说,“这么快就着火啦。”

(3)问:正规军和党卫军的区别是什么?答:正规军说,预备、开火!党卫军说,预备、放火!

(4)问:国会是谁放的火?答:Sass兄弟。(冲锋队和党卫军)。(按:这是讽刺他们在国会纵火案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从笑话里可以看出,当时普通德国人对谁制造国会纵火案是心知肚明的,因为这样的笑话相当普遍。普通德国人对纳粹玩弄司法制度也很清楚,有这样一个笑话:

一位纳粹高官到瑞士访问,看到一栋公共建筑,问是干什么用的,接待人员说,“这是我们的海军部”。这位纳粹官员笑了,他说:“你们一共只有二三条船,要什么海军部。”瑞士人答道:“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海军部,德国不是有司法部吗?”

像这样的笑话讽刺的是纳粹“国家机器”的违法活动,政治色彩比较明显,也包含比较明显的政治批评。还有许多笑话的题材事关民生艰难,由于民生问题是纳粹政策所造成的,民生笑话自然也就包含了不满或批评政府的政治意味。但是,这样的笑话却并不是反对纳粹统治本身的。1939年战争开始,德国的扩张非常顺利,几乎没有付出血的代价。德国人的笑话说的是因为国家军费开支人民不得不承受沉重的纳税负担和越来越严重的物资短缺,但并不涉及纳粹的罪恶行为和战争罪行:

(1)天主教徒说:每天早晚都要祷告(pray);国社党人说每天早晚都要交税(pay)。

(2)4年计划要求木柴有更重要的用途,德国人用什么取暖?答案是,用希特勒头脑里的蜘蛛网新型布料做衣服,网是戈培尔吹出来的,线是德国人的耐心纺成的。

(3)有一个人要自杀,先是用绳子上吊,无奈绳子质量太差,断了。他又把头伸进煤气烤箱里,但下午2到5点没有煤气供应。于是他只好靠粮食定量过日子,这个办法非常灵验。

随着战争形势的逆转,德国从攻势转为守势,纳粹对笑话的管制也更加严厉。德国人觉得说话得越来越小心了,对陌生人不敢轻易开口说话。但是,纳粹无法禁绝笑话,笑话仍然在民间传播,而且有了战争失利的内容:

(1)一个人去看牙医,牙医说,“请张嘴。”求诊的人说,“不行,我不认识你。”

(2)希特勒打败法国后,站在英吉利海峡,心想进攻英国为什么这么困难。这时候摩西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说:“如果你没有这么残害我的人民,我本可以告诉你我变红海为通途的诀窍。”希特勒命令他的卫兵抓住摩西严刑拷打,逼他说出诀窍。摩西说,“我只是用了上帝给我的杖,海水便分开成为道路。”希特勒吼道,“你的杖呢?”摩西说:“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着呢。”

1944年9月25日,希特勒号召全民投入“人民攻势”(volkssturm),应征入伍的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和以前被归入不宜服兵役的60岁以上的人员,他们经过简单的反坦克武器训练就被送上战场,到战争结束为止,有17万“人民攻势”军人失踪,大多数可能都是在战斗中丧生的,因此有这样的笑话:

问:什么人嘴里有金,头发是银,骨头里有铅?

答:人民攻势军军人。

这时候德国的一切物质供应也已经几乎不存在了,有这样的笑话:

希特勒与戈林、戈培尔和食品部长培克(Herbert Backe)开会,希特勒问戈林:“我们的飞机和燃料还能维持多久?”戈林答道:“报告元首,五年。”希特勒问戈培尔:“你的宣传还能让人民就范多久?”“报告元首,十年。”希特勒又问培克:“粮食供应还能维持多久?”“报告元首,够吃二十年。”希特勒很高兴,说:“那么战争还能进行得更久一些。”培克举起手忐忑不安地对希特勒说:“我的意思是够我们四个人。”

二、笑话是反抗吗?可能不

普通德国人的笑话并不具有政治意识,那“不过是释放民间怒气的阀门。人们在家附近酒吧里或在街上说笑话,因为他们想得到片刻的纾解,出出气。这是符合纳粹领导利益的。……许多德国人知道纳粹统治黑暗的一面,他们对纳粹用法律逼迫他们做这做那也不满意,对党内大头目一面自己生活奢侈,一面武断规定人民的生活方式有所抱怨。但这些都没有转变为反纳粹的抗议。那些说说笑话出出气的人们并没有上街或用其他方式抗议纳粹的领导。”纳粹虽然有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言论的法律条文,但执行并不严厉,只是到了战争的后期,当德国的败局已定时,政府对公开说笑纳粹的人士才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但判死刑的例子仍然是少数。说笑话在纳粹德国毕竟不算太危险的事,所以赫尔佐格认为,德国人的“‘耳语笑话’与其说是‘代表’,还不如说是‘代替’了社会良心和个人勇气”。

当然,在德国也有“表达仇恨和拒绝纳粹的笑话”,但是,“即使是最具批评性的笑话,最后所起的也仍然是稳定秩序的作用,因为有的笑话虽然表达了对纳粹统治的不满,但它们也传递这样的信息:人们对事情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一种令人气馁的听天由命想法。”

政治笑话的抵抗或顺从并不只是由笑话本身的内容决定的,而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压迫关系”决定的。

如果被压迫者不把自己看作被压迫者,或者根本就不认为说笑的对象是他的压迫者,那么他的玩笑也就成为一种没有敌意也非对抗的“取笑”(teasing)。这样的玩笑就不能算是有抵抗意味的“抗议”(protest)。 取笑也经常发生在朋友和情侣之间,而抗议则发生在利益对立的冲突关系中。

对政治笑话有所研究的本·刘易斯(Ben Lewis)在比较普通德国人和普通苏联人所说的政治笑话时指出,普通德国人比苏联人更认同他们国家里的统治意识形态,纳粹统治者的残暴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不同的压迫关系造成了这两个社会中政治笑话的重要差别。

本·刘易斯指出,普通德国人(不算犹太人)比普通苏联人所说的政治笑话数量要少得多。1970年代以来,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政治笑话都被历史学家们仔细收集和分类,但是,“真正原创的纳粹(德国)笑话不到100则,这说明纳粹(德国)的笑话要少得多。第三帝国只维持了苏联六分之一的时间——一个是12年,另一个是72年。所以,按理说,就算是苏联笑话的六分之一,也该有166至250则,但实际上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

和苏联笑话一样,纳粹德国的笑话经常与政治事件有关,如1933年的国会纵火案,纳粹说自己没有参与,但从笑话来看,德国人知道纳粹是主使。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和慕尼黑制造“长剑之夜”,对纳粹冲锋队头目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等人进行了清除行动,随后出现了一些罗姆是同性恋的笑话。但是,与苏联笑话对每一个时期的几乎每一个事件都有反应相比,德国笑话的时事跟踪密度要差得多。

德国笑话不仅在数量上不如苏联笑话,而且质量也不如,笑料更是不够。赫尔佐格指出,德国人的笑话质量不高的一个原因是德国人并不以幽默见长,有这样一句话:“篇幅最小的书是英国烹调和500年德国幽默”。当被问到什么是德国幽默感的时候,赫尔佐格说是“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德国特色的说法。

除了民族幽默感的问题,德国政治笑话对意识形态的“乖讹”(incongruity)远不如苏联笑话。这在笑话内容的题材(themes) 上就可以看出来,“苏联笑话涉及了制度每个重要的政治方面,但德国笑话却是在回避这些方面。德国人没有关于希特勒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笑话,也没有关于群众集会疯狂场面和怪异仪式的笑话。……关于希特勒的笑话也少得惊人……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之前,只有寥寥几则关于集中营的笑话”。 集中营笑话都是犹太人而不是普通德国人说的。希特勒和纳粹把那么多的德国青年送上战场,德国人为战争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而德国人却不太仇恨和反对纳粹,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这证实了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大多数德国人是同情纳粹的”。德国人说得最多、最有料的笑话是针对犹太人的。

(1)问:“有多少种不同的犹太人?”答:“两种,乐观派和悲观派。所有的悲观派都流亡了,所有的乐观派都进了集中营。”

(2)在非洲刚果的丛林里,莱维和威斯坦偶尔遇见了。他们各自都背着一个登山包。

莱维问威斯坦:“你来这里干什么?”

威斯坦说:“我在这里有一个象牙工厂,为了降低成本,我自己猎大象。你在这里干什么?”

莱维说:“跟你差不多,我在这里有一家鳄鱼皮革厂,我是来猎鳄鱼的。你知道我们的朋友赛蒙的近况吗?”

“他才是真正的冒险家,他还在柏林呢。”

(3)雅可伯走过公园时看见朋友查尔摩坐在长凳上看报纸。查尔摩看的是反犹太的周报《冲锋队员》(Der Stürmer)。雅可伯说:“查尔摩,你怎么看这个报纸?” 查尔摩说:“现在日子难过,生意做不下去,走在街上也要挨打。但是这份报纸让我好受一些,它说我们犹太人在钱里打滚,统治着世界。”

绝大多数的德国笑话并不批评纳粹制度,而只是揶揄和嘲笑一些纳粹领导人物的个人缺点或人性弱点。这些缺点或弱点别的人也有,只是因为出现在“领导人”身上才显得特别惹人注目罢了。这些纳粹领导人所犯下的罪行却是极少或是几乎没有在笑话里涉及的。例如,戈林的虐待狂性格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关于戈林的笑话几乎全都只是嘲讽他的肥胖长相和爱虚荣,因此,这个残暴的纳粹头子“显得像是一个浮夸自负,但招人喜爱的福斯塔夫(Falstaff)”。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喜剧人物,他是个放浪形骸的享乐之徒,既吹牛撒谎又幽默乐观,缺乏道德观念但也没有坏心,而纳粹党魁戈林却绝对不是这样一个喜剧人物。

赫尔佐格研究普通德国人说的笑话,并不是因为这些笑话特别幽默好笑,而是把笑话当作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素材。他的目的是探究纳粹期间德国人流传什么样的笑话,为什么是这样的笑话,而这些笑话里又包含了普通德国人怎样的心态和内心想法。

赫尔佐格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绝不是因为心血来潮”才研究德国人的笑话。他的姨祖母,一位“不善整理的老妇人”,去世时留下了一屋子的杂物,其中就有她收集的1940年代的笑话打字稿。赫尔佐格看到了这些笑话,产生了好奇,“这些打字稿是她打的吗?如果不是她打的,又是谁呢?为什么要用打字机把这些笑话打出来呢?”赫尔佐格后来明白了,“当你开玩笑的时候,你放下了戒备。这时候,也就能看出你在想什么。因此,玩笑是很有揭示性的。”赫尔佐格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祖父那一辈人总是说,他们对集中营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却说关于集中营的笑话,可见他们是知道的。

说和听政治笑话在纳粹时期是很普遍的现象,到了战时更加如此,开始时主要是讽刺领导人的虚伪和虚荣,挖苦这些领导人的外貌与他们宣扬的“雅利安人”南辕北辙:戈培尔瘦弱,戈林肥胖,希特勒并不是金发。但这种讽刺只是表相的,赫尔佐格指出,“戈林是集体屠杀的主谋,这一点在笑话里从未提到。他甚至是许多德国人尊敬、爱戴的人物。所以可以说那种笑话实际上是无害的。”赫尔佐格指出,允许普通民众说些抱怨、出气的玩笑,甚至有利于巩固政权,“德国人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为了解放柏林,苏联人必须争夺每一栋房子。”

随着战争形势朝对德国越来越不利的方向发展,对德国领导人的笑话变得“恶毒”了。有这么一个笑话,

戈林、戈培尔和希特勒同乘一条船出海。海上起了风暴,船沉了。问:“谁得救了?”答:“德国。”

赫尔佐格认为,即使这样的笑话也不能解读为人民在反抗:“人们有这样的想法,这很说明问题。但是,如果你听仔细了,杀死他们的是风暴,不是革命。”赫尔佐格对德国政治幽默的实际破坏力表示怀疑。战争一结束,就有德国人出版了反希特勒的“悄悄的笑话”(whispered jokes),赫尔佐格认为,编这类笑话书是为了与纳粹撇清关系,“他们想表示自己一直是反对希特勒的,……你看,我收集这些危险的玩意儿”。

战后初期收集的德国笑话似乎在表明,我们在说笑话讽刺他们,我们一直是反对他们的。但是,那些说笑话的与那些对纳粹受害者漠不关心、坐视不救的正是同一些普通的德国人

赫尔佐格对普通德国人顺从并与纳粹政权合作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即使在战后,许多德国人仍然不愿承认他们在纳粹时期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纳粹时期的政治笑话并不能证明德国人反抗纳粹的勇气。除非是像天主教士穆勒(Joseph Muller)那样被纳入了纳粹黑名单的,一般德国人说笑话很少受到很严厉的惩罚——就连收听BBC广播而获罪的德国人也要比说笑话而受惩罚的来得多。德国政治笑话虽然包含一些对现实的不满、怨愤甚至愤怒,但它的反抗意愿和作用都是被夸大了的。

三、笑话的两面性和惩罚玩笑

在压迫性制度下,虽然对政治玩笑的惩罚有重有轻,但说政治笑话不会是一件没有危险的事情,因为谁都难以预料什么时候看起来不那么危险的玩笑会一下子就会变得严重起来。有这么一个段子:

二战结束后三十年,东德国家元首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西德总理威利·布朗特(Willy Brandt)有一次在会晤时交谈。

“布朗特先生,可有什么爱好?”

“我收集人们开我的玩笑。你有什么爱好呢?”

乌布利希答道:“我收押开我玩笑的人们。”

为什么要“收押开我玩笑的人们”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把他们的玩笑看成是对我的威胁和攻击,危害来自玩笑本身;另一种可能是我原本已经把他们视为对我有威胁的危险分子,哪怕玩笑本身并无大害,但我认定,他们开玩笑并非只是为了逗笑取乐,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用看似无害的玩笑在攻击我,颠覆我的权威。因此,玩笑的目的和作用都受到被笑话者(有时是对号入座的)主观因素的影响,由于被笑话者手中握有大权或地位尊贵,他的主观看法可能对说笑者的命运有严重的影响,在这样意义上,他的主观因素不容忽视。

对玩笑的社会文化分析,往往会试图从说笑话者而非权贵被笑话者的角度来解释玩笑的社会作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把玩笑视为弱者的秘密抵抗,另一种是把玩笑视为释放怨气和不满的安全阀,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自我适应,因此反倒起到了稳定现有秩序的作用。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合在一起揭示了玩笑的两面性: 抵抗和犬儒。这二者经常可能是互相渗透,难以绝然分割的。

阿尔吉斯·鲁克瑟纳斯(Algis Ruksenas)长期研究苏联政治笑话,他认为,“地下笑话是集体挫折感的自然释放渠道,也是对无休无止的宣传的一种反唇相讥,日常生活的压抑积累集体挫折感,而对宣传反唇相讥则带来自我满足。”这样看待政治笑话就是同时考虑到了它社会功能的两个方面。

但是,仅仅从说笑话者方面来看待玩笑,便容易忽略专制制度中手中握有绝对权力的那些人——政客、法官、警察、官僚——会如何来看待玩笑。哪怕本来只是逗笑取乐、苦笑度日的消遣玩笑,一旦被他们视为危险或者是来自敌对势力的攻击,那么,再无害的玩笑也还是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反纳粹笑话被视为犯罪行为。讽刺书籍被烧毁,一切幽默言论或表演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幽默书籍的作者和喜剧表演者有许多不得不流亡国外。纳粹政府将笑话视为反帝国行为,违者轻则遭警察骚扰,重则遭逮捕、监禁,直至处死。在纳粹秘密警察“对批评和不满的详细报告”中包括对政治笑话情况的收集。

1941年,随着笑话增多,柏林秘密警察一份题为《谣言、政治笑话和民间幽默》的报告写道:“无论是否为诋毁性的笑话必须一律禁止”,诋毁性的笑话包括集中营笑话、战争事件笑话、宣传的笑话、防空掩体笑话、盟国意大利和敌国英国的笑话。该报告还要求彻查笑话的起源和在“哪里还在流传”。

二个月后有另一份报告说,“除了一些无害的和正能量的笑话,无数的政治笑话和谣言特别有害于国家,非常恶毒”。 1943年的一份秘密警察报告则称,“斯大林格勒之后,不怀好意的笑话,甚至对元首的攻击快速增加”。警察始终秘密监视民间笑话,包括说的是哪些笑话,笑话在什么样的人群或圈子里流传等等。

“祸从口出”的危险给纳粹统治下的民众增添了日常生活的恐惧,但却并没有使幽默绝迹。有时候,人们不得不说一种“不说话的笑话”。卡巴莱(Cabaret)是一种具有喜剧、歌曲、舞蹈及话剧等元素的娱乐表演,盛行于欧洲。表演场地主要为设有舞台的餐厅或夜总会,观众围绕着餐台一边进食,一边观看表演。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表演相当于中国的相声和小品。纳粹官方虽然不断加强对它的管制和对一些不驯服艺人的迫害,但无法禁绝这种表演形式。有的卡巴莱表演者以沉默的方式对纳粹言论管制表示不满,一位表演者戴着口罩走上舞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一言不发几分钟后站起身来,走下舞台,仍然一言不发。报幕者向观众宣布:“女士们,先生们,今天表演节目的政治部分到此结束,下面是娱乐部分。”还有一个表演描述街车上发生的事情。两位乘客互相用手比划,模样非常古怪,然后突然停下来,发出一声大笑。一位坐在他们对面的乘客问另一位,“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另一位答道,“他们是在说政治笑话。”

由于难以禁绝所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玩笑,所以一定会对开玩笑的人施以惩罚,以儆效尤。在纳粹德国也是这样,但惩罚的方式比较特别。赫尔佐格在研究中发现,纳粹对于玩笑者的惩罚经常是因人而异的,虽说有法律依据,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主管人的个人意志,有时候松,有时候紧,“有的玩笑者受到警告便可了事,有的则处以监禁,更极端的则会处以死刑。惩罚不一贯……这并不是因为纳粹法官武断判决。他们的判决是根据上头命令的,特别强调说笑话行为后面的态度。(德国演员和歌手)多尔塞(Robert Dorsay)(1943年10月8日在希姆莱的亲自过问下被判处死刑,不到三周后处以绞刑)被判死刑是因为他对政府的一贯批评态度。比起一个说同样笑话的坚定纳粹分子,多尔塞这样的人受到的惩罚当然要严厉得多。纳粹司法体系的指导原则来自希姆莱本人”。

在德语里有一个关于惊慌或悄悄耳语笑话的说法:Flusterwitze,许多历史学家以此来推测在纳粹时期德国人说政治笑话所冒的危险。但是,最新研究发现,从1933到1943年,很少有德国人因为说政治笑话而被判刑的,在说政治笑话而被捕的德国人中,有61%是给予警告后释放的,经常是用“酒后失言”为开脱之词,也有以罚款了事的。有22%是判刑的,但刑期一般是5个月以下。这些都是在私人间说笑话被告发的。如果是在公开场合下说政治笑话,尤其是在公共表演(如幽默说唱卡巴莱)中这么做,那么后果就会严重得多。德国的喜剧演员(许多是犹太人)有不少是受到严厉惩罚,乃至送进集中营的。

纳粹有选择地特别严惩一些说笑话者,主要是为了对民众起杀鸡儆猴、以儆效尤的作用。这是一种公开的权力演示和暴力展现。在纳粹的“法治”那里,惩罚说笑话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用来除掉纳粹早已看不顺眼的异类。赫尔佐格对此写道,“人民法庭所作的严酷判决是为了杀一儆百,总能够收到一部分预期的效果。随着死刑判决的增加,人们开批评政权的玩笑也就倍感威胁。但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笑话会让人送命,玩笑本身并不让人送命。真正的危险在于纳粹用玩笑做借口,清除他们不喜欢的德国人。重要的不是‘小错’(说笑话)本身,而是权威人物如何看待一个人对纳粹的总的态度。”一个被视为政治上可靠的人与一个在政治上被视为“不可靠”的人说同样的笑话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纳粹的官方报告里不止一次提到过这样一个笑话,在一份1933年的盖世太保和特别法庭记录里,这个笑话是轻罪:

在教堂前方的墙上并排悬挂着希特勒和戈林的画像,中间留着一些空。老师问,“这空里要放什么呢?”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放一张耶稣的像,圣经里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两边有两个罪犯。”

但是,1944年,一位对纳粹持批评态度的天主教士穆勒(Joseph Muller)说了一个类似的笑话后,被人民法庭判处了死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穆勒说的笑话要比1933年盖世太保记录在案的那个笑话含蓄得多,没有圣经的知识是体会不了的:

一位受重伤的士兵快要死了,叫来了一位护士。他说:“我是一个战士,我想知道为什么献出生命的。”护士回答说:“你是为元首和德国人民而死的。”士兵说:“元首能来看我吗?”护士说:“这不可能,但我会给你一张他的画像。”士兵叫护士把画像挂在他的右边,他说:“我在空军服务过。”护士于是又给他拿来一张戈林的画像,挂在这位士兵的左边。士兵说:“现在我可以像耶稣那样死去了。”

Joseph Muller(1894 – 1944)Joseph Muller(1894 – 1944)

课堂里挂希特勒和戈林画像的笑话是直露的,用“罪犯”来直称纳粹的两位领袖人物。相比之下,穆勒的笑话则要隐晦得多,不了解圣经故事的人甚至不会知道这是一个笑话。穆勒之所以因这个笑话被判死刑,是因为纳粹早就盯上了他,他在教堂里劝导年青教徒在政治上不要像当时大多数的德国青年那样随大流盲目激进,他在家里接待来自波兰的劳工,还公开怀疑德国能打赢这场战争,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

司法部长罗兰·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亲自主持了对穆勒的审判,1944年9月11日穆勒在断头台上被处决。不仅如此,穆勒的后人还必须承担处决的开销,并被禁止举行追思纪念活动。穆勒被处死后没几个月,弗莱斯勒这个纳粹臭名昭著的法官就在1945年2月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

罗兰·弗莱斯勒罗兰·弗莱斯勒

四、压迫性制度下的政治笑话

乔治·麦克斯(George Mikes)是一位匈牙利裔作家和幽默家,在纳粹统治时期流亡英国,他对两种不同制度中的笑话都有切身体会,他写道,“在极权专制国家说笑话是一种抵抗行为,政治警察们就是这么看的。许多人因为说笑话,甚至因为听笑话而被监禁多年。还有一些是因此送命的。”他指出,“在自由社会里,笑话就像是一种令人开心的调料——饭后的笑话,就如同咖啡和白兰地一样悦人。在西方,这样的笑话是奢侈品,并不是非有不可的。笑话只是许多可能的批评方式中的一种。在极权国家,笑话是唯一的批评方式,笑话的下一步就是暗杀,在这二者之间,再没有别的了”。他还指出,“在人们饱受压迫的国家里,笑对于维护自尊(self-esteem)必不可少。笑是被压迫者可以用来对付压迫者的唯一武器,同时也是一个释放情绪的安全阀。笑话是反叛艺术中最佳的艺术。”

对麦克斯来说,政治笑话就像人们用死亡来说笑一样,是懦夫披着犬儒的外套向世人表明,“他承受得起……他不害怕那些让别人害怕的事情。犬儒想跟死神、上帝或癌症套近乎,想与死亡交朋友,就像是酒吧里一起坐着喝酒的酒友……是哥们好友。用这个法子来驯化死亡,让死亡显得不那么吓人”。但是,这也可能让人反而觉得更加害怕,“因为总是越害怕死亡,越念念不忘死亡的人,才越是拿死亡开玩笑”。麦克斯认为,犬儒的笑话其实伤害不了制度,制度自有排除这些笑话威胁的手段和方法,“暴君太了解笑话的价值和力量了。……聪明的暴君知道笑话是安全阀。他国家里有人拿他说笑话,显得他的国家是自由的。在有的国家里,秘密警察甚至试图控制人们所说的笑话。他们编出一些经过审查而无害的玩笑让老百姓去说,去传播”。

政治笑话是一种现代事物,专制国家的政治笑话与民主国家的政治笑话都是这样,但具有不同的“现代政治”意义。不同的政治意义是由“民意”在不同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决定的:民意越被压制,普通民众的政治笑话对统治制度的威胁就越大,统治权力对政治笑话也就越害怕。民意自由则可以自由地说笑话,反之则不可以。在古代,国家权力(体现为王权或皇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神”或“天”,是“真命天子”的权力。所以,批评或攻击这样的权力便是亵渎、逆天、大逆不道,理应受到天谴和惩罚。古代有大逆不道的笑话,但没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政治笑话。

成为现代笑话靶子的权力一定是一方面显现出重大缺陷,而另一方面则又在千方百计遮掩和粉饰这些缺陷。可以说,政治笑话的靶子是政治权力自己制造的。赫尔佐格指出:“如果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太大,又被人们看了出来……就免不了会遭到幽默的攻击。

赫尔佐格还指出,在纳粹德国,代表美好理想的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而希特勒又是这个党的化身。至今还有人认为,希特勒之所以对德国人有巨大的感召力,是因为他的人格和理想富有魅力。赫尔佐格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早在1920和1930年代,许多德国人就已经察觉到了希特勒和纳粹可笑的一面,只是装作不看见而已,而“今天,当德国人回头来看第三帝国的新闻宣传片时,他们看到的不只是纳粹的邪恶和狰狞,而且还有它的荒唐可笑……人们今天不能不自问,为什么整整一代德国人就这么在一个留一撇滑稽胡子的大嗓门暴君的召唤下,犯下了如此可怕的罪行。希特勒到底是如何才拥有如此权力的呢?这个问题变得更难,而不是更容易回答了。后代德国人只要看到历史纪录片中希特勒的古怪模样,就一定会对他为何能如此左右群众感到困惑不解。

“第三帝国的德国人并不是中了邪恶精灵的魔咒,也不是被元首‘集体催眠’。他们没有借口可找。我们今天觉得希特勒滑稽可笑,就是因为剥去了……他的神灵面具”。一旦人们能看到这些人滑稽可笑的一面,他们也就与神化拉开了距离。对个人来说,这也许只是通往精神自由的一小步,但对整个国家来说,却在摆脱盲目崇拜的道路上跨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

五、德国笑话与现代犬儒主义

研究德国纳粹的极权统治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历史课题,而玩笑似乎是一个过于轻松的话题,不符合学者的学术使命。赫尔佐格不这样认为,他在《致命的可笑》一书里研究纳粹统治时期普通德国人说的笑话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在纳粹统治这个远非轻松的历史时段,产生和流传着怎样的政治玩笑和笑话。而且,历史的事实是,各行各业的德国人都听过或说过政治笑话,这表明他们对笑话里的事情是知道的,民众在许多事情上“被纳粹蒙在鼓里”是一个不实的神话

笑话可以让德国人看到,在纳粹统治下,“当螺丝一点一点旋紧的时候,我们无数次看见,却每一次都选择视而不见,法治和人的行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窒息了的”。

笑话更让人们看到一个许多德国人不愿承认的事实,那就是,许多德国人其实都知道荒唐、可怕的事情正发生在德国,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讲笑话笑笑而已。笑是一种明白人的行为,一个人一定是先看到了什么可笑的事情,觉得它可笑,这才笑出来的。笑的最普遍的认知机制是觉察不协调,也就是“乖讹”(incongruity)。一个人能对这样的乖讹作揶揄、讽刺,并对之发笑,一定是在认知上察觉并知晓了它的虚假、荒谬和自相矛盾。笑是清醒之人的行为,一个愚昧迟钝,彻底麻木的人是不会对乖讹发笑的。

《致命的可笑》同时也是要揭示,虽然德国人也许不会知晓希特勒灭犹计划的每个具体步骤,但他们对纳粹极权统治的种种荒诞(日常生活中的希特勒敬礼、学校里的希特勒崇拜仪式、国家法律的纳粹化、纳粹宣传的谎言等等)都是心知肚明的这从他们不断在对这些事情开玩笑就可以看出来了

研究纳粹时期德国人说的笑话,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提出德国人应该为纳粹统治担负何种道德责任的问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并没有直接参与纳粹反人类的罪恶行径,但他们在察觉并知道纳粹倒行逆施的情况下,对周围的一切都能一笑了之,轻松化解。因此,赫尔佐格认为,即使是那些带有批评性的笑话,“说到底也是在帮助稳定(当时的)制度”。

研究“玩笑”因此可以具有一种批判性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观察和发现普通人对发生在他们生活世界里的事情明白什么,知晓什么,察觉什么,明白、知晓和察觉到什么程度。因为“笑”是明白、知晓和察觉的结果。“笑”也是应对生活中“不正常”和“荒谬”事物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兼而有之。第一是事情与我有关,但是不得已,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如此;第二是事情与我无关,我发笑只是因为觉得有趣和好笑,一笑了之,别无他求。这两种笑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用戏谑、玩笑、消遣来轻松打发现实生活里恼人而无解的问题。玩笑与犬儒在认识和行为反应上是相似和相通的,都是明白人的无行动。

这些正是德国学者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所批评的那种 “现代群众犬儒”——“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些什么,但依然坦然为之”。

这样的犬儒者混迹于人群之中,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荒诞之事装聋作哑,顶多不过笑笑而已。与古代的犬儒完全不同的是,现代犬儒害怕暴露自己,在他们看来,公开展露个性是最危险的,最做不得的事情。古代的犬儒是独具“明澈‘毒眼’(evil gaze)”的人,古代犬儒不仅以此目光看穿虚伪、伪善和欺骗,而且定会站出来发出自己个人的批评声音。但是,今天“犬儒已经消失在了人群之中。匿名成为他们的藏身之地。”现代犬儒装聋作哑、谨言慎行、明哲保身,他们以这种方式融入社会。他们这么做多半是为了自我保全。这是环境的力量所致,但也是他们的自我选择, “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些什么,但依然坦然为之,因为在短期内,环境的力量和自我保护的本能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二者都在告诉他们,只能如此。别人也都是这 样,有的甚至更糟。”因此,“这种新的、融入型的犬儒主义甚至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或在作出牺牲,这是可以理解的”。

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是压迫性制度的受害者,而不愿意承认,自己因为顺从而实际上是这个制度的合作和同谋者。前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哈维尔在1990年发表的新年献辞中提醒他的国人,极权对人的败坏是长久的,“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 他还指出,所有人都应该为曾经出现过的极权主义制度承担责任,因为大家“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对极权统治下的个人责任,赫尔佐格的德国政治笑话研究得出了与哈维尔相似的结论,这使得他看上去似乎只是大众文化领域里的笑话研究有了更深刻的政治批判意义和更现实的历史反思价值。

【责任编辑: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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