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作品有《滞留在现代化中途》、《职业农民的兴起》、《现代性:西方经济理论传统的查审》等。

谁的城市,谁的故乡

导读

洗脚上岸、农民上楼、进城务工,画面看似美好,问题却也不少。城市的态度始终在热情与高冷之间,捉摸不定。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

城市创造着财富,也消耗着资源。

现代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刻考验着人们在选择城市、利用城市、规划城市时理性算计的能力。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以创造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城市功能定位,不得不逐步让位于以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质量为依归的新功能定位,谋求修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断裂。

城乡之间,孰为优先?

如果选择城乡截然区分的二元坐标平面,则雅各布斯可以被视为一个城市中心论者。在她的系列城市研究论著中,城市发展的优先序都是毫无疑问的。

最明确的一次回答在《城市经济》的第一章,题目就是“城市和农村,孰先孰后”。她认为,与今天的产业流是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一样,最早的农业也是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农村生产实际是由城市消费创造的,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经济的崛起诱致农村专为满足城市需求而形成的商品经济,由此再造农村。

雅各布斯还专门考证并批判了斯密以降“农业发展在先”的理论教条。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这不是由于城市中人更加聪明,而是因为那里有需求的集聚,人群的集聚,创意的集聚。

在一定意义上,雅各布斯也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尽管她对于现代性熏染下的社会计划者对城市发展的控制冲动多有批评。相比之下,另一位城市问题研究专家芒福德,就有很明显的后现代风格。

他们都是有忧患意识的,但所虑对象不尽相同,前者思考的是城市如何从就业创造、产业变迁(特别是制造业、服务业)的过程中持久繁荣等经济问题,概言之是城市发展不及的问题;后者则更多地带有一些对于城市过度发展所可能招致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塞、文化虚无等非经济问题,概言之是城市发展过度的问题。

从现代化历史进程来看,工业化是城市发展最主要的经济动力。蒸汽机甫一出现,便迅速为纺织、冶金、采矿、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和运输业提供了装备,城市中原有的手工作坊鸟枪换炮,原有的工厂则扩大规模。随铁路干线的大规模投资建设和矿产资源的深度开采,形成了一批交通枢纽、中小城镇、资源型城市。

工业企业的规模如果足够大,独居的区位优势又明显,则企业在向上下游延展其配套设施和协作关系、吸引人才流入的同时,也就逐步形成了城市本身,这是典型的公司镇(company town)。如果相反,则企业为了谋求更好的交通、能源、给排水、金融和商业服务以及人力资源,就主动向现有城市附近集聚。在现代城市中,建立在现代科技创新基础上的微电子、生物制药、新材料、精密仪器等新兴工业,由于其“轻薄短小”的集约化特征,更加适于利用城市的现有条件,表现出更强的城市集聚特征。

粗放扩张,野蛮生长

城市的进一步扩张,就不完全由经济力量所决定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一度流行一套“经营城市”的说法,就是把城市作为一项国有资产进行市场化运作,不断使其保值增值。相伴而生的,是普遍的旧城改造、开发区建设和招商引资热

城市之间的关系,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团和气,转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相互竞争。

城市中的景观是政府意志的体现,同时也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紧密相连,一旦本地利润优势不复存在,资本就会流向他处,外观上就表现为城市的衰颓。分税制下,地方政府获得了对分内之事的“经营”和处置大权,不必再担心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平调”其资源,城市政府逐渐从单纯的管理者向深涉其中的独立经营者转变。

此时城市政府推动市政建设的出发点已经起了变化,不再是单纯旨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还要致力于营造足够的商业气氛、改善本地的投资环境进而加紧对国内外资本的争夺。

“经营城市”的风行,已经演变为仅仅依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乘数效应所推动的畸形城市化,这种脱离城市产业结构和市场容量的“超前”建设,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城市房地产泡沫,打造了为数众多的有“城”无“市”的空壳化城市。越是二三线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越是具有“前瞻意识”、“大手笔”,马路异常宽阔,道路两旁高楼大厦亦是鳞次栉比,只是走得口干舌燥欲寻一家便利店买瓶矿泉水而不可得,定睛细看,却原来是人烟稀少的一座“空城”。

一些城市迫不及待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结构转型,搞城市建设和规划的冒进主义,极力排斥农业与制造业,一味鼓吹现代服务业,这种暴发户心态最终危及整个城市的命脉

城市动物生存史

芒福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城市的功能定位既高,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现代性的膨胀及其后果的失望就重。在他那部百科全书式的《城市发展史》的最后一章,芒福德不无遗憾地感叹:“城市文明除了改善的一面,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较黑暗的一面:战争、奴役、职业上分工过细,在许多地方,总是在走向死亡。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是人类生存生活方式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产物。它给人们带来过快乐和美好,但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城市的发展,并不是一首美妙无暇的浪漫田园诗,它也曾带给人们很多不快和伤害。

每座城市,都有着它的“黑历史”每座城市,都有着它的“黑历史”

城市未必能让市民的生活更美好。工业化时期的英国,由于缺乏统一的市政规划,在普通市民的住房问题上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在原有老城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往往将原来一家一户的旧住宅改建成兵营式的住宅,这些改造过的“筒子楼”,基本上是每间都要住上全家人;二是根据需要在厂房附近或者临街建筑的两三层质地很差的楼房。

与拥挤的住房相伴的是恶劣的卫生环境。现代工业初起之时,对水源地的依赖注定了水资源遭遇污染的命运。古老的“皇家之河”泰晤士河在工业化高潮时期变成了一条臭水沟。

无独有偶,《资治通鉴》里也收录了一段隋文帝时期君臣讨论首都扩建改造决策的文字描述,大臣们用了“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来描绘当时长安的居民生活用水质量,进一步具体解释为“京都地大人众,加以岁久壅底,垫隘秽恶,聚而不泄,则水多咸卤”,这说明当时的水污染主要是受到人口激增压力之下城市排污排水技术落后的制约,导致人畜排泄物污染了水源。

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有这样一段写实:

“在旧市区,有不少地方到处是臭水沟和垃圾堆,肮脏而无人照管。伯明翰的大杂院很多,有两千多个,工人大部分住在这种大杂院里。这种大杂院通常都很狭窄、肮脏、空气不流通,污水沟很坏;每一个大杂院四周有8-20幢房子,它们只有一面透空气,因为它们的后墙是和其他房子共用的,而在院子最里面的地方通常是一个公共垃圾堆或类似的东西,其肮脏是无法形容的。”

在今天,环境的恶化成为任何城市不适宜居住的主要标志。亚太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使之来不及消化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环境负效应,从而几乎完整地重走了一遍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个过程的“丰硕成果”包括:世界上最高的空气污染水平、不安全的饮用水、对人类健康有短期和长期影响的土地和水污染、主要城市因地下水超采导致的地面沉降等等。凡此种种,影响最深的都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功和对历史进步的无限乐观,给人类以自己的理性为自然立法的合理性和改造自然的强烈冲动。为了提高行车速度,古老的树木可以砍掉,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可以拆除,甚至千年古城也可以按照需要随意捏玩。

直到有一天,市民们认识到需要为孩子留下嬉戏的场所,为学校留出足够的跑道和操场,却为时已晚,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付出沉重代价。

现代工业技术的进步让人们有条件创造出虚拟的“自然环境”。城市向地下的发展或“地下城市”就是这样一种环境。当然,它也是很多巨型城市迫不得已的选择。这种环境原本是强加在矿工们身上的,现在却经过了精美的包装之后也让所有市民共享。地下隧道、地下广场、地铁,每一处都由机械控制,使用人工照明和通风装置。对于这样一个依据人类的感官经验合成的虚拟世界,芒福德刻薄地形容为“这种强加于人的要求,无异是对这些人未死先埋,或者至少是准备在胶囊中生存”。

城市是自然中的一棵树,“千城一面”的“钢筋混凝土森林”的城市是对人类理性的绝大反讽。在一个既丧失自然原生态属性、又没有城市公共空间、还缺乏城市文化品位的城市里,市民也就降格为“城市动物”。

未来,谁能上岸

城市也未必能让农民的生活更美好。各国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往往伴随着对农地的侵占和对农民的剥夺,所差异者,无非是剥夺之后的补偿程度。几十年来,千年传统的小农经济、乡土中国的简单二元结构,逐步变为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的全面二元结构,赋予了城市优先于农村、工业化优先于农业发展的特权。

城乡的断裂,正是所谓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首要表现。近四十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在对中心城区进行剧烈而反复的改建重建扩建以提高其土地利用效率和单位土地的交换价值的同时,也不断将城郊农田和村庄改造为新城,造就了进城农民工和城郊失地农民这两个倍受关注的群体。

洗脚上岸、农民上楼、进城务工,画面看似美好,问题却也不少。城市的态度始终在热情与高冷之间,捉摸不定。2013年,为了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型城镇化”提法出炉,紧随其后的2014年两会期间,提出了“三个一亿人”的目标: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在最新的几万字报告中,我并未看到“新型城镇化”提法,那么,妥善安置“三个一亿人”的计划进展如何,也许还须持续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请允许我在此使用“农民工”这一已经并不准确的表述)是决然不同于他们父辈的一代人,他们的根已从农村拔出,却依旧只能是城市中飘萍一样的存在。第一代农民工和他们之前的农村,之所以并不存在“乡村凋敝”(因而也就无所谓“乡村振兴”),是因为那一代人的根还在农村,他们的人、财、物还是十分有规律地定期回到农村。

所以我们看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和盖房的高潮,那些年坐高铁从长三角一路向西穿过江西、湖南,看到的都是一派热气腾腾搞建设、翻新房屋甚至新盖房屋的场景。

那很可能是农民工回乡的最后一波浪潮了

在那之后的这一代农民工,他们有更高的教育程度,他们挣得的收入绝大部分在所在城市就地消化,他们也不会傻傻地抱持一种落叶归根、光宗耀祖的心态,过苦行僧般的生活,只为攒下足够的钱回村里盖房。如果说他们攒钱的话,那么更可能是准备将来回到老家的城镇买一套房。他们将是彻底离开农村的一代新人。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精神文化层面。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时代真的变了。看看这些年来层出不穷的农民诗人、农民画家和工友诗社,你就能理解什么叫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了。他们显然是有更高精神追求和文化需求的群体,对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时代结束了,三瓜俩枣就可以随便打发他们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始终记得2001年张国立、焦晃出演的一部电视剧《忠诚》,里面有一句当时还理解不深、现在却回味无穷的台词:“高楼背后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现代化城市的光鲜亮丽并不是顺理成章、唾手可得的,市民们享受着互联网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流程再造与快捷便利的背后,是那些身在异乡、同样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辛劳奔忙。

谷雨故事:《去留化石营:CBD井底的城中村》插图谷雨故事:《去留化石营:CBD井底的城中村》插图

城市的最高职责是什么

城市有如此之多的麻烦,但是城市不会消失,因为当初驱使人们建立城市、居住到城市中来的那些基本生存需求和生活愿望,在今天还存在着,只不过,宜居的标准早已水涨船高。

今天的城市,如何才能让人的生活更美好?

这不仅取决于城市发展的主体设定的目标、所持的理念,也愈益受制于其规划的能力。后现代社会中的城市发展与规划,需要人类理性新的自我超越,这也是建立在必要的谦逊、敬畏之上的一种深刻内省

芒福德曾用诗一般浪漫的语言为城市精神高歌,它至今仍能使我们的心灵产生共鸣:

“城市最终的任务是促进人们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城市,通过它自身复杂和持久的结构,大大地扩大了人们解释这些进程的能力并积极参加来发展这些进程,以便城市舞台上上演的每台戏剧,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辉,明确的目标和爱的色彩。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上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范围,这一直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责职。它将成为城市连续存在的主要理由。”

【责任编辑: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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