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伯通

伯通,技校精英,码字民工,虎嗅首席评论员。致力反情绪写作,懒惰的焦虑者。

马东命中注定当“犬儒”

导读

如果都放下诛心之论,我们应该能看到,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无论许梁还是罗马,大家都在提升社会的总福祉,只要不是在“拉低上下限”,无论提升哪个象限,都是提升总象限。

几天前,音乐人梁欢在其脱口秀节目中,点名指责米未传媒创始人马东是个“狡猾的犬儒主义者”,“以犬儒姿态,心安理得的赚傻B钱”。

在当下,一位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知识分子,是不是犬儒主义者?是否在收智商税?这都是非常容易陷入资格论和动机论等低水平讨论陷阱的口水话题。事实上,早在许知远采访马东的视频引发围观时,类似的讨论就已经颇有声量,当然不可避免地,其中不少是噪音。

然而这终究是个值得严肃探讨的时代命题,无论是质疑方——许知远、梁欢们,还是被质疑方——马东、罗振宇们,他们都是当下公共舆论场中不可忽视的符号。探讨他们的分歧与碰撞,也可以使身为舆论场参与者的我们,在信息接收时有所取舍,不轻易被情绪裹胁。

“活明白了”

梁欢在节目开始,便对犬儒主义者定了一个易于辨别的标准——粉丝往往会用“活明白了”、“看清楚了”来形容他。

于是这些网上随处可见的言论,无疑成了标靶——

商人并不可耻,文人也很厉害。马东能在两者之中找到平衡,只能归结于他对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明白”。

如果说马东活明白了,那这位文人可是活透了,他就是罗振宇。

“活明白了”,这个词在形容向生活投降的中年人和取得世俗成功的知识分子时,有着近似的使用场景,但实质意味却截然不同。如果说普通人停止抵抗还颇有历经沧桑、成熟知命、稳重担当等趋向褒义的意味,那么知识分子在当下攫取巨大名利,则难免被诟病为娱乐至死、意义消解、收智商税等极度负面的评价。

因为知识分子的“活明白了”,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不再提供曾经起家的手艺:严肃的高欣赏门槛内容产品,转而投身于低欣赏门槛内容创业。

2.通过移动社交媒体积极拥抱大众,拥抱时代。不再反思、愤怒、抵抗、纠结,用罗振宇的话说“我不陪你们唱挽歌”。

3.坚决执行两件事:对个人品牌的打造、对商业模式的探索。从外界眼中的“社会公器”转变为“我先管好自己”。

4.获得无可忽视的巨大名利回报。

崔健有首歌叫《混子》,其中有段歌词,就是人们对“活明白了”的直观印象——

你说别太较劲了,你说如今看透了琢磨透了但不能说透了。瞧你丫那德行,怎么变成了这样儿了?前几年你穷的时候还挺有理想的,如今刚过了几天,你刚挣了几个钱儿,我看你比世界变得快多了要么是露馅了。你挺会开玩笑的,你挺会招人喜欢,你过去的理想如今已变成工具了……

“犬儒”的门槛

并不是谁都有资格被称为犬儒。比如罗马二人的前同事,央视名嘴方宏进,从直播到知识付费,从视频自媒体到“轻度学习师”,几乎把外界眼中所有的“智商税收割方式”都耍了个遍。

有人抨击他吗?没有。

再比如罗曾经的搭档,财经作家吴晓波,卖酒卖课卖音频卖会员,从日本卖到西藏,从千岛湖卖到盘古大观,哪一项玩法不是《罗振宇的骗局》中所描述过的呢?

外界骂吴晓波钻钱眼里了吗?即便有,也不多。

因此,被抨击为犬儒或骗子,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一是你本人要经历过一个“转变”的过程,像吴晓波这样多少年前就号召买房提倡享受物质生活的江浙文化商人,再怎样收割也无可指摘;而门槛二则是要达到可观的名利回报,像方宏进这样万事皆丧的主,外界也骂不起来。

于是规律明朗了起来——那些经历过“转变”并且获得可观名利回报的知识分子,就可能被业界抨击为犬儒或骗子,和犬儒的本意关联并不密切。可以说即便不是梁欢,也会有别人以犬儒或骗子的方式形容马东。

这是为什么呢?

许知远的上限,马东的下限

在人类社会中,我们提供或接受的绝大部分产品和服务,都可以划入两大类象限:一类是提升上限的,一类是提升下限的。

比如,屠呦呦研究某种化学成分可以抑制病症,对于病患而言,这就是提升上限,而制药厂通过开发试验,将屠呦呦的论文研制成药品,对于病患而言,这就是提升下限;新闻媒体通过采访调查,对于受众而言,这是提升上限,而女主播半夜直播,激情互动魅力四射,对于受众而言,就是提升下限;大学教授解析经济学讲义,对于学生而言,是提升上限,而某大师传授“通往财富自由之路”,对于学生而言,就是提升下限。

总之,提升上限的主要形式是研究、抨击、传授,往往需要思考和实践才能将价值转化为自身的实际利益。而提升下限的主要形式是娱乐和解决方案,能够及时获得益处。上限更多关注延展可能性,而下限更多强调实际获得感。

所以,许知远一直心心念念的是什么呢?许自己承认,他是个“到哪个时代都会批判”的人,他始终充满危机感,忧虑于当代个体认知和审美精神缺失,担心时代是不是越来越坏了。许这种“不合时宜”的姿态,所提供的价值其实就是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抨击,而这类价值是需要经过思考、求证、探索才能体现出来的。无论许说得对不对,他一直面朝的方向,都是在“提升上限”这个象限中挣扎。

而马东呢?他也知道《奇葩说》里辩论的议题,有不少早在他做《有话好说》,甚至早在五四时代就被充分争论过了,现在的深度和尺度或许还不一定比得过原来。但在《奇葩说》的时代,那些原本沉默的“95%”,也可以参与和关注到这些话题中来,马东通过极低的欣赏门槛和技术门槛,抹平了公众与思辨的代沟。无论马东做的内容品质如何,他一直努力的,就是“提升下限”。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直观规律:做提升上限的事情,任何时候都很难获得巨大物质回报;做提升下限的事情,则完全相反。因为两种方式带给受众的价值不同,从受众处获得的回馈自然也完全不同。

所以,不少从事提升上限的人,无论有意或无意,都需要“荣誉感”或“职业尊严”、“清高”来支撑自己。马东对许知远说“我不那么自恋”,整个社交媒体都哄笑了。但实际上,做许知远这行,如果不自恋就等于自虐——整天苦大仇深怀疑世界还没什么钱赚,如果自己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和那些丑辈同流合污,岂不是逻辑不自洽精神分裂?

而罗马们为什么可以“活明白了”?就在于做提升下限的业务,本身是需要拥抱大众的。你如果再传递某种需要纠结、咂摸、自忖才能获得的价值,你就不配当大众口中的“男神”,大众需要的是连篇累牍的金句,是永无尿点的视频流。

于是罗马们被称为犬儒和骗子的重要理由也就可以推导出来了,这些原本从事提升上限的严肃媒体工作者,在“转变”后成为提供低门槛娱乐和二手知识打包解决方案的提升下限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让渡了自己的“职业尊严”和“清高”,从而换取了巨大的名利回报。在外界,尤其是提升上限的严肃媒体眼中,这当然是件斯文扫地、犬儒的事情。

同时,提升上限者们的确看不起罗马提供的那些在内核上毫无突破、不求上进的内容产品,这些只是在包装形式上改头换面的东西就能获得那样巨大的商业成功,同样也是主要靠B端供养的提升上限者们所不能理解的。他们自然容易认为这中间有什么丑闻或巫术。

如果都放下诛心之论,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无论许梁还是罗马,大家都在提升社会的总福祉,只要不是在“拉低上下限”,无论提升哪个象限,都是提升总象限。梁欢对马东的抨击不少出自门户成见,并没有贡献有价值的讨论。

于是整起事件中,唯一受伤的可能就是马东的受众们了,凭什么他们就是梁欢口中的傻B?梁欢应该向马东的受众们道歉。

至于扣在马东头上的“犬儒主义者”——这个词在当下已经是一种成功的象征了,不是吗?

【责任编辑:陈四】
s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