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李永晶

李永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社会理论、近代中日关系史等;出版有《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东京留学忆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

侵华日军为什么如此残暴?

导读

在真相得到彻底揭发、道歉得到受害者回应之前,战争并没有结束;对于加害者而言这一点更是如此——他们将不得不背负沉重的道德上的罪恶感。

一、“遭遇”暴行现场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著名的《精神现象学》中有一个警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他解释说,这是人们在认识时事先假定某种事物已经是熟知的,从而不再去探索和追问。在人们的历史记忆层面占居固有位置的战争记忆,同样如此。比如说,当代有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探讨德国纳粹主义犯下的种族大屠杀罪行原因时,就对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解释进行了批评。他说,众多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释,“将刺痛从大屠杀中拔除了出来”,从而导致这种严酷的人类经验无法“以严肃的方式”进入到当代意识中去(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11年)。

这里之所以要援引以上两则说法,原因在于一种体验——阅读新近出版的由日裔历史学家田古治子、西奥多·F. 库克共同撰写的《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重庆出版社,2018年),读者会再次“遭遇”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的各种罪行的现场,“遭遇”历史真相,进而会“以严肃的方式”进入相关问题。众所周知的“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部队”是这种罪行的象征。这里摘录一段读者必然的“遭遇”的一个现场、即一位侵华日军情报人员对自身经历的回忆,来开始我们的探索之旅:

一把好刀无须费力,只要轻轻一动就能砍下一颗头。但即便如此,有时我还会搞砸。通常俘虏们的身体已经因拷问而变得异常虚弱。他们的意识半是清醒的,身体也会不自主地摇晃,并且下意识地移动。因此有时我会砍中他们的肩膀。还有一次,有个人的肺脏就像气球一样弹出来掉到地面上,这画面令我无比震惊。不过接下来我就会立刻全力向他的脖子砍去。因为动脉被切断,血立刻就喷溅出来。身体马上就会倒下,不过毕竟人的脖子不是水龙头,血很快就停止喷射。每次看到这种场面,我都会体验到一种狂喜。

这位自述者名叫鹈野晋太郎,负责情报收集工作。据他的自述,他大概砍过40个人的头,其中最多的一天杀过9人。他回忆说,“如果超过两周没有砍一次头”,就会“觉得全身不舒服”。面对两位学者的采访,他还非常坦然地说:“假如我们今天的会面是发生在战争时代,那么我见到你的第一刻就一定会注意到你的脖子。

上面引文描述的血腥场面和说法的直率,会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感到毛骨悚然,可能引发不适。这种回忆所造成的具有暴行“现场”的冲击感,打破了我们的日常的心境:战争中的暴行不再是“熟知”的,而是一种有“刺痛”的体验——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遭遇”历史真相的含义。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各种被冠以“屠杀”、“惨案”、“三光”等的罪行,称其为“大量虐杀”、即“以残酷手段进行的大量杀害”或许更为准确。尽管读者可能都或多或少看过相关的历史照片,有意或无意间读过相关的文字描述,但任何一次新的文字或视觉上的“遭遇”,依然会让我们震惊,让我们陷入沉思:侵华日军何以犯下如此罪孽?比如说,将鹈野晋太郎解释为变态杀人狂,显然并不符合事实;从目前公开的史料来看,侵华日军的这种残虐行为几乎遍及其所到之处。日军所制造的暴行,规模大小不同,但在残酷性上可以说上不分上下。

这种让人震惊的心理效果,首先源于日军进行虐杀的个体性特征——即日军个体针对受害者个体施加的各种暴行。侵华日军针对俘虏与平民的虐杀行径,根据后人总结,普遍包括了包括肢解、剖腹、斩首、挖眼、割舌、强奸、火烧、割乳、水淹等惨绝人寰的方式(参见孙俍工编:《沦陷区惨状记: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我们无意比较迄今为止人类史上所有屠杀的残酷性,但在最近一个世纪发生的暴行中,上述虐杀手段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行动所具有的“远距离和技术”特征——这些特征保证了屠杀者对受害者的“盲视”,从而保证了他们个人“道德完整”——形成了尖锐的对照。

这里要强调的是,上述鹈野晋太郎对发生在太原日军监狱行为的回忆,因其个体属性而穿透了时空与国家记忆——通常强调民族整体的苦难与抵抗的正义属性——的阻隔,它所形成的图像可谓瞬时显现、横亘在读者眼前,其势迫人,让读者以个体的方式“遭遇”真实的历史。这里说“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说其他记忆方式不真实,而是意味着历史真相的个体性侧面得到了突兀的呈现。口述史这种当事人现身说法的历史书写方式,将关于历史的个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异质性突显了出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侵入北平的日军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侵入北平的日军

二、历史记忆的个体性

对侵华日军的暴行产生关注,最初源于我在日本留学时代的一位朋友。某日闲谈,这位研究战争记忆的朋友突然问我道:你对南京大屠杀知道多少?我很吃惊,也很惭愧自己无法回答,因为重复一遍中学历史教课书上的描述显然不合时宜。后来某日,我到校内书店的外文区购书,发现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 1968-2004)撰写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赫然在目,于是就站在书店里翻阅了部分章节。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关于大屠杀的非教科书式的描述,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后来,我购买了这本书的中译本(题为《南京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5年),同时购买并阅读了包括日本历史学家津田道夫撰写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新星出版社,2005年)的数种图书和资料,算是对这一历史事件有了初步认知。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所发生的事情,从此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与整体描述,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中的数字,而是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受难画面。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上面的说法自然有着源于个体经验的局限性,但也不会因其个体属性而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真实个体的历史记忆建构的真实过程,是个体进入历史的一种真实的方式。同时,更重要的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出来——我们今日的读者阅读这种非教科书式的历史叙事时,可能依然难以理解,当年日军何以如此行事?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战后坚持的和平主义精神?

当然,很多历史学家都对日军行为进行了解释。比如,荷兰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在一本近现代日本史的概论中,给出了一个综合的回答:“一说根源在于日本文化的病态和武士道精神等因素;又说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恐怖行径,发号施令者远在东京,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还有说是吃尽苦头的军人产生了厌战情绪,继而大肆寻找发泄渠道”(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这三点原因涉及文化属性、意识形态、政治意图、现场的情境等,很能说明问题。

事实上,对于这些说法,我们不难找到相应的历史根据。比如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通过躲避于佛门而最终脱险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的钮先铭(1912-1996),在当时的回忆中就有“迫使中国屈服”的认知(钮先铭:《佛门避难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钮先铭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法国留学的经历,他及其同时代人们的判断,自然会让人们重视。

另外,布鲁玛的说法与前面提到的津田道夫的说法也有共同之处;不过,津田更强调了内在于平民自身的“虚无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精神结构的病理。他援引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鹿地亘的说法,认为平民的虚无主义表现为“狡猾的强盗性”、“不劳而获意识”、“趁火打劫性”、“地痞的破坏性”。这是一种强调内在于近代日本国民与文化的“野蛮性”的看法。关于这一点,钮先铭在回忆录中有所提及。另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与刀》(1946年)中,引述了一位日本作家的说法,大意是说,剥开日本人文明的外表,“露出的是海盗”,来表明近代日本人极端矛盾的性格。

对于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津田引用了被称为“有良心的”文艺评论家杉山助平在1937年年末《朝日新闻》南京支局记者谈话会上的一段说法,颇具有代表性:

我认为,战争一旦开始,为了胜利,为了确保战果,采取什么手段都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道德都是无力的,无能的。今后的战争,区别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迅速的歼灭也是一种慈悲。……我刚听了抱着儿子的死尸,在雨中持续哭了三天的支那老太婆的话。在莫愁湖边,躺着这个死尸。老太婆抱着这个死尸抚弄着脸,摩挲着脚,三日间持续地哭着。……然而,天就是无动于衷的!地也是无动于衷的!……所以我对这个眼泪满眶的支那人的苦恼,只是报以冷笑。奴隶的生命本不值一提。同时我们的生命也不值一提。当前,对于我们来说,惟有努力。惟有豁出性命保卫日本。

这篇文章题为《支那和支那人和日本人》,1938年发表在当时被视为进步综合杂志《改造》上。这种让人感到冷彻骨髓的虚无主义意味着对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命价值的全部抹杀。这种基于心理的或精神的分析,无疑显得很有说明力。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有一种说法,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情境的制度的“极权主义”根源:“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15年)。

那么,上面的解释是否能让读者从震撼中平息下来?答案可能因人而异。事实上,在我自己近年颇为偶然阅读的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比如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葛亮的《朱雀》、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张翎的《劳燕》等小说),每当“遭遇”到暴行场面时,尽管场面相似,依然会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震荡,让我一再从根底思考一些基本的、诸如人性、国家与文明等问题。小说构成了个体历史记忆的一个途径。

当然,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前面提到的社会学家鲍曼以及迈克尔·曼等将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行为追溯至内在于现代性的潜在属性,可谓对纳粹类型的残酷行为进行了深刻说明(参见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这些将大屠杀归因于现代官僚制度的说法,最初源于阿伦特在1963年使用的“行政性屠杀”(administrative massacres)的说法,用以说明庞大的国家官僚体制的非人格特征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译林出版社,2017年)。无独有偶,有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早在1949年撰写的一篇分析军国主义行为的一篇文章中,在分析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残虐事件”中的角色时,也使用了“官僚精神”(马克斯·韦伯语)一词,借以说明近代日本政治“无责任体系”造成的恶果(参见《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载《丸山真男集》(第四卷),岩波书店,1995年)。

不过,不同于德国纳粹以“死亡工厂”、“死亡集中营”方式进行的种族屠杀,侵华日军暴行主体的广泛性与个体性,似乎无法简单用现代的官僚行政制度的“恶”来加以解释。关于日军暴行的分析,似乎还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就此而言,当迈克尔·曼提到早期年代的屠杀比现在更加残忍时,他或许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线索。比如说,武士道被视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但武士滥用暴力的顶峰,就是“竟用无辜者的头颅来试那新到手的刀”(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6年)。这种暴力与残酷性显然只有在非法治的前现代才有可能。这种暴力,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鹈野晋太郎的回忆中,依然可以看到其痕迹。

这里我们无法继续深入探讨下去。面对历史的真相自身,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这或许是我们能心平气和地给出的唯一回答。事实上,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两位作者的心声。我们似乎无法祈求更多:日本各界有识之士正在努力进行这些方面的工作。这些致力于直面历史的个体的努力,无疑会让读者从震惊中恢复平静,获得面向未来、致力于未来的精神动力。

三、历史真相的复杂:731细菌部队的战后

历史的真相得到怎样的揭示,人们又从中获得怎样的经验与教训,这些都依赖于个体和群体的努力。2017年8月13日,日本放送协会NHK播放了大约50分钟的题名为“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的纪录片,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该片提出的问题极其尖锐:本来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何以参与到人体活体实验和活体解剖那些丧失人性的残酷行为当中去?

该记录片的主创人员以1949年苏联主导的731战犯审判(即“伯力审判”)的现场录音为主要证言,系统揭示了731部队组织者石原四郎(1892-1959)与当时日本医学界通力合作的事实——731部队的残酷暴行,是日本帝国精英源于精密的科学与理性算计的结果,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

石原四郎早年以第一名的身份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因其在731部队的特殊功绩,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升至陆军中将,这被视为军医所能获得的最高军衔。石原与自己的导师、时任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户田正三合作,先后选拔了40名顶尖医学研究人员到位于哈尔滨郊外的731部队秘密实验室进行所谓的研究工作。这40名人员的来源遍布日本大学与研究机关,其中京都帝国大学最多,共派遣了11名;紧随其后的东京帝国大学派遣了6名。为支持731部队的细菌与化学武器的开发,日本政府每年投入巨额的研究资金,折合现在约300亿日元,可谓是政府强力主导的国家项目;这一研究计划因而也被比拟为美国同期进行的以核武器研制为目的的“曼哈顿计划”。

日本战败后,美国为获得731部队的研究资料,以石原四郎等罪大恶极的“战犯”提供全部研究资料为条件,免除了他们的战争责任。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8日对联合国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1880-1964)下达的绝密文件及随后的“备忘录”中写道:“对美国来说,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对石井等人追究为战犯所产生的价值。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更为重要”( 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解密》,第二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结果,多达三千余人的受害者的正义遭到了第二次蹂躏——穷凶极恶者的罪孽,因所谓的国家利益而被掩饰起来;战后世界秩序的不义以及世界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731部队的研究始终以秘密方式进行,加之美日之间进行的丑恶交易,所有当事者都三缄其口,结果其罪行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石原四郎自然得以安度晚年,户田正三等人更是在战后的日本享受了医学权威的美名;其中,更有甚者、比如主导活体冻伤实验——实验活体从数个月大的婴儿到成人不等——的吉村寿夫竟然矢口否认自己参与实验的事实。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冻伤实验室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冻伤实验室

在石原四郎死去后,731部队的残酷行为逐渐得到了揭发。1981年11月,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出版了题为《恶魔的饱食——“关东军满洲731石井细菌部队”恐怖的全貌》的纪实作品,731部队的真相开始大白于天下。这部书前后卖出130万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1985年8月,英国ITV电视台在英国播放了名为“731部队——天皇是否知道?”的电视节目。同年12月,美国ABC电视台购买了这一节目,在美国播放(西里扶甬子:《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沈阳出版社,2017年),731部队的罪孽进一步为人所知。日本的有识之士,比如历史学家常石敬一、松村高夫、吉见义明等人,也对731部队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在上面介绍的纪录片中,NHK更是不为尊者讳,将复杂、残酷的真相再次呈现了出来。

当然,历史记忆并不仅仅依赖于上述研究成果的客观呈现。如前文提到的一样,个体的每一次与历史事实的“遭遇”,更是构成了当下记忆乃至历史自身的一部分。那些遭到虐杀的个体生命,比如说,那些仅仅被称为“马鲁太”(又译为“马鲁他”,即实验材料之意)的无名生命,属于他们的正义如何才能得到哪怕一丝的挽回?将本来是被俘的抗日士兵或游击队员污蔑为“马贼”,731部队的研究人员试图维护自己的“道德完整”。那么,那些成为活体实验牺牲者的妇女和儿童呢?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详细记载了一些罪孽的现场,其深刻的用意正在于此;这里抄录一例:

1943年的某一天,他们把一个中国的少年带进了解剖室。据原部队人员说,这个少年并非“马鲁太”,估计可能是从哪里拐骗来的,详情不得而知。……这位少年年龄约十二三岁。……他们首先把浸透了哥罗仿(麻醉药)的脱脂棉捂在那个躺着的少年的嘴和鼻子上进行了全身麻醉。……从这个沉睡中的少年身上依次取出肠、胰、肝、肾、胃等各种内脏,分别计量之后把它们丢进了桶里。……取出的内脏,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还在不断地抽动,进行着收缩运动。“喂,还活儿着呢……”不知是谁这样说道,这可以再造一个活人。

这是让人窒息的描述。森村诚一写道,这个少年“本人也不会知道自己被活生生地解剖的理由”,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理由——据一个原731部队人员回忆说,解剖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得一个健康的男少年的内脏。”森村在书中,还记述了一个俄国母女二人惨遭杀戮的细节;事件发生在1945年7月,日本投降的前夕。一位原731部队人员这样作证说:

母亲个子不高,一头金发,30岁左右;那个女孩最多不过三四岁……即将往室内送毒气时,偎依在母亲脚下的那个女孩还抬起头来,从玻璃屋内以好奇的目光环视着四周。母亲用双手静静地按着这颗放射出天真目光的褐色头发的小脑袋。这时,女孩把头贴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也不动……正在这时,毒气喷射进来了。……可怜的母女俩人紧紧地靠在一起先后断气了。母亲的手始终放在女儿的头上。……当时我的工作是……握秒表,测母女咽气的时间……

人世间的残酷与个体命运的悲惨,或许莫过于此。尽管如此,如同西里扶甬子指出的一样,731部队的队员们,“没有同其他多达1000人的甲乙丙级战犯一同被处刑,而是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以被‘尊敬’的市民身份生活着”,在“子孙绕膝”中“静静地老去”(同前,“前言”);在历史罪恶未得到清算的情况下,人们若无其事地享受着731部队活体实验获得医学成果。这也是历史的真相。

四、罪孽发生之后:救济还是忘却?

关于侵华日军的暴行,如果说后世学者的总结,由于其固有的抽象性和客观性而掩饰了一部分人类经验的意义,那么当事者的说法,就成了我们认知历史真相时相对有效的参照物。比如,本文开篇处提到的鹈野晋太郎在其口述当中,曾自问自答道:“你或许会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杀人。因为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这可能是侵华日军在暴行现场的逻辑;而在暴行现场之外,有着深一层的观念逻辑:

我抱定这种信念并按此行事,确信自己所做的是“正义之事”。因为所有人都是按照长官的指令行事,这是为了国家利益而行动,是在为祖先的英灵尽孝。在战场上,我们从未看重中国人的生命。当你一路高歌猛进时,失败的一方看上去真的很卑劣。因此我们认定,大和民族是更高级的种族。

这些说法,反映了日军暴行发生的一些原因,包括现场的情境与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与学者的总结不同之处在于,上述引文是一个真实加害者个体的回忆——那一刻他既没有掩饰真相的必要,因为他已经获得基于法律判决与惩罚后的免责,更无夸大真相的必要,因为他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正在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深深地忏悔”。那么,这种微观的回忆与记忆的真实属性,是否最终说明了日军肆意施加暴行的原因?我们很难对此进行判断,更无法代替他人进行判断。

面对伤痛记忆,人们获得精神安慰的途径或许只有两条:其一是获知历史的真相;其二是获得来自加害者的道歉。对于暴行何以发生的解释,从属于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在这两点上,发生在距今近70余年前的这场战争,至今仍未终结——尽管有许多日本有识之士在致力于发掘历史的真相,并对受害者进行道歉,但作为国家代表的日本政府,表现得并不合格。

退一步而言,即便日本官方可以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国策进行某种程度的正当化辩解,但对于确凿无疑的事实——日军针对无数个体的惨无人道的虐杀行为,除了坦然面对、真诚道歉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然而,作为国民代表的日本政府,似乎尚未意识到问题的所在。西里扶甬子在其作品中写道:“我认为,日本在学校里向下一代传承如此真实历史的努力显著缺失。中国人的‘怨’来自何处,为何他们所报为‘德’,年轻的一代完全没能理解”(同前,第419页)。

西里指出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人们对日本历史教育问题的普遍共识。比如,日裔美国学者米山·理佐指出,战后日本国民仅仅记得本国在战争中诸如遭受原子弹打击等的苦难部分,而“不敢将日本帝国的殖民地统治以及在日本人民的名义下实施的残暴行为作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加以叙述,支配着这一行为的,可以说是‘忘却的政体’。”米山接着指出,这种政体的既成性格、亦即沉默与隐瞒,与战后冷战世界秩序有着共犯关系;但在冷战结束、全球化加速的1990年代以降,承认过去的错误并进行道歉,才是日本政府最有效的策略(小森阳一、高桥哲哉编:《超越民族与历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众所周知,“以德报怨”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对全军下达的命令,告诫将士不要对缴械的日军进行报复。这种宽大的人道主义胸怀,真实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人道主义本质。我们继续看一下鹈野晋太郎的回忆:

每天我都提心吊胆,担心明天自己会不会被处以死刑?每每想到此处,我都彻夜难眠,睡梦中常常听到母亲的呼唤。但是,中国共产党给我的惩罚只是13年的有期徒刑。宣判之后,幸存的中国家庭质问法官并且大声哭诉。而最后的结果为,我只要服刑8年就可以出狱。……我由衷地相信,是中国共产党饶了我一命。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美国人和盟军大不相同,后两者绞死了1068名俘虏。

这是国家层面上“以德报怨”的结果。战后的日本社会当中有着一股强大的和平主义思潮,这与普通的日本国民对自身在战争中的遭遇以及对战争的深刻反省有关。鹈野晋太郎能最终对自己的暴行进行忏悔,更是与战后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宽恕政策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精神的确立,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2009年8月15日,日本友好社团在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为抗战中死去的中国平民进行悼念2009年8月15日,日本友好社团在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为抗战中死去的中国平民进行悼念

五、尾声:我们要怎样的历史记忆?

本文在叙述过程中,还触及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即关于历史的国家记忆垄断或者说代表了复杂的历史记忆自身。尤其当个体记忆被国家记忆所代表并遮蔽时,人们就失去了审视历史与文明进程的最重要的视角,即人的尊严与权利。对于这一点,旅日中国学者聂莉莉的一则说法引人深思。针对日军731部队以及1644部队于1941年11月4日在中国常德发动细菌战的后果,她从受害者历史记忆的角度,颇为详尽地记录并分析了幸存的当事者及遗属的证言(聂莉莉:《伤痕:中国常德民众的细菌战记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在全书的最后,她写道:

一直以来对日本军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指责是笼统的,缺少活生生的每一个人、家庭、地区社会被侵害的具体形象,对其反人道性质的追求缺失了人本身。受害者的痛苦经历应该是反映出犯罪者原形的“镜子”,活生生的具体的受害经历,能够清晰地映照出加害者对人道进行侵害的原形。

这种对“受害者痛苦经历”的记录,可以说是将前文提到的“刺痛”还原到人们的历史记忆当中。无需说,读者在阅读这部书中的民众证言时,必然再次“遭遇”罪行的现场。这种现场感是其他记忆方式很难提供的珍贵体验。所谓的“以史为鉴”,对于个体而言,归根结蒂就是以自己体验的或记忆中的历史为坐标,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构一个有意义的秩序,从而为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意义体系与心理能量。

这么说的目的并不是要指出在共同体生活中同样不可或缺的国家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局限,而是要将我们的历史认识引向深入。在人们的历史意识和现实的行动之间,往往有着人们觉察不到的直接关联,并最终决定着我们时代的文明属性和文明程度。对于遭受侵华日军迫害的个体及其遗属而言,如同他们今日的证言所彰显的一样,战争并未简单的结束。这些个体的生命与福祉,有必要纳入到某种“国家记忆”的秩序当中,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战争已然终结。

至此,我们有必要重复一下前面提到的一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真相得到彻底揭发、道歉得到受害者回应之前,战争并没有结束;对于加害者而言这一点更是如此——他们将不得不背负沉重的道德上的罪恶感。这就是米山·理佐所说的“忘却的政体”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看到日本有识之士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致力于揭发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种种罪孽,并试图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对各种受害者进行救济。无需说,来自加害者一方的这些行动,在促使历史和解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所选事例与引述多取自日本(或日裔)学者的著述,用意也在于此。

2018年4月2日,常年致力于追究731部队真相的日本有识之士做出了新的努力;他们结成团体,要求京都大学取消一位名叫平泽正欣的人的学位。平泽是原731部队的队员,1945年5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人们要求取消的理由是,他的学位论文使用的实验数据,正是来源于人体的活体实验。这一最新的举动可谓是对历史真相的继续揭发,也是对和平主义精神的坚持与维护。在这些真实的个体的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曙光。本文重述历史的目的,也正是在于获得一种深度的历史认知。

【责任编辑: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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