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宋金波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前林调队员。专栏《林调队笔记》,记录在西藏十年间的人事碎片。

只要还是“洋葱围城”,上海离伟大城市依旧很远

导读

“海纳百川”,是上海给自己的一个符号。大部分上海人都愿意表明自己认可这个政治正确的立场,但与此同时,上海人对于自己存在感和独特性的焦虑也挥之不去,争议从饮食到语言,从当初的“过年吃饺子”到“姥姥”。

6月28日,我写了一篇短文,事关家附近发生的一起针对小学生的凶案。到今天(编注:7月5日),也就是凶案发生后第七天,这篇名为《6月28日晚的浦北路》的短文,单在我只有1000个粉丝(6月27日数据)的个人公号上,后台显示点击量是350万。

转发阅读的大部分当是上海人。

后台可以看到留言将近2800条。微信公号规则所限,能放出来为读者所见的只有100条。这相当遗憾。大多留言用心动情,我只能在手机上一条条浏览过去,算是交待。

多数留言都符合具有正常心智情感的人设:痛惜生命,谴责凶手,激越或平和的反思。很多外地读者的痛惜之情不亚于上海居民。相当多上海居民的留言,要么回避,要么直接表达了此事不应成为无端指责外来人口的借口。

一个育儿类公号的呼吁一个育儿类公号的呼吁

也有极端的声音,包括寄望于用体制强力肃清街面的呼吁。是小部分,却因为刺耳而响亮,令人心生恐惧。

我相信更主流的声音代表了最多数的上海居民。刺耳极端的声音,不能说完全无视,起码不会吸引我更多关注——选择刺耳的表达,本来就是吸引关注的策略。

不过,两种声音确实标识了上海城市内里气质的两极,如同两张面孔,两个表情。大部分上海人,多多少少,心境不能不被矛盾而纠结的两种表情映射。

很多上海人写过上海,那是一个繁花般的世界。既然一个“新上海人”偶尔的记述,可以在伤痛袭来之际成为城市共同情感的寄托,我想尝试从个人视角来观瞧一下这个大城,也许会有一点不同的感觉。

我曾经在几个城市生活工作过,从哈尔滨到广州、武汉、长沙。除了上海之外,最长时间是在拉萨,差不多十年。在这些城市,我都有自己特别钟爱的当地饮食。我会说点据说口音地道的拉萨藏语,也能用四川话谈笑风生。在武汉只一年,可以在街上辨别出路人说的是武汉话还是宜昌话。

但是我在上海生活13年了,不会说上海话。我对本帮菜也不是很感冒,全国各菜系里大概只有这个例外。

我自认不是一个容易产生刻板成见的人,这一现实让自己也有些沮丧。最终我理解为问题最初出自下意识的抗拒,至少是消极。

2005年底,我第一次来到上海,入目的是一派晴朗下街面上薄雾濛濛。其后的13年里我见过那么多魔都的昏晓阴晴,却始终不曾忘记第一眼印象,明朗之下的暧昧,暖阳里冬的凉薄,多面而丰富,一眼看不到深处。

此前对上海的具象认识,还是再早十年前。1995年底,我大四,当时的女朋友,闹了别扭,一气下放弃期末考试,直接赶回福建。那时从哈尔滨到福州要从上海转车,她走得急,只带够了到上海的车票钱。等我知道这些窘状,她已到家。原来,在上海火车站,几个来向她倒票的十六七岁小“黄牛”,了解了她的困境,不仅送她一张车票,还赠了二十元钱盘缠。

一个温暖,甚至有点豪侠有点浪漫的城市。就是上海。我当时想。尽管几位好心的小“黄牛”,未必是“上海人”,但这么好的故事,毕竟发生在上海。

刚到上海时,已经有十年工作经验,此前常到北京出差。所以上海吸引我的,不是高楼高架,个人也欠缺当年很多毕业生初闯上海滩的命运催逼之感。甚至来到上海,都是一个相当偶然的机缘。我不曾有意追逐过这个城市,也因此,能以更平和的心态观察和理解她。

此前的工作经历,让我对机关中人和乡野民众都有足够密切的接触,偏偏缺乏对城市中流动人口的了解。

意识到这一点,是首次办理居住证。那么多麻烦的要求,以及令人感觉不适的表情,冷淡已算正常,还有不耐烦甚至声色俱厉的……

那天我在MSN签名上对着城市爆了粗口。我难以理解,为什么要提交一堆证明自己身份和证明自己清白的材料。“我们不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吗?”我在博客中记下了自己的疑问。

当一个人只有上海居住证的时候,哪怕在这个城市生活工作了一生,也不能自称是上海人。

当一个人有了上海户籍,得到了一个“新上海人”的称号时,他对“上海人”这个身份注定是犹疑的。

当然,很快我就知道,不仅是上海,在大部分城市,类似的情况都是常态。我提出的问题当然是个重要的真问题,但是,太久无人在意,反倒显示出一点滑稽。

不久前,一篇名为《北京,谁的首都》的网文刷屏。一位北京作者这样评价:“就像菲佣在香港住满七年也拿不到永久居留权一样。”

对一种说法在常识逻辑上明显不合理之处视而不见,不可被说服,近乎信仰的偏见。

在东北和西藏,我都有与少数民族同胞长期相处的经验。不同族群间难以避免的隔阂,微妙的氛围,甚至粗暴的情绪,都见过。我不认为某个地域的人比另外一个地域更容易在滋生偏见。有些区别,只能是环境给了人性太多被试探的机会。

区别不是来自性情差异,而是地方的政经情势驱动。这种差异,往往是群体、机制、带有绑架性的,而非个人、个性的。有些境况下,考验的不是一个人对何为正义公平的判别能力,而是对不义不平站出来说“不”的勇气,特别是面对自己容身其中的小共同体说“不”。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剧照《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剧照

在银行排队,进门看见人多,往往不自觉地脱口而出:怎么这么多人啊!那一刻,人是不大注意自己也是造成人多的因素的。但当坐稳排队,再看见新来人时,心态却会发生微妙变化,这时候,他会隐隐觉得自己与先期来排队的诸位,已然在同一个阵营。

先后顺序只是人群的一个排序因子。如果还有更多的分类和排序因子,比如年龄,比如性别,或者其他身份,阵营的划分,近乎无限可能。

人总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设置界限。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些自愿支边的毕业生,在本地藏汉同事面前,多习惯于讲内地的好,繁华现代与先进。但在内地来的旅游者面前,又更愿意强调自己“在藏者”的身份。

如此身份变异,颇为鸡贼,却也是人之常情。这时候的人,实际上像洋葱的一片,对里面,是一副面孔,对外面,可以是另一个面孔。

每个人总会处在某种夹层中。每一层洋葱都觉得自己是需要被重视和照顾的一片,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起共同体,特别是当有利益得失或安全感焦虑时。

“海纳百川”,是上海给自己的一个符号。大部分上海人都愿意表明自己认可这个政治正确的立场,但与此同时,上海人对于自己存在感和独特性的焦虑也挥之不去,争议从饮食到语言,从当初的“过年吃饺子”到“姥姥”。

与其说围绕“饺子”和“姥姥”的争议是一种文化自觉,不如说首先是基于利益的防护本能。身为一个上海人,即使再低调,也不能回避一些语境。

上海人(其中还有“真正的老上海”)、“新上海人”、“来上海的人”,分层的依据,类似于血统纯度。早期的上海,户籍制度将利益与身份绑定前的上海,“上海人”没有今天这么意味深长的涵义,或者说,是不是上海人,也没有多大干系。那么多从四川湖北江苏来到上海滩的三教九流的猛人,都可以在这个城市闯出一片天地。

没有真正的自由流动,人人都将困于“洋葱围城”之内,无论在上海还是其他城市,概莫能外。

解放前上海苏北人聚居的棚户区解放前上海苏北人聚居的棚户区

树立异己、对外歧视,可以用于区分自己的群体,增强群体认同感。眼前世界杯“真”球迷对“伪”球迷的鄙视,以及他们共同对于非球迷的鄙视,就是一例。

几乎每个层面共同体的界定,都习惯性地要从鄙视链中获取滋养和能量。一个人在面对上海人时被拒于“乡下”不得入城,可在另一个维度,比如在南方对北方的鄙视链上,他又可以心安理得把自己纳入“洋葱皮”之内,哪怕是距离核心最远的一层洋葱。

在“先来后到”这个问题上,不仅在上海,城市的后来者在讨论时往往略显自觉理亏,好像真是后来者抢了先行者的福利,而很少申明权利来源于一个更大共同体内的根本共识。“本地人”对这个命题也默不作声,“腾腾地方”已然是善举和功德。

我怀疑双方内里秉持的都是同样逻辑,假如墙里墙外易位而处,那么,情势也无非是一个神似的镜像。

但是,这种身份的自觉,鄙视链或反向鄙视链,不全依附于地域或户籍身份维度,还有其他分层。个人观察,本地居民中收入偏低的,更容易对“外地人”表达某种不满,相对应的,外来人口中收入较高的,对于偶尔遇到的歧视言行更不敏感,对于上海的认可度更高。

这符合许多类似调查的结论。共同体内部分化导致的焦虑,能自然转化为对“外来者”的不满。2018年,类似的逻辑不仅在国内地域间可见,还从上海这个窗口折射出去——全球化遭遇的最新挑战,实际上始于同样的困境。

我和家人,都有很多生长于上海的朋友。他们都正直而包容。即使从我本人来说,我与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见证了它十多年间的成长变化。

我已经开始喜欢这座城市。任何人在上海住了这么久,都很难不喜欢这个城市。

上海的好,往往要住上相当长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一下,到另外一个城市。比如,到武汉,在某个街道口,忽然意识到上海的不一样。一位武汉土著的朋友曾经形容那个街道口是“行人如果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就会被撞死”,与此同时,除了斑马线,到处都有行人“横行无忌”。

清晨等待过街的上海居民清晨等待过街的上海居民

又比如,在地铁上,遇见不文明的人和事,上海的阿姨通常是毫不含糊地上前干涉的。那种自然的勇气,能令在场的男士惭愧。

还有件小事。某天深夜回家,路上远远望见一位拾荒的流浪者在翻检大垃圾桶。冬夜甚寒,走近时,我掏出十元钱递给他。他有些奇怪地看着我,摇摇头,嘟囔了一句,自顾自继续去翻垃圾桶了。我只好尴尬遁走。

不是大概念,都是小细节。

我坚持认为,在中国,上海是最容易让人感受到文明气息的城市之一。我不接受那种相对主义论调。不同城市的市民在人格上当然无论贵贱,但在文明素养的表现上,确实可以有高下之分。

然而,某个维度而言,我们所有的城市确实只有程度的区别。它们实际上是一节节车厢,分成软卧硬卧硬座和站票的车厢,而且还有尚未上车的人等。上海,无疑是票价最贵的头等车厢之一。

上车,上最好的车,成为最理性的选择。这使所有的中国城市和它们的市民,都自觉地成为一层洋葱,都很容易以本位为中心,展示内外两张面孔。每个车厢的乘客在一节车厢与整列列车的两种身份之间,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取舍。

最大的共同体认知早就存在,比如汶川大地震后各地民众所表现出的共同体意识。不过,今天中国的特定政策背景下,城市之间或地域之间,如何界定和维护地方利益,实际操作中仍缺乏明晰刚性的程序。身份的飘忽摇摆,多源于此。

在今天,从对外的角度,上海仍然是中国城市中最外层的“洋葱皮”。上海的对标,只能是那些伟大的国际化都市。

记述1990年代后俄罗斯政经局面演变的《寡头》一书中,讲到卢日科夫长期担任莫斯科市长,强势拒绝外地人随意移居莫斯科,莫斯科宛如“国中之国”。与此同时,莫斯科保持了多年经济繁荣,市民满意度不低。莫斯科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吗?这个问题,在莫斯科人与莫斯科之外的人看来,相信有完全不同的答案。

真正的国际化都市,应该是像纽约这样的“熔炉”,而不是“归化所”。

七天前的悲剧发生后,有评论将其背景与上海的市容与外来人口管理联系在一起。我反对过于简单的关联。但排除具体案件,仅就城市的未来而论,又确实有太多评议的空间。我家附近所见,已经有不少街边小店在过去一年多消失。上海城市人口控制的良好成效,此举或亦有贡献。

上海某路即将拆掉的街边小店上海某路即将拆掉的街边小店

一个伟大的城市,应该能引领它与它的倾慕者走过危难,少年派所经历的那种危难。这样的考验,还远未到来。

欧里庇得斯有句名言:“出生在一座著名的城市里,这是一个人幸福的首要的条件。”

然而,能让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幸福,才配得上成为一座著名的城市;能够让生活中城市之外的人们对这座城市心存敬仰,不仅仅因为这里生活富足,而且有自由宽容的空气,才称得上是伟大的城市。

假如中国将来有伟大的城市,上海会是第一个吗?

【责任编辑: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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